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無銀四千萬——寫在雷洋出殯之日 余不潔
雷洋案被檢方以不起訴強行了斷，並繼續堅持此前警方的說法，為五個涉案警方人員開脫。隨後，在一片憤怒聲中，又傳出當局以四千萬之巨額賠償使得家屬放棄了訴訟。案子雖然被不了了之，然而，四千萬的巨款也粉碎了警方和檢方給出的所有證據和當局的顏面。當局可以封鎖雷洋一家，卻一手難掩天下人耳目。 當局對雷洋案的處理凸顯了這個制度根本就無法實現司法公正，它再次提醒公眾根本就不可對當前司法體系報任何期待。倘若有人因為雷洋家屬能獲得巨額賠償而自得意滿，那就是貪天之功、不知羞恥了。此次雷洋案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首先和雷洋的身份有關。如果不是以人大校友為代表的民間輿論對警方人證物證的強烈質疑和巨大壓力，5個涉案警方人員能否被刑事拘留都值得懷疑。而此案最終未能進入審判程序，當然是當局的政治決斷以及對司法的蔑視，但是，無論如何也是控方律師最大的失敗。從控方律師的表現可以看出其行動策略，他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公眾輿論的介入，避免案件的政治化。然而，由最終的結果可知，當局恰恰基於政治的考量強行終止了案件，恰恰是當局將案件公然政治化了。從這個角度看，控方律師顯然是作繭自縛，自取其辱了。 不過，當局這種強制終止案件的做法，非但不能平息民眾的憤怒和擔憂，反而有可能引發更大的危機。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一個警察的錯變成了警局的錯，市局的錯，市府的錯，央視的錯，檢方的錯……一錯再錯，一個可糾正的偶然錯誤變成一種須堅持的必然錯誤，變成一種制度的錯誤，一個政權的錯誤。” 這個說法未必無懈可擊，但它道出了一個基本事實，那便是雷洋事件已經令體制內的中產階層基於自身利益，開始從一個警察的錯誤，不得不認真思索制度和政權的錯誤問題了。 如果仔細推敲，上述說法未必能解釋當下的事實，而真實的內在邏輯或許恰恰相反：警局一開始便知道這不是哪個警察的錯，市局也知道這不是警局的錯，市府更知道這不是市局的錯。當然，一個更具黨國特色的邏輯是——錯了又有什麼關係。或許一個警局就能輕易地把警察的錯變成正確，或者一個市府就能把一個警局的錯輕易地變成正確，或者一個央視就能夠把所有的錯誤變成正確，並輕易給出一個真相。類似的案件此前不知有過多少，事實證明，當局錯過嗎？所以，檢方當然不予起訴，當局當然可以耗費四千萬公帑私了此案。在這一點上，當局似乎比很多高級知識分子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也更加決絕。 雷洋案人們關注最多的是執法人員的殘暴和枉法，其實，那只是問題的表面現象。雷洋案中5個涉案警方人員，真正擁有警察身份的只有兩人，剩下的一個是輔警、兩個是保安員。也就是說，雷洋案的執法過程中編制外人員居然比正式警察還多。先不考慮輔警和保安員是否有資格使用強制手段，這裡想重點關注的是，除了兩個警察之外，其他三個人的工資警方如何解決。公安機關的經費源於政府的正式預算和財政撥款，而預算和撥款取決於其單位編制。而上述事實說明警方是在編制外進行擴張，正式渠道下撥的經費顯然無法滿足。當然，此事並非警方所獨有，類似的情況幾乎出現在所有的重要職能部門。眾所周知的是，城管有大量的正式臨時工，公安機關有如此眾多的輔警和保安員。 中國的稅費畸重為世所罕見，已有學者將其稱為死亡稅率。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有許多政府機構卻要依靠非法手段、或者不正當的方式籌集經費。城管打死人或者城管被殺，幾乎都是因為罰款和沒收小販的貨物所引起，而城管不斷使用暴力的內在動力便是經濟利益的驅使。多次出現的旁觀者因為錄製現場視頻而被打死的事件更說明，這些施暴的城管人員自身非常清楚，他們的行為是見不得光的，他們知道自己在犯罪。 關於警方借執法行動創收的傳聞很多，但是，真正見諸於正式公開的文字資料卻並不多見。黃海博士的論文《灰地——紅鎮混混研究（1981-2007）》和吳幼明在《從警十三年》一書中，有難得一見的警察創收的文字記錄。只是後者基層警察的身份，給出的多是一些具體事例，而缺乏整體性描述。黃海博士的論文則給出了一個縣公安局和派出所相當概括性的數字：縣公安局只負責所里60%的工資發放，其餘40%的民警工資和福利必須靠派出所自己以罰款維持。而這60%的工資發放的前提是，派出所（共有6名警察）必須每年完成上繳縣公安局20萬的創收任務，以至於派出所一直處於“以違法養執法”的狀態（《灰地》165頁）。該論文研究的是2007年以前的記錄，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一些地方的基層警察幾乎完全要靠罰款維持，而那時正是GDP高速增長也是政府收入最寬裕的時期。 從媒體曝光的一些事例可以推斷，基層公安機關“以違法養執法”的狀態直到今天恐怕都沒有改變。由於警察長期需要通過罰款來彌補工資福利的不足，所以，必須培養資源、保持可持續性，其結果必然是縱容不正當生意、甚至犯罪活動，而罰款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收保護費。雷洋死後，事發地的多家足浴店一夜之間悄悄摘掉了牌子，便是最直觀的說明。當前，社會分化加劇，各類人身傷害事件已經令警方疲於奔命，甚至冤假錯案不斷。就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卻耗費無數警力進行大規模的掃黃行動，其動機顯然值得懷疑。在一定意義上講，雷洋案的涉案警察不過是為了警方的經費進行了一項例行公事而已。這些問題難道是一個副所長能承擔的嗎？這根本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部門的問題，這是不折不扣的制度問題。按照這樣的制度，雷洋案一開始便不是警察個人的錯。如果當事警察有什麼錯的話，那便是他們運氣不好。他們最大的錯誤是打死的是雷洋而不是別人，而且是在天子腳下。試想，如果打死的是一個在北京混社會、甚至連北京戶口都沒有的底層百姓，會引起這麼大的反響嗎，當局會承擔如此巨大的壓力嗎？ 這是一個可以隨意徵稅，隨意開銷的政府，政府開支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是世界之最了，就是這樣，居然還有這麼多的重要部門需要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補充經費，僅僅從這一點看，這個制度也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雷洋案件再次用血的事實提醒了人們這一淺顯而真實的道理，希望那些當權者、當事者、旁觀者能就此警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