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計 反客為主 ——井岡山生死恩怨 原文：乘隙插足，扼其主機，漸之進也。 解說：自客位始，以主位終，期間乘隙、插足、握機，分步進行。此計的核心意思就是變被動為主動，把主動權慢慢地掌握到自己手中來。古人稱此計為“漸進之陰謀”，可謂一語中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正式作出“分共”的決定，寧漢合流，容共政策徹底破產。根據共產國際訓令組成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隨後於八月七日在漢口舉行中央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在當時的暴動計劃里，聯絡人數眾多的土匪武裝占有重要地位。此次會議毛澤東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並指派到湖南領導暴動。作為湘軍的後代，毛澤東也曾經在軍隊中當過幾個月的兵，於行伍之間並不陌生。對於蔣介石依靠黃埔系在國民黨中的迅速崛起，毛澤東想必早就羨慕有嘉，掌握一支自己的軍隊自然是毛澤東早有的心志。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在長沙東部的幾個縣，中共控制的部分武裝開始了“秋收暴動”，目標是奪取長沙。然而，在發動後不久，便由於組織混亂、指揮不當，導致暴動一敗塗地，三路暴動隊伍由5000僅剩下1600多人。毛澤東以前敵委員會書記身份傳令要他們停止進攻長沙，退兵改道去位於瀏陽市境內的一個叫“文家市”的小鎮匯合。小鎮位於湘贛邊界，在這裡，毛澤東力主將部隊撤往湘南地區。為避免兇狠的湘軍的追擊，敗軍沿湘贛邊界江西一側行軍。撤退途中在蘆溪再走“麥城”，總指揮盧德銘陣亡，兵員又減員500多人，不少人還負傷帶病。進入江西蓮花縣城後，毛澤東終於宣布要帶部隊到井岡山安身。實際上，毛澤東在秋收暴動之前，曾經和來自江西永新縣的王新亞（秋收暴動中任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團長，陣亡）有過交流，王新亞向毛澤東介紹了永新縣等地在大革命時期的鬥爭情況，講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隊伍以及羅霄山脈的地理位置。一生對《水滸》有着特殊情結的毛澤東對綠林有天然的認同和迷戀，對於打家劫舍、無法無天的事情自是興趣盎然。有著作認為毛澤東在暴動之初便有拉一支正規武裝在井岡山一代占山為王的計劃，自然不是虛妄之言。 九月底，毛澤東率敗兵來到了永新縣三灣，此處三面環山，清靜安全，已經距離井岡山不遠。此時，全部人馬已經不足千人，其中還有一些傷病員和游移觀望者，一些營連，官比兵多，槍比人多，已經無法作戰。毛澤東在此地盤桓數日，對部隊進行了改編，遣散部分傷病官兵和意志不堅者。由於毛澤東當時乃一書生面目，並不為那些參加過北伐的官佐和行伍所信服。為了徹底掌控部隊，毛澤東將黨的組織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的代理人滲透到基層，鉗制職業軍官，從而開啟了中共外行控制內行的先河。所謂將支部建在連上的做法，實際上是為了擴大他對部隊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改編後，那些不被毛澤東信任的軍官被編入單獨的軍官隊，喪失了對部隊的指揮權。至此，毛澤東才真正擁有了第一支武裝。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安身？ 以解決部隊傷病員的安置、輜重給養問題為由，毛澤東向袁文才寫了封信，探詢袁文才的態度。毛澤東深知在沒有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貿然進駐井岡山的。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更何況，相對於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本地武裝，毛澤東當時的部隊並沒有太大的優勢。英國學者貝思飛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寫道：“得到土匪尊敬的關鍵是要建立對他們的軍事優勢，共產黨人正如他們的前輩一樣，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王佐和袁文才的情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他們僅僅控制了幾百名貧困的武裝農民，但是紅軍於一九二八年到井岡山土匪的藏身之處尋求安全時，王佐和袁文才的土匪人數仍然超過紅軍的餘部。” 