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何时决心拿下刘少奇的？

余不洁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何时交恶的，是否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源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唐突以及在四清问题上对毛泽东的不敬？到底毛泽东愧对刘少奇，还是刘少奇有负毛泽东，还是让我们对过去的一段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吧。本文改写自拙著《毛泽东三十六计》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退二线麻痹少奇

原文：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

解说：假痴不癫是一种麻痹对手，待机而动的计谋，此计的重点在一个“假”字。用于政治谋略，就是韬晦之术，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假作不管或者假作不能，把内心的想法深深地隐藏起来，以免引起政敌的警觉，专一等待时机，以期后发制人。此计的难点在于不仅“假痴”要似真，同时还要做到“不癫”，即言行有度，不能过火。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湖南同乡，二人相知于青年时代，他们实质性的合作开始于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博得中共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刘少奇着实助了他一臂之力，毛泽东随后对刘也委以重任。二人在性格和能力上互有长短，毛泽东长于宏观布局和舆论宣传，短于组织管理，这让毛泽东在底层拥有极高的声望，在高层却缺乏成体系的力量。与之相反，刘少奇善于组织管理，是中共的行政干才，到中共立国时，虽在民间声望有限，在党内已经是树大根深。

刘少奇随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一九三六年四月便被派往北方局工作，到任后迅速巩固和扩大了中共的地下组织，为中共渗透华北地区着力甚深，从而成为“白区党”的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中共能迅速控制华北地方政权和此前刘少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国共内战再次开始后，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定迅速进军东北，刘少奇为中共最终夺得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使是林彪、陈毅这等著名将领对刘少奇的能力也还比较认可。刘少奇能成为中共的二号人物，最著名的功劳当然是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霸权，但也并非全是浪得虚名。

中共定都北京后，以刘少奇部下为主的华北局得天时地利，在中央政府和北京市占据了不少重要位置，由此也引起了一些打江山的武将们的不满。以至于谭老板（谭震林，毛泽东井冈山时代的同党）有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手上之说（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由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经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刘少奇的部下）。中共夺得天下后，毛泽东时时以君王自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的古训自然是一日也不会忘怀，而刘少奇如此安插亲信让一向嗜权如命的毛泽东怎么能安然入睡？

实际上，至少在一九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可能有了除掉刘少奇的打算。在一九五三年五月，毛泽东指责中央有人“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便是在散布对刘少奇的不信任舆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密嘱高岗查看东北旧朝档案，调查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辽宁）被捕的情况（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东北到西北》321页），这显然是心怀歹意，因为在中共内部叛徒罪名之重足以置人于死地。只是刘少奇位居中共核心十多年，帮助毛泽东打下江山，贸然拿出叛徒的罪名指控刘少奇，显然难以服众。尤其是登基不久便清洗功臣，不仅会让党内重臣们不安，重要的是会伤害他毛泽东的一世清名。于是遂有毛泽东将中央领导划分一线、二线之说，他不再出任国家主席，而在二线工作，主要考虑一些重大问题。而他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一个有名无实的安排，把刘少奇安放到荣誉性质的国家主席位置上，以此逐步边缘化刘少奇。

但是，由于一九五四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突然出现以及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中共高层引发的剧烈冲击，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被打乱。而高岗的垮台和反对个人崇拜之风在客观上却强化了刘少奇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毛泽东因势利导、意图深藏，在中共第八次全国大会上同意在党章中设立名誉主席一职，似乎已经准备开始最高权力的过渡。乘中共八大的东风，刘少奇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当选国家主席、成为正式的国家元首。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大跃进”，新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颇有点踌躇满志。在当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高调加入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围剿，再次强化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埋伏下了危机。毛泽东在这两次党内斗争中，原本有机会拿下刘少奇，但是，他采用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先后拿下了和军方关系过于密切的高岗，然后又拿下了最桀骜不驯的军事统帅彭德怀，故而两次放过了于军方关系薄弱的刘少奇。庐山会议上的这次党内斗争让高层丧失了阻止大饥荒蔓延的最后时机，等到来年青黄不接之际，饿死上千万百姓的大祸已经铸成。到一九六零年五、六月间，连北京、天津、上海这些代表国家形象的大都市其粮食供应也已经频频告急，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影响国际观瞻。

