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缚鹰犬五酋低头 原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解说：擒贼擒王，语出诗圣杜甫《前出塞》，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首领是一个组织的主脑，起着引导、协调和凝聚的作用。一旦失去了首领，组织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所以，瓦解一个组织，首要的一条是擒其魁首。 在毛泽东号召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不知就里的刘少奇完全延续中共当年反右的套路，也是沿着毛泽东的思路，先引蛇出洞，再痛下杀手，短短几天的时间，仅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最主要的制造者之一。谁成想，毛泽东似乎完全忘记了几年前的所作所为，公然指责刘少奇“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在毛泽东的淫威下，以吹捧和神化毛泽东起家的刘少奇，只得步步退缩。 为了打倒这位日渐做大的战友刘少奇，毛泽东可谓是殚精竭虑。先以各种罪名拿下彭真、杨尚昆、罗瑞卿，打掉了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代理人，然后，又不断释放烟幕，麻痹刘少奇，让这位曾经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白区领袖直到大祸临头都毫无反应。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中央的排名已经从第二位降为第八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际上刘少奇至此已毫无还手之力，只得任人宰割了。 在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彻底根除他的社会基础。毛泽东知道，尽管他只用一个小手指就能打倒刘少奇，然而，却无法真正消除他的政治影响。之所以在刘少奇已经完全失去权力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打倒更多的人，解决他的全部基干力量。显然，通过传统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是不能够彻底解决刘少奇的政治基础的。此外，毛泽东不仅要从政治上打倒对手，而且要从精神上打垮，从名誉上毁掉。痛打落水狗，不仅要让敌手没有地位，更要让敌人没有尊严，“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毛泽东语），所谓“斗倒”“斗臭”是也。毛泽东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一直到土改、到反右，无一不是如此对待政治上被打倒的对象，这是他一贯的思路和做法。然而，由党的各级组织去实现这样的目标显然不恰当，红卫兵的出现恰好符合了毛泽东的期待。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诞生之初，毛泽东便亲自写信给他们，对这些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这批由中共领袖和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真正继承了中共残暴和反智的基因，在社会上针对红朝各种贱民大开杀戒，到处焚毁文物古迹；在学校中残害教师和同学，其残暴和血腥程度远甚于纳粹冲锋队。只是在毛泽东的杀威棒明显指向他们的父母之后，他们开始愤愤不平，然而，在中共国家暴力的打击之下便迅速土崩瓦解了。取代他们的便是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为代表的北京高校的红卫兵，他们成为毛泽东清除党内异己的急先锋。 以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无疑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屡屡得势并且成功的一大“法宝”。毛泽东历来喜欢借鬼打鬼，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就没有红卫兵。同样，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毛泽东的文革。从已经公开的众多史料中可以看到，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发迹和崛起完全是和毛主席、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一手支持和扶植分不开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得到了康生夫人的直接授意，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大举赞扬，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亲自写了批语。 直接受到刘少奇、王光美打压的一号学生反革命蒯大富更是受到周恩来的特殊礼遇，堂堂总理竟然屈驾清华听之彻夜控诉，随后被毛泽东指名参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剑指刘少奇后，蒯大富理所当然地成了英雄人物，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同成为毛泽东誉为“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显赫人物。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着军装表示了他准备战斗的决心，并以此鼓励红卫兵造反。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同时接受了师大附属女中宋彬彬的红卫兵袖章，并对宋彬彬也是对所有的红卫兵说“要武嘛”。从这天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席卷全中国，到处腥风血雨。此后，毛泽东还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八·一八”被红卫兵看成最伟大的纪念日。 在精神上摧残、名誉上搞臭政敌方面，红卫兵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聂元梓到中南海外“揪刘火线”鼓励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组织三十多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薄一波等人被押来陪斗；韩爱晶和王大宾组织批斗了彭德怀、张闻天；谭厚兰率领北京的红卫兵砸毁了连日本侵略者都不敢动的民族圣地孔庙。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绝非红卫兵的自发行动，它们都得到了当时中共最高层的明确批准和授意，完全是毛泽东假红卫兵之手，以群众的名义行摧残、侮辱政敌和毁灭文化。在打垮那些走资派的精神和尊严上，这些红卫兵领袖们干了毛泽东想干而不方便干的坏事，获得了毛泽东的赏识。不过，和那些八旗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们相比，红卫兵五大领袖少了一点匪性，多了一点奴性，少了一点霸气，多了一点怨气。 然而，当毛泽东初步实现了他的政治目标——铲除了刘少奇以及他的社会基础之后，红卫兵却一直沿着既往的轨道前行，依然我行我素。一向嗜权如命的毛泽东极为担心全国性组织的出现，绝对不能容忍在文革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或不同部门搞横向联系，搞什么“全国时事形势讨论会”之类的串联会，“无产阶级司令部”绝不容许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游离于该“司令部”控制之外的可能发生。