根據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陳士榘（中共立國後，官拜上將）的回憶，毛澤東給袁文才的信如下： 袁文才總指揮拜鑒： 久聞大名，難得幸會。今我工農革命軍路過貴地，為工農革命，打土豪懲劣紳，奉上標語數條，為我軍主張宗旨。擇日拜訪，願同貴軍結為友好，聯合一致，共同反對反動軍閥。 中國工農革命軍毛澤東 （《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榘老將軍回憶毛澤東》）從毛澤東的信上可以看出，他當時並沒有從黨的利益角度和袁文才談話，走的完全是江湖套路。 不過，綠林出身的袁、王二人的確和中共有些淵源。自北伐戰爭開始後，袁文才、王佐分別受當地共產黨人的策動，率部下山，成為當地的保衛團首領。袁文才並於一九二六年年底加入共產黨，他們和中共組織有一定的聯繫。袁文才的文書陳慕平曾經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過，對毛澤東本人略有所知。 毛澤東的部隊到來不久，袁文才就已經得到消息。接到毛澤東的信後，袁文才出於本能表示了拒絕。一山不容二虎啊，雖說井岡山方圓五百里，但土地貧瘠、物產單調，經濟並不富裕。把一大批飢餓、疲憊，如狼似虎的敗兵引上山來，與他爭食，不能不說是一件冒險的事情。袁文才於是寫了封簡短而措辭婉轉的信回絕了毛澤東： 毛委員： 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 敬禮 袁文才叩 但是，毛澤東並不甘心，還是通過當地中共組織和袁文才見了面。毛澤東遍覽坊間小說，也曾混跡於江湖，深知綠林英雄們重義氣、講情面、疑心重的特點，投其所好，一見面，毛澤東便送了一份厚禮——一百條好槍——給袁文才，在那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時代，如此大手筆自然讓僅有大幾十條槍的袁文才觸動不小，據賀子珍回憶說，他把自己埋在地下的一千塊大洋（陳士榘說是600塊）挖出來，用十二個竹筒裝好回贈老毛。毛澤東藉機告訴袁文才說，他來此只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希望袁文才能夠允許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茅坪建立後方醫院和留守處。重義氣、講情面的袁文才只得答應毛澤東的請求：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傷員和部隊的糧油我管，但錢寧岡有限，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代去打土豪。實際上，袁文才的擔心並沒有被徹底消除，這番話暗含着除了接納傷病員之外，並不希望毛澤東的部隊進駐之意。毛澤東也沒有勉強，只在袁文才盤踞的茅坪留下了傷病員和設立了留守處，即率兵沿酃縣、遂川邊界展開游擊，打家劫舍，籌糧籌款。後來才慢慢地得到了袁文才的信任，並通過山下的袁文才接觸上了山上的王佐。最後，袁文才、王佐終於同意毛澤東率部隊進駐井岡山，實現了毛澤東初步的戰略目標。 另外，對於袁文才、王佐這些草莽英雄，毛澤東的政治局什麼委員的“欽差”身份，也許還有一定的號召力或者欺騙性，畢竟傳統社會裡作“土匪”不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如果有人能夠給他們一個改變身份的機會，大概是一個不易抗拒的誘惑。事實是，毛澤東以中共大員的名義抬高自己的身價，用封官許願、買空賣空的這一套的確唬住了袁文才、王佐。其實，秋收暴動失敗後，鑑於毛澤東組織不利、擅自改變部署，臨時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茨提出的《政治紀律決議案》，開除了毛澤東的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及撤銷湖南省委委員的資格，並把他從前敵委員會中革出。不過，這個秘密毛澤東是不會讓外人知道的。 為了徹底控制井岡山，針對袁文才、王佐兩支部隊的不同情況，毛澤東確定了不同的突破重點：對袁部主要是派軍事幹部，以幫助練兵為名滲透部隊；對王佐部，則側重於加強政治影響，爭取軍心。何長工，原名何坤，自一九一九年便與毛澤東相識，“長工”之名乃毛澤東御賜。