一九六零年七月初，中共高层齐聚北戴河，召开中央全体会议，毛泽东此时对农村饿殍遍地的状况并不在意，依然认为“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然而，一件中共立国以来的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惊动了中枢。一位湖南奇女子孤身来到京城，为被饿死的叔叔一家六口和几十位乡亲伸冤、抗议，被警察抓捕后，哭诉了家乡的悲惨状况，告诉他们：“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后批示：“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刘少奇将这份口供广泛传达除了警示同僚和下属之外，也不排除有借机表达对毛泽东瞎指挥的不满并使其难堪之意。至于刘少奇是否期望毛泽东就此激流勇退、主动让贤，那就不敢妄加推断了。尽管秘书田家英未敢将此简报送达其主公，但是，毛泽东还是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这件事。以毛泽东对情报系统的掌握，他不可能不知道国内百姓面临如此严重的饥荒，但是，有民女敢到京城骂皇帝肯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经过一番深思之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请假，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此次中央全会开了一个多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辛子陵 《千秋功罪毛泽东》）。显然，毛泽东此番讲话仅仅是一种姿态，并非真心，否则他应当引咎辞职而不是退居二线。所谓退居二线完全是迫于无奈的策略考量，因为一线、二线的设置并无任何制度约束，毛泽东依然是党的主席，依然保有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最后决断权，刘少奇尽管主持工作却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

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饥荒已经有所察觉，苏联和美国都曾经提出愿意给与援助。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当局对外始终严密封锁消息、否认中国出现了大饥荒。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国政府邀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以期向国际社会证实国内的良好状况。结果，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元帅却败在了擅长伪装作假的毛泽东手下，对外公然宣布中国不存在饥荒，沦为后世的笑柄。九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在谈到接班人的问题时，毛泽东借机给刘少奇灌了些迷魂汤：“以前两个主席（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其实，“自信人生两百年”的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活着传位给他人的想法，更不要说传位给仅仅小他五岁的刘少奇了。就算是去见马克思，按健康状况，恐怕也得刘少奇先去。毛泽东对外发表这番话一是为了麻痹刘少奇，另一方面也是向国内民众暗示挨饿的问题刘少奇要负责，毕竟两个主席他占一半，我毛泽东还是在二线。

面对国内一片萧条和干部们的低迷情绪，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准备集中全国县团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召开一个鼓劲的会议，克服所谓的分散主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然而，刘少奇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做出了比较客观地分析和总结，实际上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刘少奇关于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讲话，不仅是对一些地方干部的责难，也暗含着对大跃进和毛泽东的批评。在会下说到百姓被大量饿死的事，他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亦深以为恨。这种客观的态度和讲真话的勇气让刘少奇获得了党内地方干部的普遍尊重。尽管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挽回了些许面子，但是，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一落千丈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压力之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在七千人面前作了一番检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这个行为既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此次会议的不满，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完全放手之意，究竟如何，那就取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认识了。

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后，高层暂时放松了对农民的压迫，加之大规模进口粮食，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中国的形势明显朝着有利于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方向在发展。毛泽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开始悄然反扑，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一九六二年八月末至九月下旬），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路线，将中国这艘已是创痕累累的航船再次转向左舷，驶入了毛泽东最为擅长的领域。毛泽东重新祭出阶级斗争的大旗，既是泛泛地制造舆论，也有具体所指。大约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即下达手令对刘少奇进行秘密调查，在刘少奇的历史上寻找突破口（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国四大历史学家之一吕振羽教授在参加学术会议返回北京的路上被秘密逮捕并长期关押。拘禁期内，吕振羽被逼写伪证，证明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负责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吕振羽那时为北平的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地下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以著名学者身份为国共谈判穿针引线。中共青年才俊周小舟全程参与了谈判，并在谈判结束后携带全部资料来到延安，此事让毛泽东极为赞赏，周小舟后来出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官至省委书记。毛泽东无疑了解此次谈判的全部内容，秘密逮捕吕振羽显然是为了罗织罪名，以图置刘少奇于死地。但吕振羽不畏逼迫，拒做伪证，使得这次拘捕没有达到目的（李冰封：呼天辨诬董狐篇《书屋》2004年11期）。

