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停刊标志中共已经无药可救

      余不洁

《炎黄春秋》被迫宣布停刊，这个结局并不令人意外。它能够存在至今，已经是一个奇迹。而之所以能够产生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该期刊创办者和顾问团的社会背景。这些人都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干和高知，和统治集团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群人可能又是中共内部最后的一批理想主义者和良心人士。他们的存在可能给当局制造了某些麻烦，但他们客观上也是帮助了中共，让一些百姓觉得中共似乎对过去的历史错误有所认识和反省，中共或许还有悔改的可能。而这批理想主义者和良心人士存在的本身，实际上就已经在社会上给中共带了不少正面影响，甚至让某些人还对中共抱有期望。当局今天投鼠不再忌器，对这样一个期刊也强行处置了，用冷峻的事实彻底消解了这批人残存的幻想和期望。

《炎黄春秋》能够出现，得益于文革结束后一些老人对中共历史的反省。在他们脱离官场的羁绊后，终于有机会一诉衷肠。这本杂志为那些政治运动幸存者提供了一个诉说历史和思想的渠道，民众由此也得以知道了一些历史真相。作为国内正式出版的期刊，其在国内民众中的权威性、影响力和它的独特的地位在目前的中国是无可替代的，虽然更重要的话题和内容《炎黄春秋》不得不加以回避。尽管如此，披露历史真相，破除迷信，以及倡导改革和呼吁宪政，《炎黄春秋》的正面意义值得肯定。

《炎黄春秋》的文章作者，很多是历次政治运动劫后余生的老人。他们痛定思痛，对害人害己的毛泽东式的统治模式有所反省，希望共产党能汲取教训，兑现早年的一些承诺。当然，这也是这些人当年投身中共的初衷。简而言之，他们要求中共当局尊重宪法、尊重宪法中赋予公民的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基本权利，希望中共走类似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他们实际上是不忍心中共继续堕落下去，在最后关头挽救中共。可惜，他们的努力注定会落空。

所谓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和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至。只不过，这些国家更加注重保护劳工权力和社会福利。其宪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任何政党都要通过定期选举赢得民众的授权，才可以执政，绝对不可以垄断政权，在这一点上，和中共独裁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些主张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北欧国家左翼政党长期执政的现象，以及那些国家对国民社会福利的保障等问题，而轻视了最本质的公民政治权力问题。而只要允许选举，共产党就绝对不可能替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共最大的禁忌。

实际上，中共从一开始就拥有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基因，而毛泽东成为中共的绝对领袖之日，就已经带领中共走上了独裁专制的不归路。中共对民主自由的承诺，一开始就是一种虚假的幌子，从来就没有准备兑现过。中共刚刚获得政权，毛泽东就撕下了伪装，公然宣称：“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而在中共对中华民族犯下了累累罪行、同时又控制了和掠夺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之后，中共更不可能放弃权力，放松对百姓的压制，尤其不会放松对舆论的管控。期待中共统治集团尊重宪法，保障百姓的言论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共所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宣示，已经公开告诉世人，也告诉这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不独裁，毋宁死。

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鼓吹者之一辛子陵，自称属于“救党派”，他曾经提出“救党三策”：

  实现“耕者有其田”，将私有化原则坚持到底，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

  社保、医保及各项社会保障性开支要占中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国企落实人人有份的实名股份制。

辛子陵救党三策的实质上就是给百姓以适当的经济利益，而让百姓放弃政治权利。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给百姓增加经济利益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空话。而百姓没有政治权利，实际上就无法保障经济利益，甚至既有的利益都可能被剥夺，私有企业被抢夺、土地被霸占、住宅被强拆等无数残酷的事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次《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公然劫掠，又是一个最新的例证。

辛子陵一方面承认国家应该存在两党制，同时又强调：“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试问两个共产党有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吗？如果他们都坚持替无产阶级专政，那该如何调和？如果他们都坚信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军队归谁？双方都坚持公安必须置于党委的绝对领导下，那省市县的公安又该归谁管，如果一方动用警察和刑事侦查手段打击另一方又如何处置？共产党体制对这些问题根本无解。所以，两个共产党是绝对不能并存的。这种设想完全是让百姓画饼充饥、望梅止渴。

毫无疑问，假如统治集团能主动开启民主转型，当然是对民族和国家最有利的事情。但是，无视中共的历史和本质，在当局连《炎黄春秋》这样一个由中共内部良心人士主办的刊物都不能容忍的情况下，还依然寄希望中共，那只会延长中华民族的苦难，让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次《炎黄春秋》停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共内部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和良心人士正式被统治集团彻底弃绝，中共已经无药可救，党主立宪之类的玄虚之论从此可以休矣。

中共的壮大显然得益于早年的一些理想主义者，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实不满，渴望改造社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可惜，他们明珠暗投，害人害己，不幸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共连在了一起，甚至在耄耋之年还寄希望中共能够完成他们早年的理想。在中共已经彻底堕落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主观努力在客观上已经走向反面。他们不但不能救党，更不能救中国，甚至也不能救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悲剧，一幕令人不忍目睹的历史悲剧。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对于这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死马当做活马医的中共当中最后的一批理想主义者、良心人士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深切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