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地狱一念之间

     余不洁

在举办20国峰会期间，人间天堂杭州一派盛世景象。处处湖光山色、琼楼玉宇，令人目不暇接；天天繁华似锦、莺歌燕舞，引得眼花缭乱。然而，稍后媒体的一则消息便让这华丽景色瞬间黯淡下来。甘肃一位年轻的母亲杨改兰杀死4个年幼的孩子后，服毒自杀，她的丈夫几天后也服毒身亡。当这一家生存状况被媒体报道后，其家贫困破败的惨景瞬间震惊了世人。虽然当局对此惨剧的缘由进行了一些调查，并做出相应的处理，然而，最终的效果却是越描越黑，不仅没有消除公众的疑惑，反而更加深了人们的不满。从人间天堂的琼楼玉宇，到穷乡僻壤的陋屋柴扉，这种巨大的反差给人以难以抵抗的强烈冲击，而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当局所始料不及的。

这位年轻母亲的举动，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虽然当局回避谈及触发这次悲剧的直接诱因，令人绝望的贫困和无助无疑是其最重要、最决定性的因素。对于这样一个兼有老幼病残的农村家庭，既无足够的田产资源，又无强劲的社会关系，平时就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以如此方式携带四个年幼的子女离开人间，显示了这位母亲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谴责这样一位母亲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让人感觉更加冷血。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后，又一起令人震惊的大案出现——云南曲靖19人被杀害。消息披露不久，官方便宣布破案，嫌疑人27岁的杨清培涉案被捕。与此前杨改兰惨剧被媒体广泛报道不同，这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个人单次杀人数量最多的恶性案件，居然媒体鲜有关注和跟进。在嫌疑人“供认不讳”已经超过十四天后，除了最初新华社一篇短短的报道之外，整个舆论界却一片平静，似乎那个令人恐怖的案件并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局如此严格地消声，显然不仅是为了营造太平气氛，甚至也不是麻木和冷漠，更多的恐怕是源于敏感和恐惧。屏蔽相关信息，显然是有人想阻止世人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对深层次原因的探究。只是当局这种刻意营造的沉默和寂静，恰恰证明了此案的非同寻常之处。

杨清培杀人案遇害者名单显示，19人中年纪最大的72岁，最小者仅仅3岁，至少有4名儿童被殺。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死者当中还包括嫌疑人的父母。为何杀死父母，为何杀死邻居？此案给人留下了太多的疑问，当局给出的疑犯“担心罪行败露”而杀人的说法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假如一个嫌疑人给出这样的口供：要不到钱就杀父母，害怕杀父母暴露，就杀17个邻居，连三岁的孩子都不放过。不要说刑侦系统的专家不会相信，就是普通的片警也不会相信。给出这样简慢粗陋的解释，显然不是出于专业视角，而是基于一种政治定性。

显而易见，在短时间内悄无声息地密集杀害如此众多的邻居，凶手必定经过仔细筹划，而采取灭门方式的残忍手段显示凶手有强烈泄愤、残酷报复的意味。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此案都不像一时起意的激情杀人，也与一般的谋财害命、劫色杀人的案件有明显的不同。由此不禁令人联想起2001年发生在山西的胡文海杀人案。该案共有14人被杀，三人重伤，此事产生的影响至今未曾消逝。著名导演贾樟柯2013年曾将此案搬上银幕，并意味深长地命名为《天注定》。

对于19人命案的嫌疑人杨清培的个人情况，外界所知甚少，唯一确切的信息就是此人今年27岁。那么，此人应该生于1989年。而那位杀死四个孩子而后自杀的母亲，从相关的报道可以推测，从未上过学的她或许不到28岁，其实也可能生于1989年。无论如何，这两位创下红色中国历史纪录的个人，其生命历程是和这近三十中国社会的溃败和道德沉沦相吻合，他们成长的年月恰好伴随着64天安门事件以后的中国历史。这绝对不是巧合！

在经过64事件剧烈的阵痛和压抑之后，92年中国的经济终于以最粗放、最野蛮的方式爆发。这次权力市场经济的“大跃进”以牺牲亿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为代价，在制造出畸形繁荣的同时，也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妇女和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它不仅毁掉了后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水和空气，还摧毁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赖以存在的家庭伦理。杨改兰、杨清培这一代农村子弟就是在这样一个偏狭的社会中、在一个病态的时代长大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连续出现这样惨绝人寰的重大案件，反映的不仅是法治的崩溃，更是人心灵的创伤和社会的溃败。这两起空前的惨案无疑是社会畸形发展的恶果，也是对64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历史的另类总结。多少年后，我们或许会发现，它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无论是寻找活路，还是寻求公义，当底层百姓走向绝望之时，其实就只剩下两条路——自杀或者杀人；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就是玉石俱焚。上述两个案件以最残酷的方式，再次提醒已经麻木的世人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于这一点，无须低估当局的智力，这或许也正是当局难言之隐之所在，也是当局刻意消声的目的之所在。无论如何，不要低估这两件惨案所隐含的社会意涵，这是长期沉闷压抑的中国社会在关键时刻发出的一个极为不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