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大躍進-大饑荒不堪回首的血淚一頁，許多人不了解也不願了解，不相信也不願相信，我覺得都可原諒。不能原諒的是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這號人，發微博稱幾千萬人餓死是“誇張污衊”“彌天大謊”，居然當了新聞學院院長


　　老高按：楊顯惠，肯定不是中國名氣最大的作家，或許不是中國成就最高的作家，但卻是作品最讓我感動、流下最多淚水的作家。讀他為了逃過中國審查官的眼睛而不得不披上“小說”外衣的那一篇篇紀實作品，我的淚水止都止不住。他的《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告別夾邊溝》……記載了60年前中國西北那片廣袤的土地上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故事，未來人寫中國文學史，不會忘記他的貢獻和成就。
　　從2004年初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系列相繼在《上海文藝》上發表。一個讀者給編輯打電話反覆問：“小說里寫的吃人都是真的嗎？”於是這位編輯給楊顯惠打電話，說自己看到這些文字，也脊背發冷，他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些故事是真的嗎？”楊顯惠回答：“‘吃人’的事絕對真實，這種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虛構的。”
　　最近從《縱覽中國》上讀到何與懷的一篇文章《在歷史面前需要誠實》，似乎不是最近文章，但原出處和出處一時查不到，其中提到天津作家楊顯惠，而且《縱覽中國》同時還配發了楊顯惠的一篇《1959年，我那穿長衫的父親是這樣餓死的》，這篇文章出自《定西孤兒院紀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
　　我在這裡轉發這兩篇作品。對於中國那不堪回首的一頁，許多人不了解、不願了解；不相信、也不願相信，我覺得都可以理解可以原諒。我不能原諒的，是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這號人。
　　中共官方媒體人士並非“天下烏鴉一般黑”——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寫出了《墓碑》；人民日報社上海分社副社長李泓冰發表文章《請讓孩子們拜讀餓死人的“家醜”》。但這位林治波，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同年入軍事科學院戰史部，曾任戰史研究員，上校軍銜，是電視文獻片《使命》、《彭德懷》和《萬里長征》主要撰稿人。2000年，調至人民日報評論部從事新聞評論，曾任評論部專欄組組長、要論組組長、評論部副主任，參與起草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開幕社論和多篇“任仲評”文章，後調任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以他的教育背景、他從事的工作，他所在的省份，他的級別和權力所能唾手可得的內部史料（查查公開出版的《通渭縣誌》，上面就記載了當年餓死三分之一人口——八萬人）……他該是不可能不了解大饑荒的部分真實情況的吧！但他居然於2012年發微博稱：“有人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誇張污衊1960～1962年餓死幾千萬人。至今沒有一個人告訴我他家裡誰餓死了，可都在那裡叫嚷死了幾千萬。還有人說，全家都死了，故無法告訴我。如果真是那樣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幾個億啊？”
　　此言引起公憤，林治波後來不得不為此道歉。但他仍然聲稱：道歉只是為“質疑過頭”，“我道歉，並不意味着我認可‘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
　　我不擅長罵人。對林治波這樣的人，我能用的最狠的詞，就是“人渣”。
　　這個“人渣”，卻被任命為蘭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復何言哉！


　　在歷史面前需要誠實

　　何與懷，縱覽中國

　　2012年5月21日，廣州《南方人物周刊》第299期出版，封面赫然醒目地印着：“1959-1961大饑荒”。該刊以極大篇幅發表其記者何三畏、劉洋碩、林珊珊所寫的深度調查報告：《以誠實和良知祭奠饑荒——1959-1961年的大饑荒記憶》，公開地坦誠地報道和評論上世紀在中國發生的那場駭人聽聞的人為災難，衝破了當局幾十年的禁忌。文章直言不韙地指出：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沒有“正式記載”和合理解釋，沒有被教科書承認，基本上處於屏蔽中。對於新生代來說，大饑荒的歷史有如天方夜譚。這跟那場災禍一樣，是人類不應該犯的錯誤。
　　中國讀者確是等待得太久了，這篇調查報告一經出版就馬上引起巨大的反響，關於“大躍進”繼之以“大饑荒”的話題成了輿論焦點。
　　本來，在中國民間，對那場大饑荒的紀念、追問和研究，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如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的驚世之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如天津作家楊顯惠悲慘感人的《告別夾邊溝》……我還想到北京的章詒和在《傷今念昔，恨殺子規啼》（《〈五十年無祭而祭〉序》）一文中講到的那位不知名的安徽作家。
