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代確實告一段落了。俄國和中國兩個對手憑藉令人生畏的敏銳細緻、足智多謀和技術上的老練成熟，正在威脅西方民主。聽來或許像極了二十世紀，事實上相當不同——這個時代需要同樣一種解決方案，需要同樣一種冷靜而全面的戰略


　　老高按：舉世矚目的中共十九大將於明天隆重開幕。中共黨媒歡呼聲浪，已經high到了最高點。我不知道，是否還有許多痴心人在殷殷期盼這次大會將顯露令人鼓舞的中共“還政於民”喜訊的蛛絲馬跡？但今天（10月17日），應該是自由民主派人士對習近平總書記最後幻想的破滅之日。因為，新華社發布了一條英文社評，稱“中國式民主”優於西方民主，中國“完全不需要引進其他國家那些正在失效的政治制度”。
　　中共最重要的喉舌新華社的這篇社評，發表的時間是中共十九大開幕的前一天，也是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結束後的第三天。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篇社評的思想，絕非新華社的自出機杼，更非某些筆桿子的異想天開，而是傳達了中共最高層的意旨。
　　習近平通過這一喉舌，發出了迄今最明確的聲音——
　　過去對於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口徑是：中國要走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獨特的道路；
　　而這次更上一層樓：中國的制度、道路，就是比西方的制度、道路更高明！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信號——不，警號。
　　新華社社評形容，“無盡的政治鬥爭、紛爭及朝令夕改的政策”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標誌，既拖慢了社會、經濟發展，也無視了民眾的利益。而在中共“頭腦清醒、具前瞻性”的領導之下，中國式的民主“從未如此健全”，“中國的制度導向社會團結。西方民主的本質具對抗性，則必然會導致社會分裂”。
　　西方媒體非常敏感，馬上對中共的最新宣稱進行了報導，並往往都配上了中共各地營造“喜迎十九大”熱烈氣氛的圖片。英國BBC的標題是：《中國官媒：中國“無須引進失效的西方民主制度”》。BBC駐北京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說，新華社社評沒有點名提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或英國脫歐，但這些歐美政治現象，似乎令中國對自己的一黨制越來越自信。新華社在十九大召開前夕發表的這篇評論，猶如勝利宣言：文章指“西方民主已被危機及混亂所淹沒”，當中“有着無盡的爭鬥、口水仗，政策朝令夕改”，拖慢了經濟及社會進步。與之相比，中國社會則相當和諧。
　　BBC不無譏諷地說，新華社社評隻字不提“在中國，所有政治的異議者、權鬥者，以至所有與對當權派不滿的政治人物，大部份均已被囚禁”。
　　法廣報導的標題顯得囉嗦，但或許有它不得不如此囉嗦的道理：《十九大前中官媒發英文社論指中國民主好過西方 西方如不想徹底崩潰就須推倒重來》。
　　這個標題的後半句話，指的是新華社這篇社評聲稱：西方國家需要深切反省其“老化”的民主制度，西方民主若不想徹底崩潰，就必須注入新生命、推倒重來。
　　新華社社評的這句話，我認為，不管其動機和含義如何，卻應該作為我們這些移民生存其中的西方國家的“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需要深切反省“老化”的民主制度，撥亂反正，警悚奮起：被視為“專制政體”在叫板了，美國和西方國家如何面對挑戰？——這次的危機，不同於古巴導彈危機、“九一一”恐怖襲擊危機，不那麼劍拔弩張、殺氣騰騰，但卻更嚴重，這是動搖整個西方世界根基、從而改變人類前景的危機！
　　讀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一篇文章《自由民主到了危機時刻？》，原刊於《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雙月刊網站，中文版發表在“縱覽中國”網站。譯者聽橋，但“縱覽中國”的說明說“譯者不保證準確理解和表達”，讓我躊躇。不過我最後還是決定將之轉載於下，是否準確表達拉里·戴蒙德的原意，且先不管，就請各位看看這篇譯文講的是否有道理吧。好在給出了原文出處，英文比我強百倍的讀者，自可核對並訂正。


　　自由民主到了危機時刻？

　　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譯者：聽橋，《縱覽中國》

　　作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本文原刊於《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雙月刊網站，2017年10月13日發布，原題：“Is There a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譯者不保證準確理解和表達。