不知道此时的刘少奇是否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为了响应毛泽东抓阶级斗争的指示，刘少奇主持发起了文革前最后一个政治运动——“四清”运动。刘少奇对这个将要开展的政治运动的定调是：“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显然，刘少奇是在用打击底层干部和共和国贱民的办法来标榜自己坚定的革命性，藉此赢取更多的党心，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这也是很多干部惯用的办法。因为长期以来中共内部一直是极左在主导，左治天下具有广泛的思想认识基础。当然，也不能排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意图有所察觉，故而用比毛泽东更左、更极端的策略来逃避被整肃。在中央会议上，当毛泽东说到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刘少奇作了更加夸张的估计，甚至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在刘少奇这种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四清运动伤害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和民众，也毒化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让极左思潮更加泛滥，最终强化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刘少奇为自己埋下了覆亡的陷阱。

在刘少奇忙碌于实务的时候，好像不问世事的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却在不断地被拔高、被神化。一九六四年五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在部队内部发行《毛主席语录》，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随即地方出版部门争相效仿，纷纷加印，以至后来全国老幼几乎人手一册，为确立毛泽东的君师合一的地位立下奇功，真可谓是“流毒甚广”（此四字出自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总理周恩来在神化毛泽东方面更是技高一筹，他调动全国主要艺术团体的大批艺术家，不惜工本排演了大型歌舞作品《史诗东方红》，通过夸大毛泽东历史上的成就来掩饰当前的失败，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颂扬毛泽东。周恩来还以总理之尊亲自出任该剧总导演。此剧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上演，随后被摄制成当时罕见的彩色宽银幕舞台艺术片，流布海内，妇孺皆知。正是在周恩来、林彪以及刘少奇等人的吹捧下，毛泽东尽管闯下了滔天大祸，他的个人威望却不降反升，在无知青年中更是成为永远正确的化身，在中共组织外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

一九六四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了中国和刘少奇个人命运的大事：十月十一日赫鲁晓夫被他的亲信同僚勃列日涅夫等人选举下台。虽然毛泽东极为讨厌赫鲁晓夫的为人处事，但是，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下台，还是让毛泽东深受刺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下台感受最深刻的便是：“赫鲁晓夫的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总是从反面理解问题，从他人得到经验之处发现教训。周恩来、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固然有其私心所在，相信也一定受了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的影响。

赫鲁晓夫的下台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共产党的领袖并不都是终身制的。苏联共产党发生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可以发生。赫鲁晓夫的下台让毛泽东有了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他就是在这一年作出“刘少奇必须下台”的决断，毛、刘就四清问题发生公开冲突也许仅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是在一次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首先抓敌我性质的矛盾，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自主持四清运动的刘少奇则坚持“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是敌我矛盾。”尤其是对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公开表示不以为然，当场触怒了毛泽东。

其实，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一段醒目的文字：“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实际上已经为公开打倒刘少奇开始了舆论准备。文章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一段尤其精彩：“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 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这不正是毛泽东弄权的写照吗？可见毛泽东自己最爱干什么，也就最担心别人什么。文革爆发后，毛泽东通过非法手段剥夺了刘少奇的人身自由，让其饱受辱骂和殴打，一年后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从名震九天，到名誉扫地，在中共开国的领袖群体中，刘少奇的经历可谓独一无二。实际上，刘少奇的叛徒“帽子”早在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就已经为他预备了，而内奸的“帽子”大约在一九六三年也已经预备了，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城府幽暗。至于工贼的“帽子”或许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刘少奇一直在从事工运。

大跃进惨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受到重创。面临严峻局面，毛泽东利用假痴不癫之计赚得刘少奇出来收拾局面，表面上放弃了对国家事务的主导权，却依然保持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从容在暗处为刘少奇设下陷阱，最终将其斗倒、斗臭。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花招真正把握了此计谋的精髓。

本文改写自拙著《毛泽东三十六计》之假痴不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