秋收暴動以來一直跟隨毛澤東，後被派到王佐部，中共立國後，出任副部長。根據他的回憶，毛澤東對改造袁、王部隊費了不少心血，要求何長工打勝仗後經常送點東西給他們。紅軍打下寧岡縣新城，把繳獲縣長的皮襖給了王佐；打了軍閥楊如軒，給了他一匹好馬；部隊打到南雄，還給王佐買了一個鄉下罕見之物留聲機。可以推斷，毛澤東也一定給了袁文才不少禮物，感染拉攏這些綠林人物。想這些長年蝸居於深山的綠林好漢，如何能承受得起這樣的糖衣炮彈。此外，自從毛澤東來到井岡山後，便立刻推行了他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中慣用的紅色恐怖，以革命的名義殺人劫貨，以強令民眾參加公審大會的形式殺人立威，震懾百姓，這樣有理論、有組織地使用恐怖顯然是鄉野綠林輩望塵莫及的。這一軟、一硬兩手自然讓袁文才、王佐等人甘拜下風。 一九二八年二月，袁文才、王佐二人同意將自己的部隊改編為紅軍。自此，井岡山紅軍正式改編為工農紅軍第一師，轄兩團，一團是秋收暴動餘部；二團即為本地武裝袁文才、王佐所部。袁文才為團長，兼一營營長，王佐為副團長，兼二營營長，二人正式成為毛澤東的部下。毛澤東恩威並用，終於成為井岡山之主。 曾經長期和毛共事的紅軍主要將領龔楚的回憶錄中，如是記載了這段歷史：“毛澤東明了井崗山的軍事價值，當他從湖南茶陵竄入寧崗縣城，便首先送了兩枝手槍和一些禮物給袁文才，聯絡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紹給王佐與毛澤東見面。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毛澤東利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兩人貼貼服服，都接受了毛澤東委派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澤東便在井崗山立定了腳跟。”（《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頁136-137） 熟讀《三國演義》的毛澤東，對劉備當年入川後納當地豪強之女為妃的故事一定不會陌生。在一個血緣關係仍扮演重要角色的時代，最便宜和牢固的政治籌碼，莫過於從一樁婚姻中獲得，特別是外來者獲得當地豪強的認可，聯姻可謂是一條捷徑。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婚姻就是這樣一個政治交易的產物，可憐的賀子珍不過是這場交易的一件珍寶而已，而賀子珍本人對這樁婚姻並不滿意。至於對毛澤東這個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光棍而言，辜負幾個女人完全不在話下。 賀子珍哥哥賀敏學是袁文才的朋友，因故落難後，袁文才率部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隨後，賀家兄妹跟袁文才落草，賀子珍和袁文才的“相好”陳白英住在一起。井岡山上，這邊是毛澤東孤身在外，那邊是賀子珍尚未婚配，一方面袁文才竭力撮合，一方面毛澤東本人又早有此意，於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距毛澤東上山大約半年多時間，毛澤東跟賀子珍“結婚”，和王佐、袁文才一樣都有了兩個女人，三人成了同志加兄弟。不知道袁文才和王佐二人是否有成為井岡山上的國舅的感覺，可以肯定的是，袁文才和王佐二人對毛澤東的信任程度是絕對超過從前了。 但是，袁文才、王佐二人誠心擁戴毛澤東，卻並不等於毛澤東真正信任他們。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他們究竟是什麼形象，雖然我們無法全然知道毛澤東的內心，但是，我們通過其親信的態度或許可見一斑。毛澤東的堂內兄楊開明（楊克敏）在給上級的報告中寫道，“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許多政策都要遷就他們，恐怕與他們鬧翻”，“我們與他們利益的衝突，終久是要爆發的”，“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該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彭德懷在他的“自述”中寫道：“在部隊出動前，毛主席同我談過。毛主席說，袁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隨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 楊開明、彭德懷他們和袁文才、王佐的交往要遠遠少於毛澤東和此二人的交往，相反，楊開明、彭德懷他們和毛澤東的交往和彼此信任程度和袁文才、王佐二人不可同日而語。