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年轻的革命导师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似乎是“自由2.0”，架起一座连接普世价值与共产革命的桥。但是历史证明：谁走上了这座桥，势必不仅放弃自己“自由发展”权利，还要压制“一切人自由发展”


　　老高按：“自由”两个字有无比的魅力，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年轻人的天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斩钉截铁地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又提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足以说明，两位年轻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当时29岁，恩格斯当时27岁）深谙“自由”两字的感召力。
　　恰恰是这一句话，看上去似乎是“自由2.0”，架成了一座“连接”起普世价值与共产革命的“桥梁”。我曾先后听到不止一位前辈回忆其思想历程时说，就是读到这句话，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服膺马克思学说，但最终其人生简化成三部曲：自由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自由发展”的权利，成为齿轮、螺丝钉——投身压制“一切人自由发展”的“伟光正”事业。
　　为什么会这样？奥秘，已经埋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那句话的字里行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是条件而已，“一切人自由发展”才是崇高目标。为了“一切人”这个整体，“每个人”就要做出牺牲——包括牺牲自由。
　　这听起来像诡辩，对吧？但这个关于自由的悖论，却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人惨痛的现实（不过，我们这一代并不包括在内，我们这一代并非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而是从小就没有拥有过精神自由和行动自由）。
　　马、恩的本意我们不必往坏处揣度，但他们这句名言早就成了红色江山掌门人的理论依据。直到今天，他们用以“维稳”、压制“维权”、剥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的理由，就是国家、民族、社会治安等等“人民的名义”。
　　以集体之名来压制自由，在中共成立之前就不乏先例。中国大陆学者张鸣的一篇短文，讲述了“五四”前后关于自由的“运动悖论”。笔调轻松，很适合周末来读。
　　顺便说一句：生活中和网络上都不乏好为人师者。你一谈“自由”，屡屡就有人道貌岸然地来教训：“世界上哪有绝对的自由！？”好像真有人在那儿倡导什么“绝对的自由”似的！虚设了一个“绝对的自由”的靶子，再来对追求自由大加挞伐，这至少是无知、无聊吧！或许还带上了无耻。


　　自由的“运动悖论”

　　张鸣，博客

　　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游行，喊口号，写血书的学生，当然大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游行的学生中，虽然不是人人都看过《新青年》杂志，但受其影响的料想不少。新文化运动，引进新文化，提倡白话文，批判旧伦理，但落到青年学生头上，最诱人的无非两个字：自由。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写一个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少妇，离家出走。英国人王尔德的剧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被改编成《少奶奶的扇子》，被注入了女性自主的因素。这两部剧作，在当时特别受欢迎。一代五四青年，对于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反抗家长专制，疯了似的向往。胡适先生这期间创作的唯一的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反应的就是一代青年不能自主婚姻的困惑。当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的确有不少人开始动身反抗，很多人到北京来读书，本身就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意蕴，真格地反掉了的，也大有人在。反对旧伦理，甚至打倒孔家店和非孝，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青年而言，无非是自由两个字的魅力。没有人希望被人束缚，哪怕这种束缚来自供应自己的父母。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愤怒的学生上街以后，情形大变。一次大战，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和会上，却什么也拿不到。战争期间，被日本占领的青岛和山东，依旧还要归日本人控制。这口气，如何吞得下？反制日本，学生们能想起的办法，就是抵制日货。当时学生们的认识，第一，日本需要中国的大米，只要中国不卖给他们大米，日本人差不多就得饿死。第二，日本的崛起，主要靠的是中国的市场，只要中国人不买他们的东西，日本就会衰落，甚至亡国。
　　所以，在游行完了，烧了他们眼中的卖国贼曹汝霖的家，痛打了章宗祥之后，他们就开始抵制日货了。这个运动，持续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甚至一些乡村都有波及。抵制日货，学生们先从自己做起，这没问题。他们把自己拥有的日本产的搪瓷脸盆、牙粉、仁丹、草帽砸掉烧毁。几乎每所学校，都开过这样的聚会，大家在一起，将各自所有的日货拿出来集中毁掉。有的穷学生，这些东西毁掉之后，就没有脸盆洗脸，没有牙粉刷牙，但却也毅然决然，毫不顾惜。有的小学生，在学校听完大学生的演讲，回家将家里的日货也一并砸掉，大人不让，就又哭又闹。自我革命完了，他们就上街了。
　　上街以后，麻烦就大了。当年的日货，跟今天的中国货类似，都是便宜货的代名词，很受中国一般民众的欢迎。显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像学生那样具有爱国热情。大量买卖日货的商家，尤其是那些小商户，对于抵制日货，很不理解。依旧购买和使用日货的市民，如果碰上上街宣传抵货的学生，多少都会遭殃，乖巧一点的，赶紧表态，马上回去扔掉，也许东西还能保住，如果态度不好，说不定头上的日本帽子，马上就没了。有的人穿的褂子被认为是日本布料做的，没准就会立马遭遇一剪子，穿着破衣服回家。码头上，也经常有来宣传的学生，号召人们别搭乘日本船，如果执意要坐，就有人会在你的背上画一个大圈，上书一个大字：奴。意思你是卖国奴。
　　当然，那些不肯将自己店里的日货拿出来毁掉的商户，遭际就更惨。对于这些人，学生会毫不客气，捆起来押走，带高帽子游街。这期间，挨几下揍，是当然的了。在济南，被学生视为反对他们的报纸，也会有类似的遭遇，报馆被砸，报人被抓，带高帽子游街。
　　到了这种时候，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在非法损坏他人的财产，限制和破坏他人的自由，正好走向了当初在新文化运动时候所主张的反面。他们都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越闹越大。被伤害和波及的人也越来越多。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基本上都发生在抵制日货过程中。被捕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因为抵货，非法扣押和拘禁市民。那时的舆论，却一边倒地向着学生，为学生的正义行动欢呼。
　　当然，这些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不会不知道限制人家的自由是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在爱国主义的道德大旗下，事情的性质，似乎起了变化。限制人的自由不对，但如果对方有卖国嫌疑，这样的不对，也就对了，不仅对了，而且正当性十足。
　　买卖和使用日货，就一定是卖国吗？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沧海）

　　美国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玩得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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