　　章怡和發人深省地描述了他們見面時的情形：
　　這個人從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捲圖紙，說：“我要寫的都在這兒。”
　　圖紙平鋪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們像是農家村落平面圖，毛筆手工繪製。除了豬圈雞舍外，其餘均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個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寫着三個人的姓名，有的是兩個，有的是一個。他說，這是他的家，是1958年的家，一個幾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給章怡和看，哪間屋住的是父母，哪間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間是伯父嬸娘，哪兒是兄嫂子侄們的房子。繼而，他抽出第二張圖，這是1959年的家，第三張是1960年。每張圖的格局都一樣，可房屋上標註的姓名，越來越少。翻到最後一張圖上只有一間小屋只有一個人的姓名，其它房間都是空白。
　　章怡和問道：“只剩一個人了嗎？”
　　他抬眼望着章，說：“只剩一個人了。”
　　“剩下的這個人，還活着嗎？”
　　“還活着。”
　　“他在哪兒？”
　　“他在這兒，就是我。”
　　愕然，啞然。悲而喜，喜而悲！過了好一陣，章怡和問：“原來的人去哪兒了？”
　　“都餓死了。章老師，整整一個村子都是黃塵滾滾，不見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章怡和心頭頓感刀割一般，一把抓住他的手，淚水沿着面頰滾落。
　　這位來訪者告訴章怡和：他成了孤兒，自己立誓--長大後一定要寫家史，寫飢餓史。幾十年來他一刻不曾忘記當年的誓言。他對章怡和說：“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圖上那間小屋說：“我要回到這屋，開始寫往事。我家的往事寫完了，就寫鄰居的；我們村寫完了，就寫鄰村的。一個村、一個村地寫下去。”……
　　又是一個令人悲慟欲絕又令人肅然起敬的故事。這些勇敢堅定鍥而不捨地追尋歷史真相的人都值得我們尊敬！讓自由的靈魂歸來吧。就像《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所說，在歷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誠實。對歷史的態度，應該是只對歷史負責，一切意識形態的偏見都應該靠後。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我們已經告別的年代，直面慘痛的警示：永遠不可回到那樣的體制。讓我們永遠記住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人民日報社上海分社副社長李泓冰也公開發表文章回應《南方人物周刊》，題為：《請讓孩子們拜讀餓死人的“家醜”》。她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給歷史整容，會唐突了現實，蒼白了未來，弱智了後人。最可怕的，是家醜還可能重現，君不見，仍有人在為“文革”招魂麼？李泓冰悲憤地發出一聲怒吼：別拉着13億人陪葬！
　　“夾邊溝，我聽見亡靈的悲訴……”，這是我幾年前為楊顯惠《告別夾邊溝》一書所寫的評論的標題。又一次，我堅信我在此文中說的話：
　　中國人敬畏歷史。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會無動於衷。
　　往事無法埋葬。往事不會灰飛煙滅。或遲或早，往事都會一個個從墳墓里爬出來。
　

　　1959年，我那穿長衫的父親是這樣餓死的

　　楊顯惠，縱覽中國

　　今天是我重返飲馬農場的最後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農場。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農場上山下鄉的，在老四連當農工。那是1970年吧，我們的連長調至飲馬農場的商店當主任，他把我也調過去了，在飲馬農場的商店當售貨員。
　　由於是最後一天的滯留，吃過晚飯之後，我特別地在場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後，留下來的農工們第二次創業建立起來的啤酒花顆粒加工廠和麥芽廠。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剛推開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門，有個人忽地從沙發上站起來了，喊了聲梁會計。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點熟悉，但一時間卻沒認出他來。我說，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來了，他是農場機耕隊的機務員——開拖拉機的。我說，你怎麼來了？他說，我來看看你呀，聽說你來了。