有理由懷疑，楊開明、彭德懷對袁文才、王佐二人的看法完全是受毛澤東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袁文才和王佐的拉攏不過是韜晦之計。在毛澤東站穩腳跟後，地方勢力自然成為他稱王稱霸的障礙，尤其是“狡猾且有能力”之人。 後來，由於朱德率南昌暴動餘部到來，井岡山已經無法容納如此眾多的兵將，毛澤東、朱德決定率主力部隊下山。為了徹底控制原井岡山的人馬和地盤，毛澤東將王佐和袁文才二人分而治之。對袁文才，採取了“調虎離山”的政策，命其出任紅四軍副參謀長，孤身隨軍行動；讓王佐率部和彭德懷留守井岡山，以彭制王。不過，袁文才絕非等閒之輩，他一定意識到了某些可疑的因素，結果，在下山後偶然看到了被毛澤東隱瞞的要肅清土匪首領的中共文件，立刻不告而別、逃回井岡山，暫時躲過了危險。毛澤東隨後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特地將袁文才脫離隊伍之事報告了中央，已經預示着袁文才、王佐二人厄運的降臨。 一九三零年二月，袁文才、王佐奉命率所部到永新縣城，準備擴編為紅六軍第三縱隊。關於擴編這件事情不知為何經常被一般中共黨史資料隱去，代之以開會，至於開什麼樣的會，則語焉不詳。故而其中就有一個令人奇怪的問題，既然是開會，袁文才、王佐為何要把部隊都帶過去？為什麼縣城內還集合了許多其他的部隊？“開會”的說法顯然是想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由土籍為主組成的縣委，用土、客籍矛盾來解釋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被殺。事情顯然並非如此簡單，從常識判斷，調動部隊進行擴編這樣的大事，自然應當有紅軍高級首長的命令，想必袁文才、王佐二人一定得到了這樣的命令，否則他們不會輕易帶兵行動。王佐的孫子王生茂說：袁文才和王佐到永新開會，是有人模仿了毛委員的手跡要他們去的。（《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馬社香）此話至少可以證明調動袁文才、王佐二人的命令確實是以毛澤東的名義下達的。 到達永新縣城後，王佐很快發現苗頭不對，私下對袁文才說：我看這次怕是凶多吉少，還是把部隊拉走，到九龍山去吧。心地善良的袁文才雖然也看出事態嚴重，但他仍然篤信毛澤東，於是說道：毛澤東要是起這種心腸，天也會黑半邊哩！ 也就在這天午夜，王佐、袁文才在永新縣城同時為紅軍所害，死時都只有32歲。袁文才於睡夢中被擊斃，武藝高強的王佐聞聲衝出縣城，由於必經之路的橋事先已被拆毀，不幸死於水中，溺斃或是擊斃都各有所本。袁王所部的6個連長和其他親信也同時遇害，余部被繳械，部隊番號被取消。雖然此事的內幕一直被中共遮掩，但是，從事件的基本輪廓看出，此事絕對是袁、王的上級所為。因為調兵改編、取消番號，都不是一個永新縣委能夠做到的，即便永新縣委的領導可能非常仇視袁、王二人。從在前台出面處置王佐、袁文才二人的核心人物看，一個是在秋收暴動前曾經和毛澤東一起被民團逮捕的潘星源（潘心源），化名彭清泉，時任中央特派員，此人在事後很快被任命為毛澤東的嫡系部隊紅軍第四軍政治委員；另一位便是毛澤東長期倚重的彭德懷，他在晚年所寫的自述中很明確的說明自己在袁文才、王佐事件中不是決策人物，而且，特意說了毛澤東對袁文才的看法，言外之意一望即知。由此可見，彭德懷也是奉命行事。 毛澤東在他的自傳中也記述了這段歷史：“這兩個人雖然以前是盜匪，曾率領部下投效國民革命軍，現在，更準備與反動勢力鬥爭。當我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們倆可算是忠實的共產黨徒，執行着黨的命令。可是後來，當他們被單獨留在井岡山的時候，他們恢復了土匪脾氣，結果被已經組織化蘇維埃化的有自衛能力的農民們所殺。”（摘自《毛澤東自傳 31頁-32 現代出版公司印行） 事實是，此二人顯然不是被“有自衛能力的農民們”所殺害，毛澤東如此推委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毛澤東率兵到井岡山，爭客位，甘言厚禮，身段柔軟。插足井岡山後，物質拉攏，精神威懾，軟硬兼施，手腕圓融，前後不過半年時間，毛澤東終於反客為主。可憐袁王二人所信非人，身死家亡，令人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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