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何時決心拿下劉少奇的?
余不潔
毛澤東和劉少奇是何時交惡的,是否如有人所說的那樣源於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唐突以及在四清問題上對毛澤東的不敬?到底毛澤東愧對劉少奇,還是劉少奇有負毛澤東,還是讓我們對過去的一段歷史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吧。本文改寫自拙著《毛澤東三十六計》
第二十七計 假痴不癲
——退二線麻痹少奇
原文:寧偽作不知不為,不偽作假知妄為。靜不露機,雲雷屯也。
解說:假痴不癲是一種麻痹對手,待機而動的計謀,此計的重點在一個“假”字。用於政治謀略,就是韜晦之術,在形勢不利於自己的時候,假作不管或者假作不能,把內心的想法深深地隱藏起來,以免引起政敵的警覺,專一等待時機,以期後發制人。此計的難點在於不僅“假痴”要似真,同時還要做到“不癲”,即言行有度,不能過火。
毛澤東和劉少奇是湖南同鄉,二人相知於青年時代,他們實質性的合作開始於延安時期。在毛澤東博得中共領袖地位的過程中,劉少奇着實助了他一臂之力,毛澤東隨後對劉也委以重任。二人在性格和能力上互有長短,毛澤東長於宏觀布局和輿論宣傳,短於組織管理,這讓毛澤東在底層擁有極高的聲望,在高層卻缺乏成體系的力量。與之相反,劉少奇善於組織管理,是中共的行政幹才,到中共立國時,雖在民間聲望有限,在黨內已經是樹大根深。
劉少奇隨中央紅軍完成長征後,一九三六年四月便被派往北方局工作,到任後迅速鞏固和擴大了中共的地下組織,為中共滲透華北地區着力甚深,從而成為“白區黨”的代表人物。抗戰爆發後,中共能迅速控制華北地方政權和此前劉少奇的工作是分不開的。國共內戰再次開始後,確立“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決定迅速進軍東北,劉少奇為中共最終奪得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即使是林彪、陳毅這等著名將領對劉少奇的能力也還比較認可。劉少奇能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最著名的功勞當然是大力鼓吹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政治霸權,但也並非全是浪得虛名。
中共定都北京後,以劉少奇部下為主的華北局得天時地利,在中央政府和北京市占據了不少重要位置,由此也引起了一些打江山的武將們的不滿。以至於譚老闆(譚震林,毛澤東井岡山時代的同黨)有黨權、政權、財權都在“白區黨”手上之說(黨權指中央組織部,長期由安子文負責;政權指政法委員會,由彭真負責;財權指財經委員會,薄一波負責,他們都是原華北局劉少奇的部下)。中共奪得天下後,毛澤東時時以君王自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樣的古訓自然是一日也不會忘懷,而劉少奇如此安插親信讓一向嗜權如命的毛澤東怎麼能安然入睡?
實際上,至少在一九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就可能有了除掉劉少奇的打算。在一九五三年五月,毛澤東指責中央有人“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便是在散布對劉少奇的不信任輿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就在這一年,毛澤東密囑高崗查看東北舊朝檔案,調查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在奉天(遼寧)被捕的情況(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東北到西北》321頁),這顯然是心懷歹意,因為在中共內部叛徒罪名之重足以置人於死地。只是劉少奇位居中共核心十多年,幫助毛澤東打下江山,貿然拿出叛徒的罪名指控劉少奇,顯然難以服眾。尤其是登基不久便清洗功臣,不僅會讓黨內重臣們不安,重要的是會傷害他毛澤東的一世清名。於是遂有毛澤東將中央領導劃分一線、二線之說,他不再出任國家主席,而在二線工作,主要考慮一些重大問題。而他的真實目的在於通過一個有名無實的安排,把劉少奇安放到榮譽性質的國家主席位置上,以此逐步邊緣化劉少奇。
但是,由於一九五四年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突然出現以及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中共高層引發的劇烈衝擊,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被打亂。而高崗的垮台和反對個人崇拜之風在客觀上卻強化了劉少奇在黨內的政治地位,毛澤東因勢利導、意圖深藏,在中共第八次全國大會上同意在黨章中設立名譽主席一職,似乎已經準備開始最高權力的過渡。乘中共八大的東風,劉少奇於一九五九年四月當選國家主席、成為正式的國家元首。此時的中國正在經歷“大躍進”,新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頗有點躊躇滿志。在當年七月的廬山會議上,劉少奇高調加入了毛澤東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圍剿,再次強化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時,也埋伏下了危機。毛澤東在這兩次黨內鬥爭中,原本有機會拿下劉少奇,但是,他採用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先後拿下了和軍方關係過於密切的高崗,然後又拿下了最桀驁不馴的軍事統帥彭德懷,故而兩次放過了於軍方關係薄弱的劉少奇。廬山會議上的這次黨內鬥爭讓高層喪失了阻止大饑荒蔓延的最後時機,等到來年青黃不接之際,餓死上千萬百姓的大禍已經鑄成。到一九六零年五、六月間,連北京、天津、上海這些代表國家形象的大都市其糧食供應也已經頻頻告急,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影響國際觀瞻。