　　我很感動，拉着他上了樓進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後，我說，我當再也見不到你了，人們說你調到黃閘灣的變電所去了，離這兒十幾里路呢。他說，我是聽我們所長說你來了，趕來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動，我說，哎呀太……太……我連着說了幾個太字，也沒說出太什麼來。這次來飲馬農場，土地還是那麼親切，當年栽的白楊樹苗都已經變成參天大樹，但熟人沒幾個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職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兒都是生面孔，就是當年五大坪過來的一百名孤兒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還都散布在幾十平方公里的十幾個生產隊裡，很多人都沒見上面。真有一種人去樓空的感覺。我親熱地問候他：還打籃球嗎？他笑了：還打什麼籃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問話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農場每年都要從連隊挑十幾個大個子愛運動的人組成籃球隊，集中訓練幾天之後去師部和其他農場的籃球隊比賽，我和他就是在籃球隊認識的。
　　我們聊起了籃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兒女，我問他：這些年常回家嗎？他回答：一次也沒回過。
　　我很驚訝：怎麼一次也沒回過？
　　你知道的，我家沒人了。
　　我點了點頭：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說，親戚總是有幾個嘛。
　　不來往。我不願和他們來往。前幾年有個叔叔寫信來，說要來看看我，問我坐哪趟車怎麼走，我沒回信，撕掉了。
　　怎麼呢？
　　我挨餓的時候，需要人幫助的時候，他們到哪裡去了？
　　我靜了一會兒說，至真，你一次也沒認真跟我講過你的家庭。
　　我跟誰也沒講過。那些傷心的事，我不願講，也沒人願意聽。
　　誰不願意聽，是你不願講的。都老了，還想在心裡埋一輩子，跟老朋友都不講嗎？
　　是老了……他嘆息着說。這幾年我的思想也有點變化，曾經想過把過去的事給孩子們講一下，起碼叫自己的後代們知道一下我受過的苦。我也給他們講過，可他們不愛聽。今天你要是想聽，我就給你講一下。
　　就從我父親講起吧。我們這些從河靖坪來的孤兒，父母都是死光了的。當然，一個人和一個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親1958年去了皋蘭縣當民工，大煉鋼鐵。那時候不是大躍進嗎，要大煉鋼鐵。定西地區的多數縣沒鐵礦，沒煤，全地區的民工都集中到皋蘭縣和靖遠縣去煉鋼。光是通渭縣就去了一萬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煉鋼失敗了，我父親說過，就煉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來了。放回來也不叫閒着，又派去修白（銀）寶（積山）鐵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來了……
　　不對不對，不是放回來的，是我母親沒了，我父親跑回來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們家三個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還有兩個妹妹。
　　我母親是這樣沒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沒糧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乾脆就喝清湯。你可能覺得奇怪，夏季小麥下來了，怎麼沒糧吃了？都叫大隊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說是交徵購呢。徵購沒交夠，搜糧隊搜社員家的陳糧。結果把農民家裡藏下的一點陳糧搜走了，社員們就剝榆樹皮充飢，挖草鬍子，吃駱駝蓬。我母親有一天在麥場幹活，實在餓得受不了啦，看見麥場邊上有一種灰色莖蔓葉片像雞毛一樣排列的草，拔下來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來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塊胰子嚼着吃下去了，還喝了水，噁心，嘔吐，然後躺在炕上。到了半夜裡，母親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兩個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們的手斷氣了。母親想說話的，但光是張嘴，舌頭硬了，沒說出話來。
　　我父親回來之後，被隊長組織積極分子批鬥了兩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們都說，家裡沒個大人咋行？
　　其實，我們家裡藏着兩缸苞谷哩，沒叫搜糧隊搜走。那糧還是我父親和母親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時候剛辦集體食堂，隊裡叫把家裡的糧交到食堂，說吃集體食堂呢；共產主義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馬上就要過好日子哩，家裡存糧食幹什麼！父母親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親不懂什麼共產主義，知道糧食是命根子，沒糧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動，不相信共產主義到了的宣傳，因為我家的成分是富農，按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說本質就是反動的。
