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代人，恐怕是唯一的經歷信息傳播方式大變革完整過程的一代人，小時候趕上了讀豎排、繁體甚至線裝書的尾子，很快就改讀橫排、簡體的精裝平裝書，又趕上了電子書、多媒體時代！我們吸取知識接受信息的方式也發生巨大變化


　　老高按：上個世紀最後幾年，我曾受聘於一家中文電子圖書公司——博庫（Bookoo），算是比較早地接觸了數碼出版、發行行業。全盛時期，博庫曾經買下數百位海內外老中青著名中文作家的數千部作品的電子版權，製作成電子書，供收費下載和網上閱讀，還投資製作若干周邊產品，包括相關影視作品。不幸的是，2001年納斯達克崩盤，風險投資商都紮緊了錢袋，博庫將錢燒完之後，資金鍊斷裂，只好陸續裁員，我被解聘下崗之後沒多久，博庫到底也關門了。嗚呼哀哉！
　　不過當時博庫有幾個大手筆，致使這個名稱至今還有人念叨。
　　博庫失敗的原因，當然可以歸納很多條，但其中有一條，是不能不提的，這就是博庫的創辦人、主持者，以及員工包括我，對中國走向法治的進程過於樂觀。我們想搶先獲得作者關於電子書的授權，我們就可以獨家擁有合法權利，刊出這些名作家、學者的著作，與作者分成，蕩滌網絡上隨意刊登作品的黑潮，既保障作家的合法利益，也是我們的營利模式。沒想到，在當時的中國，遍地盜版，法不責眾，我們聲稱只有我們才有王朔、二月河、高行健、莫言等人的合法授權刊登其作品，必須收費閱讀，而中國卻有成千上萬個網站堂而皇之刊登其作品，供讀者免費看個飽——誰理我們呀？讀者可以免費閱讀，幹嘛還當冤大頭來給我們交錢看書？這些網站對博庫的聲明視若無睹，我行我素，去跟他們打官司？打得過來嗎？當時的政府有關部門也好，法院也好，管得了這些網上利益之爭嗎？就算判了博庫贏，非博庫輸，罰款金額也不痛不癢，遠遠填不了博庫打官司開銷的一個零頭；再說，誰來執行法庭判決？
　　扯遠了。今天想起這些十幾年、二十年前令人啼笑皆非的陳穀子爛芝麻，是因為讀到了美國華人學者徐賁的一篇文章《數碼時代的大學知識》，值得我們讀書人來領悟。
　　記得二十年前我曾很有感慨：20世紀下半葉成長和活動的我這一代人，恐怕是唯一的一代人，得天獨厚地擁有了信息傳播方式大變革的完整經歷——小時候趕上了讀豎排、繁體甚至線裝書的尾子，很快就改為讀橫排、簡體的精裝平裝書，到知天命之年，迎頭遭遇電子書、多媒體時代，不僅是用電腦讀，還用電子閱讀器讀，更發展到用智能手機讀，圖片、音樂、聲效、動畫、視頻，十八般兵器一起湧入閱讀過程，據說還試驗過伴以氣味和觸摸感覺。不論我們是褒是貶，是主動迎迓還是無奈接受，這個時代不由分說就降臨了！我們接受信息的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當年的感悟停留在感性層次，而徐賁的文章，對此進行了理性分析梳理。


　　數碼時代的大學知識

　　徐賁，鳳凰評論家

　　數碼與互聯網時代的文化生態已經並繼續在發生變化，大學知識處在這一新文化生態中備受衝擊的部分。大學的知識權威正處於頹勢之中。當然，大學知識權威的動搖並不能全都是因為數碼文化崛起的緣故。大學自身的價值觀、社會和政治環境、大學與統治權力的關係都對大學的知識及其權威有直接影響。數碼文化的影響之所以特別值得我們關注，乃是因為它能讓我們從知識的認知特徵上重新認識大學及其印刷文化基礎，而數碼文化的特徵正需要在與印刷文化的比較中才能比較清楚地顯現出來。

