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井冈山生死恩怨 原文：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解说：自客位始，以主位终，期间乘隙、插足、握机，分步进行。此计的核心意思就是变被动为主动，把主动权慢慢地掌握到自己手中来。古人称此计为“渐进之阴谋”，可谓一语中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正式作出“分共”的决定，宁汉合流，容共政策彻底破产。根据共产国际训令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随后于八月七日在汉口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在当时的暴动计划里，联络人数众多的土匪武装占有重要地位。此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指派到湖南领导暴动。作为湘军的后代，毛泽东也曾经在军队中当过几个月的兵，于行伍之间并不陌生。对于蒋介石依靠黄埔系在国民党中的迅速崛起，毛泽东想必早就羡慕有嘉，掌握一支自己的军队自然是毛泽东早有的心志。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在长沙东部的几个县，中共控制的部分武装开始了“秋收暴动”，目标是夺取长沙。然而，在发动后不久，便由于组织混乱、指挥不当，导致暴动一败涂地，三路暴动队伍由5000仅剩下1600多人。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传令要他们停止进攻长沙，退兵改道去位于浏阳市境内的一个叫“文家市”的小镇汇合。小镇位于湘赣边界，在这里，毛泽东力主将部队撤往湘南地区。为避免凶狠的湘军的追击，败军沿湘赣边界江西一侧行军。撤退途中在芦溪再走“麦城”，总指挥卢德铭阵亡，兵员又减员500多人，不少人还负伤带病。进入江西莲花县城后，毛泽东终于宣布要带部队到井冈山安身。实际上，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之前，曾经和来自江西永新县的王新亚（秋收暴动中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阵亡）有过交流，王新亚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县等地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以及罗霄山脉的地理位置。一生对《水浒》有着特殊情结的毛泽东对绿林有天然的认同和迷恋，对于打家劫舍、无法无天的事情自是兴趣盎然。有著作认为毛泽东在暴动之初便有拉一支正规武装在井冈山一代占山为王的计划，自然不是虚妄之言。 九月底，毛泽东率败兵来到了永新县三湾，此处三面环山，清静安全，已经距离井冈山不远。此时，全部人马已经不足千人，其中还有一些伤病员和游移观望者，一些营连，官比兵多，枪比人多，已经无法作战。毛泽东在此地盘桓数日，对部队进行了改编，遣散部分伤病官兵和意志不坚者。由于毛泽东当时乃一书生面目，并不为那些参加过北伐的官佐和行伍所信服。为了彻底掌控部队，毛泽东将党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代理人渗透到基层，钳制职业军官，从而开启了中共外行控制内行的先河。所谓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扩大他对部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改编后，那些不被毛泽东信任的军官被编入单独的军官队，丧失了对部队的指挥权。至此，毛泽东才真正拥有了第一支武装。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安身？ 以解决部队伤病员的安置、辎重给养问题为由，毛泽东向袁文才写了封信，探询袁文才的态度。毛泽东深知在没有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贸然进驻井冈山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更何况，相对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本地武装，毛泽东当时的部队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英国学者贝思飞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写道：“得到土匪尊敬的关键是要建立对他们的军事优势，共产党人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王佐和袁文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们仅仅控制了几百名贫困的武装农民，但是红军于一九二八年到井冈山土匪的藏身之处寻求安全时，王佐和袁文才的土匪人数仍然超过红军的余部。” 根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陈士榘（中共立国后，官拜上将）的回忆，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如下： 袁文才总指挥拜鉴： 久闻大名，难得幸会。今我工农革命军路过贵地，为工农革命，打土豪惩劣绅，奉上标语数条，为我军主张宗旨。择日拜访，愿同贵军结为友好，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中国工农革命军毛泽东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从毛泽东的信上可以看出，他当时并没有从党的利益角度和袁文才谈话，走的完全是江湖套路。 不过，绿林出身的袁、王二人的确和中共有些渊源。自北伐战争开始后，袁文才、王佐分别受当地共产党人的策动，率部下山，成为当地的保卫团首领。袁文才并于一九二六年年底加入共产党，他们和中共组织有一定的联系。袁文才的文书陈慕平曾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对毛泽东本人略有所知。 毛泽东的部队到来不久，袁文才就已经得到消息。