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年輕的革命導師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似乎是“自由2.0”，架起一座連接普世價值與共產革命的橋。但是歷史證明：誰走上了這座橋，勢必不僅放棄自己“自由發展”權利，還要壓制“一切人自由發展”


　　老高按：“自由”兩個字有無比的魅力，嚮往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年輕人的天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固然斬釘截鐵地寫道：“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但又提出：取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足以說明，兩位年輕的革命導師（馬克思當時29歲，恩格斯當時27歲）深諳“自由”兩字的感召力。
　　恰恰是這一句話，看上去似乎是“自由2.0”，架成了一座“連接”起普世價值與共產革命的“橋梁”。我曾先後聽到不止一位前輩回憶其思想歷程時說，就是讀到這句話，讓他們義無反顧地服膺馬克思學說，但最終其人生簡化成三部曲：自由地選擇了自己的信仰——放棄自己的“自由發展”的權利，成為齒輪、螺絲釘——投身壓制“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偉光正”事業。
　　為什麼會這樣？奧秘，已經埋在了馬克思、恩格斯那句話的字裡行間——“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只是條件而已，“一切人自由發展”才是崇高目標。為了“一切人”這個整體，“每個人”就要做出犧牲——包括犧牲自由。
　　這聽起來像詭辯，對吧？但這個關於自由的悖論，卻是一個世紀以來幾代人慘痛的現實（不過，我們這一代並不包括在內，我們這一代並非自由選擇自己的信仰，而是從小就沒有擁有過精神自由和行動自由）。
　　馬、恩的本意我們不必往壞處揣度，但他們這句名言早就成了紅色江山掌門人的理論依據。直到今天，他們用以“維穩”、壓制“維權”、剝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權利的理由，就是國家、民族、社會治安等等“人民的名義”。
　　以集體之名來壓制自由，在中共成立之前就不乏先例。中國大陸學者張鳴的一篇短文，講述了“五四”前後關於自由的“運動悖論”。筆調輕鬆，很適合周末來讀。
　　順便說一句：生活中和網絡上都不乏好為人師者。你一談“自由”，屢屢就有人道貌岸然地來教訓：“世界上哪有絕對的自由！？”好像真有人在那兒倡導什麼“絕對的自由”似的！虛設了一個“絕對的自由”的靶子，再來對追求自由大加撻伐，這至少是無知、無聊吧！或許還帶上了無恥。


　　自由的“運動悖論”

　　張鳴，博客

　　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門遊行，喊口號，寫血書的學生，當然大多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遊行的學生中，雖然不是人人都看過《新青年》雜誌，但受其影響的料想不少。新文化運動，引進新文化，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倫理，但落到青年學生頭上，最誘人的無非兩個字：自由。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寫一個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少婦，離家出走。英國人王爾德的劇作《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被改編成《少奶奶的扇子》，被注入了女性自主的因素。這兩部劇作，在當時特別受歡迎。一代五四青年，對於反抗家庭包辦婚姻，反抗家長專制，瘋了似的嚮往。胡適先生這期間創作的唯一的一個劇本《終身大事》，反應的就是一代青年不能自主婚姻的困惑。當然，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也的確有不少人開始動身反抗，很多人到北京來讀書，本身就有反抗包辦婚姻的意蘊，真格地反掉了的，也大有人在。反對舊倫理，甚至打倒孔家店和非孝，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就青年而言，無非是自由兩個字的魅力。沒有人希望被人束縛，哪怕這種束縛來自供應自己的父母。
　　然而，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憤怒的學生上街以後，情形大變。一次大戰，中國也是戰勝國，但在和會上，卻什麼也拿不到。戰爭期間，被日本占領的青島和山東，依舊還要歸日本人控制。這口氣，如何吞得下？反制日本，學生們能想起的辦法，就是抵制日貨。當時學生們的認識，第一，日本需要中國的大米，只要中國不賣給他們大米，日本人差不多就得餓死。第二，日本的崛起，主要靠的是中國的市場，只要中國人不買他們的東西，日本就會衰落，甚至亡國。
　　所以，在遊行完了，燒了他們眼中的賣國賊曹汝霖的家，痛打了章宗祥之後，他們就開始抵制日貨了。這個運動，持續時間差不多有一年多，全國各大城市，甚至一些鄉村都有波及。抵制日貨，學生們先從自己做起，這沒問題。他們把自己擁有的日本產的搪瓷臉盆、牙粉、仁丹、草帽砸掉燒毀。幾乎每所學校，都開過這樣的聚會，大家在一起，將各自所有的日貨拿出來集中毀掉。有的窮學生，這些東西毀掉之後，就沒有臉盆洗臉，沒有牙粉刷牙，但卻也毅然決然，毫不顧惜。有的小學生，在學校聽完大學生的演講，回家將家裡的日貨也一併砸掉，大人不讓，就又哭又鬧。自我革命完了，他們就上街了。
　　上街以後，麻煩就大了。當年的日貨，跟今天的中國貨類似，都是便宜貨的代名詞，很受中國一般民眾的歡迎。顯然，不是所有的民眾，都像學生那樣具有愛國熱情。大量買賣日貨的商家，尤其是那些小商戶，對於抵制日貨，很不理解。依舊購買和使用日貨的市民，如果碰上上街宣傳抵貨的學生，多少都會遭殃，乖巧一點的，趕緊表態，馬上回去扔掉，也許東西還能保住，如果態度不好，說不定頭上的日本帽子，馬上就沒了。有的人穿的褂子被認為是日本布料做的，沒準就會立馬遭遇一剪子，穿着破衣服回家。碼頭上，也經常有來宣傳的學生，號召人們別搭乘日本船，如果執意要坐，就有人會在你的背上畫一個大圈，上書一個大字：奴。意思你是賣國奴。
　　當然，那些不肯將自己店裡的日貨拿出來毀掉的商戶，遭際就更慘。對於這些人，學生會毫不客氣，捆起來押走，帶高帽子遊街。這期間，挨幾下揍，是當然的了。在濟南，被學生視為反對他們的報紙，也會有類似的遭遇，報館被砸，報人被抓，帶高帽子遊街。
　　到了這種時候，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幾乎沒有人意識到，他們的行動，是在非法損壞他人的財產，限制和破壞他人的自由，正好走向了當初在新文化運動時候所主張的反面。他們都覺得這樣做，是理所當然的。因此，越鬧越大。被傷害和波及的人也越來越多。五四運動期間，學生和警察的衝突，基本上都發生在抵制日貨過程中。被捕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因為抵貨，非法扣押和拘禁市民。那時的輿論，卻一邊倒地向着學生，為學生的正義行動歡呼。
　　當然，這些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不會不知道限制人家的自由是件不那麼光彩的事情。但是，在愛國主義的道德大旗下，事情的性質，似乎起了變化。限制人的自由不對，但如果對方有賣國嫌疑，這樣的不對，也就對了，不僅對了，而且正當性十足。
　　買賣和使用日貨，就一定是賣國嗎？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美國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海灘上的兩個孩子玩得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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