　　原文出處：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7/10/13/is-there-crisis-liberal-democracy/

　　the-american-interest.com

　　柏林牆倒塌之後的二十年間，民主在全球的表現之優異是前所未見的。在歐洲和亞洲，不只憑藉共同的利益，而且經由深度共享的價值觀，美國領導下歷史上最成功的盟友網絡將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緊密結為了一體。因之，當蘇聯崩潰，民主制度在遍布中歐和東歐的大部分國家以及前蘇聯和非洲的部分國家興盛繁榮起來。當時，拉丁美洲的多數國家已經是民主政體，大約五分之二的亞洲國家也是。
　　後冷戰時代——始於1991年，在本文中，我認為延續到了2016年——為美國提供了接榫二戰直接後果的最溫和的安全環境。如同前一個時期，這個時代的世界並非與朝向自由和民主的積極態勢無關。當民主在世界上占據優勢，美國就更安全。我們可能面對來自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經濟上的競爭，但從不曾有公認的民主國家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的攻擊似乎昭示着一個威脅遍布、脆弱不堪的新時代的到來。但迄今為止，9·11攻擊的威脅已被證明是溫和可控的，這麼說不是對其令人震驚的影響範圍輕描淡寫。9·11攻擊要求美國入侵阿富汗以驅逐基地組織，並自攻擊發生後持續進行軍事、情報和治安方面的監控，但這次攻擊並未挑戰美國的生存或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事實上，9·11攻擊未能實現其摧毀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構想。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領導了一場打擊全球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網絡的戰鬥，世界各國集結於美國麾下。自由和民主繼續在世界範圍內擴展壯大。2001到2006年，整個世界見證到民主國家的數量淨增加了七個，同時可能被人們描述為相當自由的民主國家（較好保護了公民自由）的數量增加了十個。這一趨勢在2006年達到最高點，當年全球大約60％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其中約三分之二的國家可以稱得上是“自由的”民主國家。
　　隨後是為期十年的民主衰退。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布的報告，自2006年以來，每一年都有更多國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以民主的多元主義在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的崩毀為開端，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見證了它們形式上民主的憲法逐漸被威權主義的執政者和政黨掏空。在土耳其、孟加拉、肯尼亞和尼日利亞這樣一些戰略地位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很多更小的國家，民主制度的現實或承諾遭到了壓制。（“自由之家”創辦於1941年，是一個接受美國政府資助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致力於研究和提倡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權，總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譯者注）
　　這三十年的趨勢何以在2006年前後失去動力？有若干原因。2008年的金融危機造成嚴重問題之際，很多民主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全球化在加速，同時在國家內部帶來社會動盪和越來越多的不平等。在美國，金融業的貪婪和完全無法勝任的監管幾乎造成一場全球性經濟衰退，金融危機令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自由民主國家黯然失色。但或許，變化的最大動因在於美國在伊拉克愈發陷入軍事泥沼，以及被認為失敗了的“民主推廣”政策正引發日漸強烈的反彈。一段時間裡，援助民主的項目持續得到資金注入，歷史地看，資助水平相當高，美國確實也在間或推動自由（體現在奧巴馬若干次高規格的演講中以及“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初期），但同時，作為美國外交的當務之急，自由和民主漸趨衰退。
　　過去十年間，全球權力架構一直在其他重要方面發生轉變。中國加速崛起為超級大國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體（這一目標很可能在這個十年的晚些時候實現）。很多國家的領導人在面對自己的人民問責時懊惱不已，他們開始談論“中國模式”。潛台詞是，威權主義對推動增長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牢騷滿腹的公眾理當閉嘴並接受。（至於說過去二十年間很多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已經是民主政體，而幾乎所有表現最糟糕的經濟體都是獨裁政體，則是無關緊要的。）同一時期，弗拉基米爾·普京正在重建俄羅斯的軍事實力，並在格魯吉亞，之後是烏克蘭小試牛刀，同時打造出複雜精密且無所不在的信息戰機構。當代世界的獨裁政體正於諸如上海合作組織這樣的網絡中結為一體，共享互聯網審查方面的最惡劣舉措，並協調各自對自由的攻擊。
　　直至最近，民主衰退可能蔓延至自由主義的西方仍屬難以想象。但到2015年，在匈牙利，非自由主義的執政黨已將民主競爭和法治的基本保障剷除殆盡；在波蘭，這樣的執政黨正迫不及待地謀求打造類似的威權主義統制。隨着敘利亞內戰在歐盟內部加劇移民壓力，非自由主義政黨在主要西歐民主國家如法國和德國發展勢頭迅猛，與此同時，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情緒助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的天平倒向了主張退歐一方。右翼民粹主義者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在5月的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慘敗，奉行極右翼民粹主義路線的自由黨在去年奧地利總統選舉中以微弱劣勢落敗。但在整個歐洲範圍內，非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政黨一直在以令人警惕的速度於選舉中攻城掠地。在9月的德國議會選舉中，八分之一的德國人將他們的選票投給了反移民的德國新選擇黨（AfD），據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報道，該黨包含一個“漸趨轉變為族群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民族主義”的重要極右翼派系。
　　所有這些黨派都對精英、制度和主張多元主義和包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不屑一顧。質疑一個民主國家能迅速吸納多少移民是一回事。但這些黨派不止於此，它們將自己描繪成“真正”人民的唯一正宗捍衛者，矛頭指向所有其他背叛人民的腐敗精英。他們青睞質樸的多數統治，將制衡刻畫為對大眾意志的壓制。（歸根結底，若非是更腐敗的精英，這些法官和官僚還能是誰？）甚或當這些民粹主義者聲稱支持民主，他們所稱的民主也帶有威權主義的弦外之音。忘掉與法西斯主義的那些情緒過分激動的對比吧，想想1950年代阿根廷的胡安·庇隆、2000年代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以及更近些時候，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和匈牙利的歐爾班。對民主而言，這樣的結局並不體面。（胡安·庇隆[Juan Perón]生於1895年，卒於1974， 1946至1955年、1973至1974年兩度擔任阿根廷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生於1954年，卒於2013年，2002至2013年擔任委內瑞拉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是土耳其現任總統，歐爾班[Viktor Orban]是匈牙利現任總理。——譯者注。）