然而，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便有些忘乎所以，甚至是为了争权夺利大打出手。 红卫兵的种种逆行以及红卫兵之间不断的派性武斗给了毛泽东打击红卫兵的口实。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三万多北京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突然冲进清华大学，强行带走前去阻挡和辩论的学生，不知就里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抵抗，造成了五名工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重大流血事件。蹊跷的是，身为北京革委会常委的蒯大富竟然完全都不知道数万工人和解放军进驻清华是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甚至还以为是什么黑后台派军队和工人来镇压红卫兵，结果造成清华红卫兵抗拒和杀害工宣队的事实。如此大规模行动能够做到这样的保密性以及实施的突然性显然是值得仔细品味的，仅仅用毛泽东安排不周来解释这场误会似乎难以服人。 毛泽东终于走向前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在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陪同下，亲自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在三个小时后才得知消息赶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虽然召见的录音一直没有公布，可以肯定的是，在召见他们之前，毛泽东一定统一了中央文武两帮的意见，并且表达了对红卫兵领袖们的否定态度。所以，才会有林彪、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对红卫兵领袖们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在召见中几次替蒯大富等人的回护，其实不过是让别人扮黑脸他扮演红脸的把戏而已。“而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聂元梓回忆录 第十八章）聂元梓的话，也道出了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 特别是谢富治事后整理要公开发表的正式文告时，一再要求五大领袖要把此次召见中（毛主席的话）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先压下来、把批评的部分先传达，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明确的目的。显而易见，对于这些红卫兵领袖们而言，他们全部的合法性资源完全来源于毛泽东认可，对外公布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可以说是彻底断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而五大领袖的垮台，对于整个红卫兵的前途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从此红卫兵便名存实亡，彻底走向末路，称这一天为“红卫兵的忌日”并不为过。 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压的镇压手段来对付红卫兵，在限制、打压学生的过程中，曾经公开反对向学校派驻工作组的毛泽东，却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工作组——“军宣队”和“工宣队”。再后来，这批曾经对现实不满和青春狂躁的年轻人在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之后，被半强迫、半劝诱地离开城市，来到偏远农村或者不毛之地，开始了多年的流放生涯。 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实际上已经作为戴罪之身被监管，一九七一年初被正式隔离审查。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流放到宁夏，一九七○年被正式隔离审查。谭厚兰一九七○年被正式隔离审查。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正式隔离审查。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正式隔离审查。针对拥有巨大声望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这些镇压措施，都是在毛泽东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实施的，不可能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非常肯定的纪述（《聂元梓回忆录》 第十八章）。 当然，毛泽东既要铲除那些在文革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又要维护自己在文革中的正确形象，因而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在外表上暂时不公开否定这些红卫兵的领袖人物，然而，从实际上将他们彻底排斥出政治舞台，软禁或者流放到远离京畿的偏远之地，聂元梓就是在人身自由都丧失的情况下依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来充点门面的（鲁豫有约 聂元梓）。可笑的是，这些大学生领袖被从校园逐出后，取而代之管理中国最高学府的竟然是仅仅粗通文墨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副宣传科长迟群以及技校毕业生毛泽东的机要员谢静宜。 按照中共的标准，红卫兵五大领袖无一不是根红苗正的优秀人物，他们以及大批红卫兵在文革运动中表现出的暴力、反智、奴性完全是沿着中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轨道运行的结果，与中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实际上，红卫兵干过的一切坏事，共产党在当政之前以及当政之后对敌、对友都曾经干过。红卫兵在文革中犯下的一切罪恶，都是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默许下进行的，无疑是毛泽东对民族犯罪的一部分，正如毛泽东本人在召见五大领袖时所言：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韩爱晶：1968年7月7日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 卸磨杀驴，鸟尽弓藏，是独夫民贼的必然逻辑。每一个被毛泽东利用完的对象，用完后总要被毛泽东收拾掉，从张闻天、王稼祥到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此。然而，毛泽东总是要找到他人负我的理由，而不让人们认为是我负他人。既要兔死狗烹，又不让兔死狐悲，这是毛泽东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地方，这也是总有人被抛出来，总还有人替毛泽东充当打手的重要原因，这或许也是一些人被毛泽东抛弃后一直痴心不改的原因。 妖自身出，收放自如。毛泽东深知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弱点，巧施擒贼擒王计，谈笑间便彻底瓦解了红卫兵这群乌合之众。不过，在文革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中扮演了冲锋队角色的红卫兵，将会和毛泽东一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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