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袁文才出于本能表示了拒绝。一山不容二虎啊，虽说井冈山方圆五百里，但土地贫瘠、物产单调，经济并不富裕。把一大批饥饿、疲惫，如狼似虎的败兵引上山来，与他争食，不能不说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袁文才于是写了封简短而措辞婉转的信回绝了毛泽东：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但是，毛泽东并不甘心，还是通过当地中共组织和袁文才见了面。毛泽东遍览坊间小说，也曾混迹于江湖，深知绿林英雄们重义气、讲情面、疑心重的特点，投其所好，一见面，毛泽东便送了一份厚礼——一百条好枪——给袁文才，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如此大手笔自然让仅有大几十条枪的袁文才触动不小，据贺子珍回忆说，他把自己埋在地下的一千块大洋（陈士榘说是600块）挖出来，用十二个竹筒装好回赠老毛。毛泽东借机告诉袁文才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希望袁文才能够允许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重义气、讲情面的袁文才只得答应毛泽东的请求：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代去打土豪。实际上，袁文才的担心并没有被彻底消除，这番话暗含着除了接纳伤病员之外，并不希望毛泽东的部队进驻之意。毛泽东也没有勉强，只在袁文才盘踞的茅坪留下了伤病员和设立了留守处，即率兵沿酃县、遂川边界展开游击，打家劫舍，筹粮筹款。后来才慢慢地得到了袁文才的信任，并通过山下的袁文才接触上了山上的王佐。最后，袁文才、王佐终于同意毛泽东率部队进驻井冈山，实现了毛泽东初步的战略目标。 另外，对于袁文才、王佐这些草莽英雄，毛泽东的政治局什么委员的“钦差”身份，也许还有一定的号召力或者欺骗性，毕竟传统社会里作“土匪”不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如果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改变身份的机会，大概是一个不易抗拒的诱惑。事实是，毛泽东以中共大员的名义抬高自己的身价，用封官许愿、买空卖空的这一套的确唬住了袁文才、王佐。其实，秋收暴动失败后，鉴于毛泽东组织不利、擅自改变部署，临时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茨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了毛泽东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撤销湖南省委委员的资格，并把他从前敌委员会中革出。不过，这个秘密毛泽东是不会让外人知道的。 为了彻底控制井冈山，针对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的不同情况，毛泽东确定了不同的突破重点：对袁部主要是派军事干部，以帮助练兵为名渗透部队；对王佐部，则侧重于加强政治影响，争取军心。何长工，原名何坤，自一九一九年便与毛泽东相识，“长工”之名乃毛泽东御赐。秋收暴动以来一直跟随毛泽东，后被派到王佐部，中共立国后，出任副部长。根据他的回忆，毛泽东对改造袁、王部队费了不少心血，要求何长工打胜仗后经常送点东西给他们。红军打下宁冈县新城，把缴获县长的皮袄给了王佐；打了军阀杨如轩，给了他一匹好马；部队打到南雄，还给王佐买了一个乡下罕见之物留声机。可以推断，毛泽东也一定给了袁文才不少礼物，感染拉拢这些绿林人物。想这些长年蜗居于深山的绿林好汉，如何能承受得起这样的糖衣炮弹。此外，自从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便立刻推行了他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惯用的红色恐怖，以革命的名义杀人劫货，以强令民众参加公审大会的形式杀人立威，震慑百姓，这样有理论、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显然是乡野绿林辈望尘莫及的。这一软、一硬两手自然让袁文才、王佐等人甘拜下风。 一九二八年二月，袁文才、王佐二人同意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红军。自此，井冈山红军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师，辖两团，一团是秋收暴动余部；二团即为本地武装袁文才、王佐所部。袁文才为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二人正式成为毛泽东的部下。毛泽东恩威并用，终于成为井冈山之主。 曾经长期和毛共事的红军主要将领龚楚的回忆录中，如是记载了这段历史：“毛泽东明了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熟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对刘备当年入川后纳当地豪强之女为妃的故事一定不会陌生。在一个血缘关系仍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最便宜和牢固的政治筹码，莫过于从一桩婚姻中获得，特别是外来者获得当地豪强的认可，联姻可谓是一条捷径。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交易的产物，可怜的贺子珍不过是这场交易的一件珍宝而已，而贺子珍本人对这桩婚姻并不满意。至于对毛泽东这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光棍而言，辜负几个女人完全不在话下。 贺子珍哥哥贺敏学是袁文才的朋友，因故落难后，袁文才率部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随后，贺家兄妹跟袁文才落草，贺子珍和袁文才的“相好”陈白英住在一起。井冈山上，这边是毛泽东孤身在外，那边是贺子珍尚未婚配，一方面袁文才竭力撮合，一方面毛泽东本人又早有此意，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距毛泽东上山大约半年多时间，毛泽东跟贺子珍“结婚”，和王佐、袁文才一样都有了两个女人，三人成了同志加兄弟。