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死鲁迅延安复活 （下） 

     余不洁

毫无疑问，最关键的因素是鲁迅已死，不会再有变数，也不可能驳斥这些。其次，鲁迅生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资历、声望和形象值得一用。最后，不可忽略的是，鲁迅生前思想的确激进，并深受中共影响。不过，毛泽东并不可能真正认可鲁迅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毛泽东看好的仅仅是鲁迅的躯壳，并不是鲁迅的精神。那仅是在其权威不足的时候，不得不借用一下鲁迅的招牌唬人而已。正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胡乔木针对萧军“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而做出的批判，“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在此后，那个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端恶劣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足以证明，毛泽东的方向和鲁迅的“方向”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坚持“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去歌颂去暴露。中共后来的历史告诉了世人党性是什么：党性就是奴性，党性就是兽性，党性就是排斥人性。所谓站在党的立场上，奉旨批判，就意味着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意味着把文学和艺术完全简单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待敌人的优点也要攻击，对待自己人的缺点也要掩饰，而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则完全取决于毛泽东一时的需要。昨天的朋友和战友，今天就可能成为他的敌人。毛泽东是绝对不需要针对自己错误的批评者，他曾经讽刺那些“吃着延安的小米，却骂着共产党的文人”，根本没有摆正自己和党的位置，公然将这些知识分子当作自己豢养的鹰犬，让文艺成为毛泽东和中共的婢女。当然，毛泽东骂着“吃着延安的小米，却骂着共产党的文人”的同时，却鼓励吃着重庆大米的人，去骂国民党。“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

不知道是否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北大才子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对延安在国难当头之际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做出了“略带苦涩味”讽刺，此举让毛泽东极为震怒，后来，在整风运动中把王实味定为“托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后竟然秘密处死了这位北大才子。毛泽东一再鼓励人们学习鲁迅，要不怕杀头，要舍得一身剐。其实，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与其说是鼓励还不如说是威胁更加准确。否则，掌握生杀大权的毛泽东为什么不可以停止文字狱，不去杀害那些书生？

毛泽东夺得天下后，鲁迅这个形象依然被高举着，然而面对政治高压，鲁迅精神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却引来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一九五七年，那位藏在鲁迅身后的中共党员冯雪峰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这年七月七日，著名翻译家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鲁迅与我七十年》）如果有人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有怀疑的话，不妨看一下此前胡风的下场，他的经历无疑给这段话作了一个无可辩驳的注脚和见证。胡风作为鲁迅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在他身上体现了更多的鲁迅的风骨，他的下场无疑反映了鲁迅如果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必然结局。

假若鲁迅能够活到中共建国，毛泽东最多不过赏赐他一个文联主席而已。那些所谓的“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导师、领袖”等等称号，除了别有用心之外，至多都不过是一些谀墓之词，是绝对不可当真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鲁迅真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那胡风就没有资格做反党集团的头子了。在毛泽东晚年已经成为不可触摸的神祇之后，鲁迅的形象也自然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不再以领袖和民族英雄出现。许广平在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文章中写到：“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

据说，当年冯雪峰向鲁迅描述他们理想中的美好前景时，鲁迅却对他说，将来你们到来时，我将要逃亡，因为你们来了之后首先要杀我。冯雪峰忙说，那弗会、那弗会。可见，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对自已像奴仆般被所谓的革命者任意驱使，还时时刻刻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和警觉，并不时发出抗议。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显然，活着的鲁迅未必会为毛泽东当牛作马的。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

有我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鲁迅：影的告别  1924年9月24日）这里记录的可能是那个真实的鲁迅。

鲁迅死了，在中共的天下里，毛泽东就是鲁迅，

毛泽东死了，在文学的世界里，鲁迅才可能是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