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偉對中國政治制度的估計錯了嗎？ 余不潔 美國學者沈大偉這兩年頗受關注，不僅沈大偉的文章引起讀者的興趣，一些點評他的文章也同樣會吸引人們去瀏覽。前些天，BBC中文網刊出《沈大偉：我不是崩潰論者 中國應該考慮新加坡式民主》的報道，不久又有登出一篇評論文章。《沈大偉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錯誤估計 - BBC 中文網》就這樣進入眼帘。不過，看到作者宋魯鄭的名字，便已經猜到了這篇文章的高低和主要觀點。只是既然打開了，也就看了下來。 果然，宋魯鄭的文章一開始便不同凡響，“美國學者沈大偉在西方漢學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和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一直相對正面的看待中國的發展，非常謹慎的與唱衰派保持距離。”這句話的不凡之處就在於其邏輯明顯不通，難道西方漢學界都從中共拿津貼不成，只有正面看待中國，才能有影響力和地位？這怕是宋的夫子自道吧。 “最具新意的是，他（沈大偉）應該是西方第一位重量級學者明確承認不管是美國的制度還是其它西方國家的制度，都不可能是中國未來的選項。”看到這句話，不能不替宋難過，他的確缺乏基本的閱讀和理解能力，或者說，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意境當中，而不能接受外界的信息。 據BBC 的報道，沈大偉的原話是：“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論。我當然不會建議中國採用美國式的民主。”“如果中國採取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話，應該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中國距離擁有新加坡式民主的特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共產黨是否會容忍新加坡式民主也是個問題。”不知道宋是如何從沈大偉的話中讀出“明確承認不管是美國的制度還是其它西方國家的制度，都不可能是中國未來的選項”這樣的意思出來？ 不要說沈大偉這樣一個中國通，即便是一個小學生也知道，中共不可能採用美國式的民主，這就好像一個心智正常的人絕對不會去勸老虎改吃胡蘿蔔一樣，沈大偉“當然不會建議中國採用美國式的民主。”所以，退而求其次，沈大偉才建議中共至少應該選擇“新加坡式民主”。而且，沈大偉其實也很清楚，“中共是否會容忍新加坡式民主也是個問題。” 在BBC 的這篇報道中，談到沈大偉在他剛剛出版的新書《中國的未來》中，列出四種中國可能的發展之路，包括新極權主義，硬威權主義、軟威權主義和半民主。他說中國目前正處於硬威權主義。沈大偉說，繼續硬威權主義之路是最容易的選擇，但不是最優的選擇。走在這條路上，中國經濟將相對滯漲，並將加劇已經存在的社會問題，並將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漫長衰退。 而宋的高論是，“今天的中國，權力固然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也不是任命的，更不是世襲的。最高領導人的產生一是要取決於是否經過長期的基層一步步的鍛煉和檢驗，二是取決於黨內上層的投票評議（中央委員會或者政治局），三是元老推薦。是個人能力、黨內民主、元老經驗和智慧三方的綜合。”這樣的說辭聽起來似乎很完美，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嗎？哪一個最高領導人的產生是投票評議的結果？假如真是“個人能力、黨內民主、元老經驗和智慧三方的綜合”，為何會出現胡錦濤這樣尸位素餐、抱着炸彈擊鼓傳花的領導人？ 宋認為，“如果從全球比較政治的角度，我們可以說：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宋的這個說法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一個曾經長期在法國生活過的人，為何連國際上的一些基本的常識都不知道？西方是定期換人不假，但絕對不是定期換黨。一個黨只要做得好，贏得民眾的選票，完全可能長期執政；而阿拉伯社會也絕非宋想象的那樣不堪，他們也早已開始換人換黨。至於中國的模式表現是否最佳，更是大可商榷。 中國近幾年的事實證明，江澤民、胡錦濤之間權力的和平移交，僅僅是一個特例。到第四代與第五代之間的交接，其內部的權力紛爭已經無法平息。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等人的先後入獄，再次打破了權力鬥爭失敗者和平下台的默契，黨內政治清洗重新出現，而後果如何還很難預料。 由元老推薦，換人不換黨，還導致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前任領導的錯誤政策無法得到及時的修正和調整，以至於積重難返，甚至形成災難性後果。不要說比如六四鎮壓等重大政治決策，單單看類似如獨生子女等民生政策，就可以看出這種制度的致命缺陷。這個對中華民族造成災難性後果的獨生子女政策能夠得以長期實施，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這種體制下，後任領導人調整前任的政策風險甚大，而對鞏固個人權力收益甚小。 宋認為，“伴隨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還有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桂冠落到中國頭上，一個全球第一，誰還能質疑中國制度的合法性、正當性、有效性？”宋的這個結論不僅邏輯有問題，而且太缺乏歷史深度，大清帝國的經濟規模曾經長時間位居全球第一，卻並不能證明它制度的合法性、正當性、有效性。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民族精英為推翻這個制度而流血犧牲。 還是讓我們回到中國的前途問題，以及沈大偉對中國政治制度的估計這個主題。中共從不諱言永遠獨裁的渴望，半民主的路子絕對不在他們的選項之內。不過，歷史的大趨勢卻不是中共可以奈何的。沈大偉在2008年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整》，這本書似乎得到了中共的認同，其中文版由俞可平審定，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第八章其中的表8.1“共產主義政權崩潰的因素：與中國比較”，沈大偉羅列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強制、國際等六大類共55項指標，將已經崩潰的共產主義政權和中國進行比較。重讀該書，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關鍵項已經從當年的不相同變得相同、一些模糊的問題變得更加清晰。例如，在軍費超支、中央政府支出扭曲一項，當年沈大偉認為中國不同於那些已經崩潰的共產主義政權。而中國近年來的事實，包括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連續多年高達兩位數字增加的軍費以及超過軍費的維穩費——已經對沈大偉的研究給出截然否定的答案。至於通貨膨脹、各級幹部在新經濟中獲得利益、權貴違法亂紀、日益緊張的勞資關係等項，相信沈大偉以及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都會得出不同於當年的結論。換句話說，和已經崩潰的共產主義政權相比，中國有越來越多的關鍵因素和他們相同了。 已經多年不看宋魯鄭的文章了，主要因為他的東西既無學理性的分析，也無事實的陳列，完全是自說自話，套用一句宋自己的話：“要麼有明顯矛盾之處，要麼還是再重蹈習慣性錯誤。”中國有句俗話，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沒想到，這麼多年過去了，宋魯鄭的文章，除了頭銜從留法國人士變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之外，竟然還是當年那個樣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