不知道袁文才和王佐二人是否有成为井冈山上的国舅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袁文才和王佐二人对毛泽东的信任程度是绝对超过从前了。 但是，袁文才、王佐二人诚心拥戴毛泽东，却并不等于毛泽东真正信任他们。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们究竟是什么形象，虽然我们无法全然知道毛泽东的内心，但是，我们通过其亲信的态度或许可见一斑。毛泽东的堂内兄杨开明（杨克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该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写道：“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 杨开明、彭德怀他们和袁文才、王佐的交往要远远少于毛泽东和此二人的交往，相反，杨开明、彭德怀他们和毛泽东的交往和彼此信任程度和袁文才、王佐二人不可同日而语。有理由怀疑，杨开明、彭德怀对袁文才、王佐二人的看法完全是受毛泽东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袁文才和王佐的拉拢不过是韬晦之计。在毛泽东站稳脚跟后，地方势力自然成为他称王称霸的障碍，尤其是“狡猾且有能力”之人。 后来，由于朱德率南昌暴动余部到来，井冈山已经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兵将，毛泽东、朱德决定率主力部队下山。为了彻底控制原井冈山的人马和地盘，毛泽东将王佐和袁文才二人分而治之。对袁文才，采取了“调虎离山”的政策，命其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孤身随军行动；让王佐率部和彭德怀留守井冈山，以彭制王。不过，袁文才绝非等闲之辈，他一定意识到了某些可疑的因素，结果，在下山后偶然看到了被毛泽东隐瞒的要肃清土匪首领的中共文件，立刻不告而别、逃回井冈山，暂时躲过了危险。毛泽东随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地将袁文才脱离队伍之事报告了中央，已经预示着袁文才、王佐二人厄运的降临。 一九三零年二月，袁文才、王佐奉命率所部到永新县城，准备扩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关于扩编这件事情不知为何经常被一般中共党史资料隐去，代之以开会，至于开什么样的会，则语焉不详。故而其中就有一个令人奇怪的问题，既然是开会，袁文才、王佐为何要把部队都带过去？为什么县城内还集合了许多其他的部队？“开会”的说法显然是想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由土籍为主组成的县委，用土、客籍矛盾来解释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被杀。事情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从常识判断，调动部队进行扩编这样的大事，自然应当有红军高级首长的命令，想必袁文才、王佐二人一定得到了这样的命令，否则他们不会轻易带兵行动。王佐的孙子王生茂说：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开会，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员的手迹要他们去的。（《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马社香）此话至少可以证明调动袁文才、王佐二人的命令确实是以毛泽东的名义下达的。 到达永新县城后，王佐很快发现苗头不对，私下对袁文才说：我看这次怕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心地善良的袁文才虽然也看出事态严重，但他仍然笃信毛泽东，于是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 也就在这天午夜，王佐、袁文才在永新县城同时为红军所害，死时都只有32岁。袁文才于睡梦中被击毙，武艺高强的王佐闻声冲出县城，由于必经之路的桥事先已被拆毁，不幸死于水中，溺毙或是击毙都各有所本。袁王所部的6个连长和其他亲信也同时遇害，余部被缴械，部队番号被取消。虽然此事的内幕一直被中共遮掩，但是，从事件的基本轮廓看出，此事绝对是袁、王的上级所为。因为调兵改编、取消番号，都不是一个永新县委能够做到的，即便永新县委的领导可能非常仇视袁、王二人。从在前台出面处置王佐、袁文才二人的核心人物看，一个是在秋收暴动前曾经和毛泽东一起被民团逮捕的潘星源（潘心源），化名彭清泉，时任中央特派员，此人在事后很快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嫡系部队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另一位便是毛泽东长期倚重的彭德怀，他在晚年所写的自述中很明确的说明自己在袁文才、王佐事件中不是决策人物，而且，特意说了毛泽东对袁文才的看法，言外之意一望即知。由此可见，彭德怀也是奉命行事。 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也记述了这段历史：“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俩可算是忠实的共产党徒，执行着党的命令。可是后来，当他们被单独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恢复了土匪脾气，结果被已经组织化苏维埃化的有自卫能力的农民们所杀。”（摘自《毛泽东自传 31页-32 现代出版公司印行） 事实是，此二人显然不是被“有自卫能力的农民们”所杀害，毛泽东如此推委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毛泽东率兵到井冈山，争客位，甘言厚礼，身段柔软。插足井冈山后，物质拉拢，精神威慑，软硬兼施，手腕圆融，前后不过半年时间，毛泽东终于反客为主。可怜袁王二人所信非人，身死家亡，令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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