　　我父親兄弟四個人，父親是老大。我爺爺在馬營鎮城裡開過商號。解放前爺爺就去世了，弟兄四個人就分家了。我父親種地，家在馬營鎮城外住。我父親是個好農民，莊稼種得好。我記得清楚得很，我父親犁地，犁溝一行一行勻得很。他犁地的時候人總是走在犁溝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見一個腳印——每一趟犁鏵翻過的土把腳印都蓋上了。父親說，犁地是莊稼人的臉，看你的臉清潔不清潔就知道你是不是個好莊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歲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裡，我在大門口望風，我父母在後院的園子裡挖坑。怕苞谷發霉，直接把兩個缸埋進坑裡了，上頭壓上麥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種上了苦蕎。第二年種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種上苦蕎。搜糧隊搜糧的時候，蕎麥還開花着呢，他們根本就沒想到長着蕎麥的地里會埋糧食。他們拿着鐵棍把院子、豬圈、廁所和住房都搗遍了，漿水缸都用鐵棍攪着看了。
　　1959年春天餓得難挨的時候我問過母親：娘，腿餓軟了，還不挖些苞谷吃嗎？我母親說不能挖，挨餓的日子在後頭呢。
　　我母親去世，父親回來了，還是沒吃那苞谷。我父親說，不敢吃，叫隊裡知道就收走呢！那時候社員們還在喝食堂的清湯，家裡不准冒煙。一冒煙隊長和積極分子就來了，看你煮的野菜還是糧食。
　　到了舊曆九月，父親還是不叫吃苞谷，那時集體食堂已經關閉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親膽子小，父親怕開批鬥會，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陣子，專區工作組在馬營鎮召開了萬人批鬥大會，在一個農民家挖出來了幾十斤糧食。這個農民家的兒子是縣委什麼工作部的部長，工作組叫他兒子主持大會批鬥父親，說他父親是階級敵人，冒尖人物。什麼叫冒尖人物？就是想發家的農民！那次批鬥大會我父親也去參加了，他回來說，會場上架着機關槍，民兵們手裡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親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來。唉，從打土地改革開始，我父親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時候，民兵背着槍在我家門口轉，怕我家轉移財產，說是我家夠地主條件。後來清查完了，定了個富農，但和地主分子一樣對待，一開會就拉到前邊站着，批呀斗呀，說是階級敵人。動不動就踢兩腳，打兩拳。
　　到了臘月里實在餓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會走路了，走着路跌跟頭。於是，一天夜裡父親起出來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動磨子，後半夜就煮了一鍋，全家四口人圍在炕上吃了。
　　過兩天又吃了一鍋。煮第三鍋時有人進了我家，說你們生火煮啥呢，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隊裡的積極分子，平常不愛勞動，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隊長混吃混喝，是個二流子，全村的人都罵的人。他半夜裡看見我家煙筒冒煙了。他掀開鍋蓋看見了苞谷，就去向隊長報告了：何建元家有糧食！
　　何建元是我父親的名字。
　　第二天開父親的批鬥會，整整開了一天。積極分子們——隊長的親信們，他們吃生產隊倉庫里的糧食肚子不餓——圍成一個圈，炒豆子，撞人。隊長拿着扁擔在我父親腰上打了幾扁擔。我親眼看見的，頭一天開批鬥會我跟着去了。他們逼我父親，叫我父親交出藏下的糧食。
　　連着撞了兩天，我父親晚上回到家的時候鼻青臉腫，一隻眼睛充血，眼睛腫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親跟我說，頂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說父親：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嗎？
　　但父親還是坦白了。隊長帶着人來把苞谷挖走了，連缸都搬走了。
　　我問父親：現在怎麼辦？
　　父親說，沒辦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說，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餓死了！
　　父親說，我家裡不蹲了，我要飯去。
　　我問，我妹子怎麼辦？
　　父親說，我管不了嘍，一點辦法沒嘍。
