回看“中原突围”（下） ——写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七十周年 余不洁
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全国民众盼望和平，特别是在美、苏的压力下，国共双方都不得不表示愿意和谈，并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公布了国共双方关于重大问题的政治承诺，这就是“双十协定”。在协定中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承诺： ……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基于此协定，新四军5师的根据地就是需要撤离的最主要的区域。半年多以后，在浙江、湖北、皖南等多个区域的中共部队都已经按协定撤出，位于中国最南端的两广纵队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乘坐美军的运输舰平安北撤至山东。然而，毛泽东却并没有让孤悬在陇海线以南很远的新四军5师撤走。实际上，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也就在双十协定公开发表二十多天后，中共中央就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明确指出：关于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请不要再提。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毛泽东便对新四军5师和鄂豫皖根据地另有安排。 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控制了5师根据地鄂豫皖的主要城镇，基于这些地区经济和战略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此部署了十一个军二十四个师以及八个游击纵队约三十余万人，中原军区完全处在严密的军事包围当中。一九四五年底，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电告中共中央军委：“提议改变方针，以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原地留游击兵团。”随后，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联名请示中共中央：“配合华北确为重要，但以莫大伤亡减员，再坚持时间，确有不利”。到来年一月，中原军区报告中央，数万人已经到了无米为炊的程度。三月，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派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赴延安，向中共中央面陈实情，毛泽东要求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 当时，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和国民党军队艰苦周旋，战局一度极为不利。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所部在吉林四平与国民党军队激战30余天，由于战斗失利，不得不于五月十八日自行撤退，次日毛泽东“补发”了同意撤退的电报。当月，黄克诚曾向毛泽东电告，“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多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削弱。”“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黄克诚军事文集 414页）。中原军区部队的固守，显然吸引了国民党的大量军队，减轻了东北的压力。前来中原军区视察的周恩来说：“你们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开战，以减轻关外的压力，已经成为中共的必然选择。 中原军区部队来自三个体系，由于整合仓促，指挥困难，面对强敌，无法取胜，其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中原军区的数万大军不得不在方圆不到一百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挣扎。而这支部队坚守在国民政府必欲控制的区域内，战争自然无法避免。可是，当时的中原军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郑位三），局面极端危险。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初，毛泽东继续来电，“不轻易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挑拨之计原本是施加于两个合作单位之间的计谋，让他们产生间隔、不团结。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对部下说这样的重话，足以警醒李先念、郑位三等鄂豫皖根据地干部，要注意自己的另类身份，不可轻举妄动。否则，便是听从了敌人的挑拨。 经历了西路军惨败后的磨难，作为新四军5师师长和政委的李先念不得不谨小慎微。早在抗战期间，当李先念所部在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时，延安竟然流传起来四方面军某些人贼心不死、招兵买马的传言。在毛泽东一再要求部队要全力发展的时候，新四军5师却被告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中央并且派原新四军2师政委郑位三前来进行整顿。只是宅心仁厚的郑位三并没有进行人事清洗，但给了李先念一个忠告，那便是勿忘高敬亭的前车之鉴。高敬亭和李先念曾经是同睡一个铺的战友，作为鄂豫皖的翘楚，他统率的红28军是当年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南方地区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武装，也是新四军成军之初最大的一支力量。然而就在部队整编后仅仅一年多，高敬亭竟然被处决。从全局来看，处决高敬亭不过是毛泽东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后，全面整肃四方面军的一个步骤而已。在此前后，还有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九死一生来到新疆的李特、黄超等被处决，四方面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等一批四方面军将士在延安被处决。 其实，在抗战结束后，李先念有机会率部向东进入华东解放区，或向北到晋冀豫鲁解放区，只是因循保守未能成行，不得不帅部在方圆不足百里的根据地苦熬。最终在中原军区部队面临被全歼的时刻，他们才得到了毛泽东允许突围的命令。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李先念、王树声等率领军队分两路向国民党部队发起攻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部队突围后，分别进入陕南、鄂西北地区。这里山大人稀，地瘠民贫，粮食奇缺，战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无法医治，其艰苦程度甚于长征。“集中则遭敌正规军围攻，分散活动则受敌地方保安团队袭击”（夏夔《军事历史》2002年第4期）。中原军区在这场战役中付出惨重代价，数十位县团以上干部牺牲。李先念多年苦心经营的新四军5师的五万多主力，只有七千多人得以保全，干部旅数千名干部损失殆尽。中原军区最终不仅根据地完全丢失，其指挥体系也彻底解体，此为国共内战当中之唯一一例。陈毅在后来接见中原部队的干部时告诉他们：“前不久，在延安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 东北决战的成功对中共取得全国性胜利固然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中原军区部队为此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是否必要却是值得探讨的。战争中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战略上牺牲某一支部队，而成全另一支部队，不仅显示了决策者的铁血精神，更反映了决策者的利害考量和未来的权力布局。这次中原军区的长期困守，以及后来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付出重大牺牲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些军事行动无论名义如何，本质上都是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和转移到自己头上，李代桃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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