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计 暗渡陈仓 ——借文革清除异己 （上） 余不洁 原文：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解说：古人按语说，奇出于正，无正不能出奇。故而不明修栈道，则不能暗渡陈仓。此计的特点是，以真做假，以假饰真。所谓明修栈道即是实实在在地修，然而目的却并不在此。此计适合不便正面进攻，而又另有可“渡”之路的情况下使用。直逼敌人的薄弱环节，以奇取胜。 文化大革命不仅在中共的历史上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一场罕见的浩劫。在这场浩劫当中，最大的受害者群体绝非中共主流媒体所宣称的老干部，而是知识分子、艺术家等文化精英以及中共的贱民阶层——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群体。文化大革命这场人间惨剧的序幕是由批判一出新编的京剧《海瑞罢官》拉开的。 这出戏由明史专家吴晗创作、中国京剧界的艺术大师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出演，编剧演员皆是一时之选。此戏的由来却是源自毛泽东偶然对海瑞的夸赞。虽说毛泽东为人心胸狭窄，表面上却喜欢装作雍容大度。面对五七年反右、反右倾后干部们都不敢讲真话的局面，毛泽东假意号召人们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鼓励下，于反右斗争中立下大功的新科中共党员吴晗写了《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也是应景之作，没想到却给一家人带来杀身之祸。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共党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政治清洗，然而，它却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作文化大革命，似乎是毛泽东想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以期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毛泽东那些反修、防修的政治宣传，不过是迷惑世人、隐瞒其真实目的烟幕而已。透过虚幻的政治迷雾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铲除刘少奇及其同党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目的。毫无疑问，彭真是公认的刘少奇旗下的头号大将。在历史上，彭真和刘少奇之间渊源很深。早在一九三六年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时，彭真任职北方局的组织部长，二人就开始合作。此外，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也都是北方局的重要干部。中共“七大”时，刘少奇被毛泽东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组织代表团参加“七大”，彭真是白区代表团的主席。不久，在延安整风中为毛泽东立下奇功的刘少奇跃升为中共党内的二号人物，在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下，原来刘少奇在北方局的部属都担任了重要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高华）。在中共定都北京前，刘少奇曾属意彭真出任总理，由于毛泽东属意周恩来而作罢（当然，选周恩来作总理也有苏联的因素）。从后来毛泽东身边文武两班大臣的情况看，武将基本上依靠红一方面军，文臣则偏重北方局。到文革前夕，安子文管组织人事，薄一波管经济财政，彭真更是身兼数职，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之尊亲掌京畿重地，位尊权重，显赫一时。彭真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第一号人物。显然，如果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彭真和北京市委是必须要清除的障碍，但是，拿下彭真和北京市委必须给出一个能唬人兼能服人的理由。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执笔经毛泽东审阅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现实中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引起海内震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就在亲随面前公开交底：“《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其实，在这场行动中，姚文元不过是一马前卒而已，主谋乃是毛泽东，而非官方媒体所说的江青。 不知就里的彭真对上海方面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文章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感到愤怒，下令北京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这样做一方面有爱惜吴晗的意思，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对自身被冒犯的不满。彭真的这种做法其实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彭根本就没有想到批吴晗是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彭真绝对不敢如此强项。当然，这也正是让姚文元的文章秘密筹划，而毛泽东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奥妙所在。后来，经过周恩来向彭真打招呼，近二十天后，《北京日报》才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并且亲授了《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然而，由于毛泽东在暗中煽风点火，这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是越烧越旺。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彭真首先说明：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会议内容随后形成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也被称作《二月提纲》，并经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彭真、陆定一、康生随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然后，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二月十二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随即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到此时，彭真已经没有了退路。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三次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纪要的出台，不仅否定了《海瑞罢官》这一出戏，而且，几乎否定了当时所有的文艺作品，并将问题上升到专政高度，矛头直指彭真等人，毛泽东又从侧面刺了一刀。毛泽东明确指示江青，这个《纪要》用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刘志坚）。显然，经军委主席和副主席们通过之后，他人岂敢再置一词？最终，此件在四月初经彭真之手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北京的三个重要秀才：《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时，吴晗为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由此批判目标从吴晗扩大到“三家村”，彭真和北京市委已经无法逃脱罪责。毛泽东的全面出击就此开始。 注：本系列文章保留版权，请勿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