　　一、書籍印刷和大學的知識體制

　　同任何知識一樣，大學的知識存在於特定的知識媒介之中，加拿大哲學家和教育家麥克盧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古騰堡星雲》（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一書裡強調，印刷術的發明不光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而且改變了他們的思考方式。文字讓人開始得以用眼睛思考，發展出一種不同於依靠聲音和觸覺的線性思維方式。而且，印刷文字和它的默讀方式幫助讀者成為個體，讓他的個人思考可以與他的直接群體保持距離。個人閱讀成為人的個體知識和自由獨立思考的基礎。
　　美國傑出的文化史學者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為改革推動者的印刷機》（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書裡則指出，印刷術讓文本更加穩定，使語言標準化。一本印刷的書，100本或1000本，都是一個樣子，書裡同樣的知識也就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印刷術也改變了學者的工作方式，他們可以更自由獨立地閱讀文本，更方便地比較不同文本，在以往學者的研究上提出自己的新見解。學問成為一件有隔代積累性質的知識工作。
　　15世紀，人類進入印刷文化時代之後，書籍就成為無可匹敵的現代知識形式。可是，印刷文化搖籃期的書籍文本與我們今天的書籍很不相同。1452年，人類第一部印刷的“書籍”（古騰堡《聖經》）其實是一個長卷，沒有題頁、沒有內容目錄，也沒有頁碼。這本“書”上留有明顯的中世紀教會文稿痕跡，它有精美的裝飾圖邊，文稿的裝飾圖邊或圖廓讓文字披上了一層權威的光彩，高高超越於人們日常經驗的口語文字之上。
　　一直要到半個世紀之後，印刷文字的文本才具備了它的現代樣式。1500年，印刷時代走出搖籃期的時候，已經有3800萬冊書被印刷出來，這時候，出現了不同規格的字體和行空設計，書有了內容的導航，書分成了“章”，每章有自己的標題，每章下面再分成“節”，每節也有自己的標題。這樣的內容導航就是我們熟悉的“目錄”和頁頭書名或章名。書還添加了按字母順序排列的“索引”，而最具革命性，也最不起眼的正是每頁上不可缺少的頁碼，這被書籍歷史研究者稱為信息技術的革命性創舉。
　　這些都不僅是書籍的文本變化和發展，而且更是具有現代特徵的大學知識基礎。16世界中葉，法國邏輯學家、哲學家，巴黎大學教授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發明了現代教科書。他對歐洲教育的主要貢獻在於將古騰堡印刷術的視覺效應貫徹於課堂教學。從此，大學教學依靠閱讀文字，而不再是口耳相傳的古老教學方法。拉米斯倡導用印刷文本取代手抄本，並用閱讀印刷教科書代替口頭對話，大學課堂教學的知識傳授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老師仍然講課，但是，知識不再是由老師口說，並由學生記錄在筆記里的東西。不同的學生聽同一堂課，各記各的，記下什麼算什麼，準確不準確沒個標杆。但是，他們用的是同一本教科書，教科書才是可靠知識的標杆。
　　這就開創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書”知識範式。文化史家沃爾特·翁（Walter Ong）在《拉米斯、方法和對話的衰敗：從對話的藝術到理性的藝術》（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of Dialogue：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一書中認為，拉米斯在教科書的知識內容上並無新的知識建樹，但他對正在形成的新知識秩序卻有着非凡的敏感。拉米斯敏銳地預見到，現代大學知識將分門別類地劃分成不同領域。人類知識就像一本大書，各個部分都井然有序，就像一本大書劃分成不同的章，然後由章再劃分成節一樣。
　　正在形成和發展的印刷文化，它的教科書知識文本把“準確”放在了首位，從拼寫的標準化到編輯、校對和更正莫不如此。就算在出版之後，如果發現有錯誤，也會附有“勘誤表”，下一次出版時，會予以改正。注重細節的準確無誤成為一種被大學接納並推行的知識規範和標準，也成為由早期現代學院群體成員（教授、學者、學生）所共同尊奉的的知識價值。從此一代代地傳承下來，五個世紀沒有太大的變化，直到出現了數碼世界的互聯網知識。

　　大學的知識首先體現在大學裡閱讀和傳授的“學術書籍”里。被認可為學術書籍的印刷文本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於一個相互參照、交叉引用、彼此對照的互文世界裡。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學術話語世界。這個世界的兩個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作為“學者”的權威知識者（教授、博導等等），二、他們的著作（他們之所以被認可為“權威”的知識擔保，這些著作是否真的被人閱讀，或被多少人閱讀則不重要）。這與數碼世界裡的文字是不同的，在開放的數碼世界裡，沒有人閱讀的文字是死文字，沒有價值，也不值得生產。
　　大學的學術話語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學術作品存放在圖書館裡，供小圈子裡的學術同儕引述、列為參考書目，或做文獻介紹。作者在著作里提供詳細注釋或引用參考資料，可以顯示自己學問淵博和諳熟學術規範，這自然有助於增添文本的“知識分量”，也是表現作者獨到見解的一種方式。數碼文化的知識世界與此迥然有別。除非是專門的學術網站（可以將之視為大學知識世界的網上延伸），互聯網上的文章都是不帶注釋或參考書目的。這種“不規範”自然減少了文本的“知識分量”或“學術成色”，這樣的作品在學院學術體制中是不被承認的。最近浙江大學提出要探索將優秀網絡文化成果納入學校科研成果統計、各類晉升評聘和評獎評優範圍，受到“學術界”的一片質疑，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然而，大學知識的網絡化或許並不像許多人害怕的那樣標新立異，它與大學裡現有的“學術成果”至少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個人獨創的知識不僅是作者的獨特見解，而且也是他的私人知識財產。15世紀，威尼斯就已經有了關於知識產權的雛形觀念：書寫文本里的知識是有屬主的，那就是作者。作者擁有對知識的財產權利，可以將知識當作商品轉讓給他人。
　　這樣的知識秩序是依靠權利和契約關係形成的，它被普遍認可。在這個知識秩序里，每件知識產品都在構建主人的知識地位，協調他與知識同儕的關係，安頓他在學術界的位置。正是這樣的知識產品建構起現代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的體制。這也就是為什麼現代大學如此重視“學術成果”，以至於忘記了它傳授知識、百年育人的根本目標。學術成果是大學在現代社會中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知識權威、經費投入、社會地位和重要性等等）的根本手段，是現有大學體制的合理性基礎。不要忘記，它形成於文藝復興時期，從此，現代大學得以與它的前身——中世紀大學及其修道院傳統——分道揚鑣，朝着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在經濟市場化的今天，大學的經濟利益使它更離不開這種已經相當陳舊的體制。數碼時代的文化市場在經濟利益上會與大學有所衝突，受到大學文化的抵制，也是意料中事。

