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死鲁迅延安复活 （上） 余不洁 原文：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解说：此计名出自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原意是说已经死亡的东西，又借助某种形式得以复活。此计的妙处在于一借一还，不为人知。 毛泽东深知笔杆子的重要性，在其一生当中，不仅死死抓住枪杆子不放手，对于笔杆子的重视也是自始至终的。毛泽东清楚，武力威慑和精神控制并用，才能收服天下。对于独裁统治而言，暴力和欺骗缺一不可，而欺骗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便通过写文章在社会上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国共合作时期资历甚浅的毛泽东能够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应是受惠于这一时期的努力。抗战开始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为中共夺取江山提供了干部基础，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多人是受了鲁迅的影响，而对中共产生了幻想。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泽东不仅要控制他们的身体，更需要控制他们的精神。不过，以毛泽东当时在文化上微不足道的建树和地位，远远不能压住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所以，他需要借一个名号吓唬人，最好是一个自己不能发声的大文豪。在思想上相对左倾的鲁迅恰好死了，这给了毛泽东一个难得的机会，将鲁迅那“须仰视才见”的高大形象置于自己的权威之下。从此毛泽东得以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鲁迅身上，将鬼魂藏在了鲁迅的躯壳内。 鲁迅死后，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致电许广平：“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中共赋予鲁迅“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的称号，都不过是向世人宣称，这样一个伟人是他们的战友，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其实，在那个知识分子普遍左倾的时代，鲁迅最多不过是一个共产主义同路人。 一九三七年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题为《论鲁迅》的讲演，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然而，所谓的政治远见，则是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已经清楚，当年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篇诬蔑陈独秀先生、歌颂毛泽东的文章，是来自延安的冯雪峰所拟，重病卧床的鲁迅只是听了一遍，完全是被中共利用，不过，这依然算是鲁迅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所谓“托派匪徒”“拿日本人钱”完全是诬陷，而且，那时的陈独秀先生正处在毫无政治保障的劣势当中，对陈独秀托洛茨基派“拿日本人钱”的恶意中伤是非常无耻的。 至于“斗争精神”，鲁迅针对的更多的是传统文化和民族性的弱点而不是共产党的阶级敌人，至于和其论战的那些文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共产党方面的知识分子，鲁迅介入的这些笔仗不过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而且，很多情况下完全是意气之争，可以说是争斗，但并无多少精神。不过，尽管鲁迅对论敌尖酸刻薄，无论如何，鲁迅的斗争精神还是远远没有堕落到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笔法。 说道鲁迅的“牺牲精神”实在是夸大了鲁迅面临的危险，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和毛泽东时代有本质的不同。况且，还有租借地得以逃避。对于鲁迅那些敌人，大多都是一些文人学者，论起刻毒他们可能要处于下风。至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虚妄之言。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住在日租界的鲁迅携妻小、兄弟十余人避难于日本人内山完造经营的书店内。为弱妻幼子安全计，此固有不得已的苦衷，实乃无可厚非，但是，称鲁迅为抗日救国的领袖，“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实在是引人发笑。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年代，名家辈出、名著纷呈，报刊林立、百家争鸣，优秀作家、诗人、文学家如群星灿烂，鲁迅充其量只是其中一颗而已。毛泽东把这么多吓人的大帽子廉价地送给鲁迅，完全是装神弄鬼。那么，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鲁迅而不是别人，比如茅盾或者郭沫若？ 注：本系列文章保留版权，请勿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