　　我說父親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兩個妹妹怎麼辦？你把妹妹撂這裡，我能有啥辦法？我父親說，沒辦法，我管不了這麼多嘍。他一邊說，就一邊把一床被子捲起來，外邊裹了一塊羊皮，捆好了。他說天一黑他就走。可是這天傍晚我們一家人正在喝蕎皮湯，隊長又進來了，看見行李了，說我父親：何建元，你想跑嗎？你想得好呀！你給我乖乖在家蹲着，你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隊長走後，父親就睡下了，就再也沒下過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軟兒，撅蕨菜杆杆。地軟兒泡軟了和谷衣攙着煮湯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麵也燒湯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沒毒。這樣湊合了幾天，我父親說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長衫拿出來，他穿上，然後躺在炕上等死。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沒喝湯，也沒死，他就說：
　　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長衫脫了，放在箱子蓋上。
　　就在他折騰活呢死呢把長衫脫了放在箱蓋上的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已經在炕上趴了好幾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張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塊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麼趴着，給些谷衣湯她就喝上，不給也不出聲。後來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為谷衣、蕎皮湯喝上後她排泄不下來，掏都掏不出來。
　　我跟父親說，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親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臉朝下趴着，沒抬頭，說：放着去。
　　我沒想到父親會這樣說話，我說，妹子沒氣了，硬硬的了，在熱炕上放着能放住嗎？不臭了嗎？臭了怎麼收拾？
　　父親說，我的娃，你看着你大還能活幾天？
　　我說，我猜不出你能活幾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幾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斷氣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說，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斷氣了。放着去吧。
　　我又說，我和大妹子還活着哩。
　　我大不出聲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親，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門口就栽倒了。在台階上坐着緩了一會兒，再抱……我終於把小妹妹抱到後院的花園裡了，就放進積極分子們挖苞谷挖出來的那個坑裡。我沒力氣埋上我妹妹，就隨便用腳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過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來，臉胖得臉盆那麼大，我都認不出她了。
　　我聽奶奶說過，人餓的時間長了臉要浮腫。我大妹妹浮腫了。人一浮腫腿就沒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軟兒了。我燒上些地軟兒湯，她喝上半碗，在台階上躺着曬太陽。
　　過幾天隊長到我家來，說要播種了，誰下地幹活，給一碗洋芋。
　　我父親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隊長說他起不來了。隊長走後我說父親：你哪裡是起不來了，你是不想起。你起來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動干不動，隊裡不是給一碗洋芋嗎？你就這麼趴着等死嗎？父親說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說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親罵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我父親生我的氣呢。他準備下的行李叫隊長沒收了，沒能去要飯，認為是我報告隊長了，我把他攔住了，害得他沒走了。
　　我就去勞動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囫幾。旁人擺耬種小麥呢，我拿個長把把的木榔頭把犁鏵翻起的囫幾打碎。木榔頭輕得很，可那時候人乏得很，木榔頭在手裡重似千斤，每舉起一次都要用全身的力氣。我實在打不動囫幾，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堅持着，堅持着。堅持到中午收工的時候，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沒做過飯的食堂去，一人給了一碗洋芋——就幾個洋芋。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的，藍邊的土碗，本地燒的。