　　二、數碼時代的網上知識產品

　　簡單回顧一下印刷文化與大學知識秩序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電子信息時代的數碼文化在哪些方面與印刷文化有所差異（新的特徵），而哪些方面則是相似的（只是看上去新，其實並不那麼新）。
　　數碼時代的變化首先表現在文字生產上，文字不再只是寫在紙上，而是輸入進電腦，成為數碼資料。1970年代，數碼文字處理和呈現方式尚處於初級階段。1980至1990年代，數碼文字處理和電腦印刷全面推廣運用。以前是學者寫完論文或書稿後，由專門的打字員輸入電腦。後來是他們自己直接在電腦上打字（初稿或修改稿）。文藝復興時代，書寫文字也是由作者口述或口授發展到作者自己動筆書寫的。今天，作者在電腦上敲鍵盤，打字輸入文字，這樣的寫作仍然沒有跳出古老的古騰堡規範，輸入文字等於將文本進行排字，做成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以備打印或付印。幾十年來，這樣數碼文字仍然處在加拿大學者讓-克勞德·奎登（Jean-Claude Guédon）《在(亨利·)奧爾登伯格長長的身影里》（In Oldenburg's Long Shadow）中所說的“數碼搖籃期”，數碼文本的潛力只是剛剛被發掘而已。大多數學術網站只是完成了紙媒學術論文的數碼化，還不是數碼化互動的知識生成的產物。
　　數碼化互動知識生成有其自身的特點，《維基百科》就是一個典型，它的知識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普通讀者對什麼議題或事件感興趣，就有關心者自己及時增加有關知識的條目。條目可以由非專家或專家撰寫，任何人都可以用反饋的方式參與這一知識的建構（當然得通過必要的編輯程序）。相比起出版周期長，議題由專業作者決定的紙媒刊物來，數碼文化的知識具有更強的公共性和時效性。
　　就文科的知識而言，數碼時代的專家知識與非專家知識的結構性關係正在發生變化。知識結構方面的變化也改變了知識的形態和性質。以前，只有專家的知識才被視為可信和可靠的，而一般人的知識即使正確，也只是看法而不是知識。專家知識就是比非專家知識有分量，享有後者所不享有的權威。但是，人們越來越經常地發現，在社會、政治、文化或公共事務問題上，專家知識並不可信，而非專家的看法則更接近真實。在這種情況下，專家和非專家的區別的重要性也就發生了動搖。哈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識的邊界》(Too Big to Know)一書裡指出：“有些知識，我們曾經堅信不移，視它們為權威研究機構最堅不可摧的基礎。然而如今，這些知識也遇到了質疑，從而使得知識機構都受到了衝擊。”在受到衝擊的知識結構中，首當其衝的便是大學。
　　溫伯格指出，“大學裡興起了一場討論，教授們是否應該將他們的研究全都免費發布在網上，而不是(或者同時)將它們發表在業內聞名、但卻價格昂貴的期刊上。更進一步說，一位通過積極參與網絡和社交媒體從而深刻影響了本學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終身教職，哪怕她並沒有在同行評議的期刊上發表足夠多的論文？”浙江大學關於如何合理評判教授學術成果的新想法，可以說正是從溫伯格這樣的問題延伸出來的。
　　以現在的文科學術現狀來看，文科教授能通過積極參與網絡和社交媒體，進而把他的專業知識轉化為社會啟蒙的力量，並以讀者的反響和需要來調整自己的知識創新方向，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固步自封的大學體制的正面、積極的深刻影響。這樣的網絡寫作不是紙媒學術文章的網絡版，就像《維基百科》不是網上的《大英百科全書》一樣。網絡知識寫作不可能、也不應該被限制在僵化的“學術模式”和“學術規範”之中。紙媒“學術論文”或“學術專著”是這種模式和規範的的產物，經常因為東施效顰式的形式模仿而非常醜陋。網上知識寫作應該有更大的自由度。大學對待網上知識成果，問題不在於是否承認，而在於如何設立與紙媒學術不盡相同的合理的學術質量評判標準。