一九六零年七月初,中共高層齊聚北戴河,召開中央全體會議,毛澤東此時對農村餓殍遍地的狀況並不在意,依然認為“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然而,一件中共立國以來的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驚動了中樞。一位湖南奇女子孤身來到京城,為被餓死的叔叔一家六口和幾十位鄉親伸冤、抗議,被警察抓捕後,哭訴了家鄉的悲慘狀況,告訴他們:“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後批示:“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劉少奇將這份口供廣泛傳達除了警示同僚和下屬之外,也不排除有藉機表達對毛澤東瞎指揮的不滿並使其難堪之意。至於劉少奇是否期望毛澤東就此激流勇退、主動讓賢,那就不敢妄加推斷了。儘管秘書田家英未敢將此簡報送達其主公,但是,毛澤東還是通過其他渠道知道了這件事。以毛澤東對情報系統的掌握,他不可能不知道國內百姓面臨如此嚴重的饑荒,但是,有民女敢到京城罵皇帝肯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經過一番深思之後,毛澤東向中央提出請假,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此次中央全會開了一個多月,在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他宣布,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再次提議全會正式通過黨內文件,在他養病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行黨主席職務(辛子陵 《千秋功罪毛澤東》)。顯然,毛澤東此番講話僅僅是一種姿態,並非真心,否則他應當引咎辭職而不是退居二線。所謂退居二線完全是迫於無奈的策略考量,因為一線、二線的設置並無任何制度約束,毛澤東依然是黨的主席,依然保有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最後決斷權,劉少奇儘管主持工作卻始終是名不正、言不順。
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大饑荒已經有所察覺,蘇聯和美國都曾經提出願意給與援助。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當局對外始終嚴密封鎖消息、否認中國出現了大饑荒。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國政府邀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以期向國際社會證實國內的良好狀況。結果,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的二戰英雄蒙哥馬利元帥卻敗在了擅長偽裝作假的毛澤東手下,對外公然宣布中國不存在饑荒,淪為後世的笑柄。九月下旬,毛澤東在武漢接見來訪的蒙哥馬利元帥,在談到接班人的問題時,毛澤東藉機給劉少奇灌了些迷魂湯:“以前兩個主席(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其實,“自信人生兩百年”的毛澤東從來就沒有活着傳位給他人的想法,更不要說傳位給僅僅小他五歲的劉少奇了。就算是去見馬克思,按健康狀況,恐怕也得劉少奇先去。毛澤東對外發表這番話一是為了麻痹劉少奇,另一方面也是向國內民眾暗示挨餓的問題劉少奇要負責,畢竟兩個主席他占一半,我毛澤東還是在二線。
面對國內一片蕭條和幹部們的低迷情緒,一九六二年初,中央準備集中全國縣團以上單位的主要領導召開一個鼓勁的會議,克服所謂的分散主義,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七千人大會”。然而,劉少奇對當時的形勢和任務做出了比較客觀地分析和總結,實際上扭轉了會議的方向。劉少奇關於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講話,不僅是對一些地方幹部的責難,也暗含着對大躍進和毛澤東的批評。在會下說到百姓被大量餓死的事,他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亦深以為恨。這種客觀的態度和講真話的勇氣讓劉少奇獲得了黨內地方幹部的普遍尊重。儘管林彪在大會上的講話為毛澤東挽回了些許面子,但是,毛澤東的個人威信一落千丈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壓力之下,毛澤東也不得不在七千人面前作了一番檢討。會議閉幕的第二天,毛澤東即坐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這個行為既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此次會議的不滿,也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完全放手之意,究竟如何,那就取決於劉少奇對毛澤東的認識了。
在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後,高層暫時放鬆了對農民的壓迫,加之大規模進口糧食,農業生產迅速得到了恢復,中國的形勢明顯朝着有利於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方向在發展。毛澤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與危險性,開始悄然反撲,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一九六二年八月末至九月下旬),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政治路線,將中國這艘已是創痕累累的航船再次轉向左舷,駛入了毛澤東最為擅長的領域。毛澤東重新祭出階級鬥爭的大旗,既是泛泛地製造輿論,也有具體所指。大約是在八屆十中全會前後,毛澤東即下達手令對劉少奇進行秘密調查,在劉少奇的歷史上尋找突破口(陳鐵健: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國四大歷史學家之一呂振羽教授在參加學術會議返回北京的路上被秘密逮捕並長期關押。拘禁期內,呂振羽被逼寫偽證,證明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負責國共南京秘密談判期間,“跪在蔣介石腳下,充當了革命的內奸”。呂振羽那時為北平的大學教授、中共北平地下市委領導下的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書記,以著名學者身份為國共談判穿針引線。中共青年才俊周小舟全程參與了談判,並在談判結束後攜帶全部資料來到延安,此事讓毛澤東極為讚賞,周小舟後來出任毛澤東的秘書並官至省委書記。毛澤東無疑了解此次談判的全部內容,秘密逮捕呂振羽顯然是為了羅織罪名,以圖置劉少奇於死地。但呂振羽不畏逼迫,拒做偽證,使得這次拘捕沒有達到目的(李冰封:呼天辨誣董狐篇《書屋》2004年11期)。