　　但是，考慮到俄羅斯黑客對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侵襲，對民主最嚴重的打擊發生在美國，而非歐洲。一個敵對大國不只深度介入美國選舉過程，甚而助推這一過程偏向其鍾愛的候選人，這是第一次。俄羅斯的威權當局侵入了民主黨及其數位競選骨幹的電子郵件賬戶，隨後“武器化”了這一信息，選擇敏感的時間點加以披露，並以整形外科手術般的精確，依據用戶的社交習性和地理位置，用推特發布並張貼於互聯網，以最大限度為害民主黨及其候選人。俄羅斯方面動用了一支數量龐大的機器媒體大軍（“自動程序”）和收費代理人（“水軍”）假裝為真正的美國人，發泄着他們對政治的譏諷、厭惡和挑釁性的極端言論。
　　假如美國公眾不是早就變得嚴重兩極分化、疑心重重，如上舉措原本不會奏效。但普京發現了對手身上嚴重的弱點，並且如一切形式的非對稱戰爭那般，以有限的資源支出實施了災難性打擊。我們依舊不知道，俄羅斯侵入了美國超過二十個州的選民登記數據庫之後做了些什麼，或者有什麼發現。如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6月間作證時所稱，關於這次攻擊的大致情形，我們確實知道的是：“他們行事時目標明確，手段老練，技術手段卓越。”並且：“他們會回來的……，他們正在追蹤美國。”
　　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一直採用的手段完全不同，更漸進，也更精妙。分析人士目前只是開始拼湊這一戰略的全貌，但它包括：

　　·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這樣的國有媒體企業在全球不懈擴張。不同於BBC、CNN或德國之聲，它們提供的有關中國、中國的政府及制度的觀點一概是美好正面的。
　　·孔子學院及其他項目大舉擴張。這些項目旨在推廣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同時傳遞中國官方的政治路線。
　　·對美國電影、媒體和信息企業的滲透漸趨升級，如近期對美國第二大連鎖電影院線AMC的收購。
　　·在世界範圍內，中國擁有的巨量耕地、關鍵產業和基礎設施急速擴張。
　　·有不透明的資金支持流向美國的機構和個人，資助它們從事同情中國的研究。

　　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是海南航空集團（HNA）目前的舉動。作為中國規模最大且最不透明的商業巨頭之一，海航集團在紐約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會，直接資助在美國舉行的各類“慈善”活動。該基金會用擁有180億美元資產，或將成為美國第二大基金會，其定位是每年分派將近10億美元，用來推廣一個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保持友好社會聯絡的龐大網絡。很多觀察人士推測，其資金源自服務於中國政府或共產黨的一家掛名企業。
　　美國人該醒醒了。眼下，後冷戰時代確實告一段落。我們已步入一個新的時代，兩個作為對手的大國在這個時代憑藉它們令人生畏的敏銳細緻、足智多謀和技術上的老練成熟，正在威脅我們民主的生活方式。那聽來或許像極了二十世紀，事實上相當不同。但這個時代將需要同樣一種解決方案，需要同樣一種冷靜而全面的戰略。僅僅是在短暫的四分之一世紀之前，那種解決方案和戰略曾令我們在一場大規模較量中贏得勝利，而我們當時認為，那將是我們必須發動的最後一場針對一個威權主義對手的較量。我們需要的戰略，將是我在這裡的下一篇專欄的主題。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月圖片主題：秋韻）

　　秋色三結義：紅葉，黃花，還有——金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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