　　可以設想，紙媒學術的標準有的並不適用於網上知識產品，例如，一部學術著作的實體書追求的是知識的“完整性”。也就是，如溫伯格所說：“通過它的許多（但也不是太多）的頁碼，書完善了一個想法，有開始，有結束。一本書必須包含和這個想法有關的一切，要讓讀者再去尋找他所需要的東西是很困難的。你，書的作者，要決定你的思想的順序。書的結束，也鼓勵着一種思考的結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經完成並且很正確，否則你不會結束寫作。”
　　知識的網絡寫作不能套用這種模式或規範。由於網絡閱讀者的習慣，網絡寫作經常要簡短得多，因此它的知識呈現的是開放狀而不是結束狀。它經常只是網絡“超文本”(hypertext)鏈接中的一個節點，就像維基百科的條目一樣，不斷從一個節點向其他節點延伸。超文本是用超鏈接的方法，將各種不同空間的文字信息組織在一起的網狀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種用戶界面範式，用以顯示文本及與文本之間相關的內容。現時超文本普遍以電子文檔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鏈結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檔的連結，允許從當前閱讀位置直接切換到超文本連結所指向的位置。
　　任何新舊文化形態之間都會維持一些延續的關係，文藝復興的印刷文化與中世紀的手稿文化是如此，數碼文化與印刷文化之間也是如此。作為數碼文化特徵之一的超文本仍然在沿用印刷文化的作者、知識產權、文本權威等概念。鏈接的文本仍然是個體作者的文本。不同的作者井水不犯河水，他們的知識財產也是彼此分割的。尊重知識產權是向作者權威致敬的方式。這些在超文本中都並沒有發生改變。又例如，網絡的“虛擬”（virtual）人際關係也不像人們設想的那樣是全新的東西。早在有互聯網之前，書籍就已經在變得越來越廉價，銷售到越來越遠的地方，讀者有機會對遙遠地方的人和事有一種似真非真的感覺，同樣也是一種虛擬而非逼真的關係。
　　數碼時代確實出現了與印刷時代相當不同的特徵，數碼文化會對印刷文化及其知識秩序和結構會帶來怎樣的衝擊呢？正面的和負面的可能性都有，現在恐怕還難以預言。大學在數碼時代作出自我調適，這是順應文化轉變的大勢。然而，這只是一個大勢，在形成新的策略和標準時，魔鬼都在細節里。不同國家的數碼文化生態是不同的，倘若構成特定文化生態的網站和網絡門戶的價值觀、利益觀、自主性和獨立性本身就不健康，那就不能指望上了網頁的知識產品一定會比固守在大學裡的更加優秀。
　　數碼時代帶來了許多有待釐清的與印刷文化的關係問題，這些問題同樣關乎我們對大學知識體制的認識，關乎大學需要在數碼文化形態中有何調適，但更關乎大學的自由存在價值。在一個知識能夠獨立自主的文化生態環境中，數碼時代能給有志用知識為社會服務的學者帶來一些新的機會。別的不說，數碼技術能讓一些“不熱門”知識有機會被很經濟地傳播出去。數碼時代的知識生產比印刷文字時代更便宜，因此在經濟上有明顯的優勢。以前出版一本書，出版商首先要考慮的是經濟上是否划得來。一本書至少要印1000冊，全部售出後才能收回出版成本。現在把一個文本上傳到網上，有一千個讀者與只有一個讀者並沒有區別。因此，雖然每本書的平均銷售量不斷下降，但總的文字生產量卻在不斷大大增加。這對那些在很小知識領域中寫作的人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福音，他們只要把知識生產出來，上傳到網上就能達到傳播的目的，不必看出版商的臉色，也不必自己掏錢來印許多也許永遠也賣不出去的書冊。這種變化會對知識生產本身有正面的影響，使得那些因成本問題而沒有機會生產或傳播的知識有機會生產出來，傳播出去。因此，在評定網上學術成果的時候，不僅要看到那些點擊率高的，也要看到那些點擊率不高的。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月圖片主題：秋韻）

　　加拿大野鵝一年四季都在這裡盤桓，對每一個季節的景色都是恰到好處的補充。這不，秋天光臨，它們也仿佛名正言順就是秋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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