不知道此時的劉少奇是否意識到了危險的來臨。為了響應毛澤東抓階級鬥爭的指示,劉少奇主持發起了文革前最後一個政治運動——“四清”運動。劉少奇對這個將要開展的政治運動的定調是:“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顯然,劉少奇是在用打擊底層幹部和共和國賤民的辦法來標榜自己堅定的革命性,藉此贏取更多的黨心,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這也是很多幹部慣用的辦法。因為長期以來中共內部一直是極左在主導,左治天下具有廣泛的思想認識基礎。當然,也不能排除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意圖有所察覺,故而用比毛澤東更左、更極端的策略來逃避被整肅。在中央會議上,當毛澤東說到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的時候,劉少奇插話說:“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裡的學校還不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劉少奇作了更加誇張的估計,甚至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在劉少奇這種極左思想的指導下,四清運動傷害了大量的基層幹部和民眾,也毒化了整個國家的政治空氣,讓極左思潮更加泛濫,最終強化了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劉少奇為自己埋下了覆亡的陷阱。
在劉少奇忙碌於實務的時候,好像不問世事的毛澤東的個人形象卻在不斷地被拔高、被神化。一九六四年五月,解放軍總政治部決定在部隊內部發行《毛主席語錄》,幹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隨即地方出版部門爭相效仿,紛紛加印,以至後來全國老幼幾乎人手一冊,為確立毛澤東的君師合一的地位立下奇功,真可謂是“流毒甚廣”(此四字出自中央宣傳部《關於停止發行〈毛主席語錄〉的通知》)。總理周恩來在神化毛澤東方面更是技高一籌,他調動全國主要藝術團體的大批藝術家,不惜工本排演了大型歌舞作品《史詩東方紅》,通過誇大毛澤東歷史上的成就來掩飾當前的失敗,以人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頌揚毛澤東。周恩來還以總理之尊親自出任該劇總導演。此劇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首次上演,隨後被攝製成當時罕見的彩色寬銀幕舞台藝術片,流布海內,婦孺皆知。正是在周恩來、林彪以及劉少奇等人的吹捧下,毛澤東儘管闖下了滔天大禍,他的個人威望卻不降反升,在無知青年中更是成為永遠正確的化身,在中共組織外獲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
一九六四年還發生了另一件影響了中國和劉少奇個人命運的大事:十月十一日赫魯曉夫被他的親信同僚勃列日涅夫等人選舉下台。雖然毛澤東極為討厭赫魯曉夫的為人處事,但是,赫魯曉夫以這樣的方式下台,還是讓毛澤東深受刺激。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下台感受最深刻的便是:“赫魯曉夫的倒台,也許就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毛澤東總是從反面理解問題,從他人得到經驗之處發現教訓。周恩來、林彪對毛澤東的吹捧固然有其私心所在,相信也一定受了毛澤東欣賞個人崇拜的影響。
赫魯曉夫的下台告訴了人們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共產黨的領袖並不都是終身制的。蘇聯共產黨發生的事情,中國共產黨也同樣可以發生。赫魯曉夫的下台讓毛澤東有了時不我待的急迫感,他就是在這一年作出“劉少奇必須下台”的決斷,毛、劉就四清問題發生公開衝突也許僅僅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是在一次討論四清運動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首先抓敵我性質的矛盾,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親自主持四清運動的劉少奇則堅持“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是到處都是敵我矛盾。”尤其是對毛澤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公開表示不以為然,當場觸怒了毛澤東。
其實,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紅旗雜誌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毛澤東親筆加上了一段醒目的文字:“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實際上已經為公開打倒劉少奇開始了輿論準備。文章中關於接班人五項條件的一段尤其精彩:“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 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這不正是毛澤東弄權的寫照嗎?可見毛澤東自己最愛幹什麼,也就最擔心別人什麼。文革爆發後,毛澤東通過非法手段剝奪了劉少奇的人身自由,讓其飽受辱罵和毆打,一年後被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從名震九天,到名譽掃地,在中共開國的領袖群體中,劉少奇的經歷可謂獨一無二。實際上,劉少奇的叛徒“帽子”早在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就已經為他預備了,而內奸的“帽子”大約在一九六三年也已經預備了,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深謀遠慮和城府幽暗。至於工賊的“帽子”或許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那時,劉少奇一直在從事工運。
大躍進慘敗後,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受到重創。面臨嚴峻局面,毛澤東利用假痴不癲之計賺得劉少奇出來收拾局面,表面上放棄了對國家事務的主導權,卻依然保持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從容在暗處為劉少奇設下陷阱,最終將其鬥倒、斗臭。毛澤東退居二線的花招真正把握了此計謀的精髓。
本文改寫自拙著《毛澤東三十六計》之假痴不癲:
退二線麻痹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