　　就那幾個尕尕的洋芋，我端在手裡高興得很：有吃的了，餓不死了！回到家我把洋芋給大妹妹吃，不給父親。說實話呢，我父親認為是我攔住他沒出了門，生我的氣呢，可我生父親的氣呢。人家的父母撩亂着給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動！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階上吃洋芋，父親在炕上趴着聽見了，喊我的小名，說，真娃子，我吃個洋芋。我說，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還是打囫幾。有時蹲在地上刨土，從犁溝里把前頭人播下去的麥子刨出來撿着吃。隊長看見了罵，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刨！我就接着打囫幾，等他走了接着刨犁溝，拾種籽吃。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給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還給大妹妹吃，我也吃。這次我父親不張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給他，但我給他拿一個過去，我說，吃吧，你。他接過去吃了。這天夜裡，我大妹妹說口乾得很，想喝水。家裡沒水，我到隔壁生產隊的食堂去，敲門，說要點水，我妹子渴得很。食堂做飯的人睡了，不願起，說沒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溝走。河溝離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麼絆倒了。用手一摸，是個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見過人們撇在河灣里的死娃娃。那時河灣里到處是死屍，我一點都不害怕。到了河溝又舀不上水：河溝凍冰着哩。我從溝邊上找塊石頭砸冰也砸不開。那時候冰已經薄了，但我抱不動大石頭，拿小石頭砸。砸了很長時間砸下來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來，這時天麻麻亮了。我趕緊燒水，沒燒開，就是冰化開了，溫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會喝了。我給她灌也灌不進去了。我跟父親說，父親不管。他把長衫又穿上了，他說，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嗎？
　　沒辦法。我大妹妹那年十歲，我試着往外抱沒抱起來，叫個人來，把大妹妹拖出去了。還是拖到菜園裡的那個坑裡，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還是出去參加隊裡勞動，一天弄兩碗洋芋吃。連着兩天，我和父親分着吃，一人一半。我想，是我的父親呀，不要叫餓死了。我娘養下了我，但我是父親養大的呀，為了一家人的生計，他吃了多少苦呀，現在我家就剩下我們父子兩個人了，有一碗洋芋就兩個人吃吧。
　　給父親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親突然就精神起來了，改變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脫了長衫睡覺，說：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親精神起來，我很高興，說，大，你不等死了？父親說，一天有兩碗洋芋，老天爺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來，我看見父親趴着不動彈。我想他又發懶了，又變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還不起？你說的今天幹活去！我父親不說話。我就又說，大，你說話不算話！說着，我推了他一把，才發覺已經硬硬的了。
　　我把父親的長衫給套上了。這長衫是我父親解放前家境好時做的長衫，那時爺爺還活着，經商，雖然父親在家種地，但獨當一面管着全家的農業生產，爺爺給他做的長衫。我母親跟我說過，冬閒或者村裡有啥事了，父親就穿着長衫走來走去，應酬。農村合作化以後，父親不穿長衫了，但他很愛惜，一直存放在箱子裡。我父親是我們村唯一穿過長衫的農民。
　　把長衫套上後我就去找隊長，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隊長沒來，我就給父親臉上蓋了一張紙。放了三天，隊長叫會計和保管來了，把我家的柳條耱子拿過來，把父親抬上去，蓋了床被子抬出去了。會計問我，你去不去？我回答走不動了，你們埋去吧。
　　埋完父親的這一天，家裡來了很多人，都是親戚，還有街坊鄰居。都是看我來的，說這娃孽障，沒人管了。等他們走後，我發現鐵杴沒了，鏟子沒了，水桶沒了，砂鍋沒了，連提水的瓦罐都不見了。在家一個人過了幾天我就跑出去了……跑到公社去了。我聽人說，那裡有個幼兒院，專門收養沒父母了的孩子。
　　1969年冬天，五大坪農場往飲馬農場遷，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親的墳遷一下，問會計，問保管，你們把我父親埋哪兒了？他們都說記不清了。他們說，隊裡死了人都叫他們抬，關門了的都有好幾家，成孤兒的就更多，都是他們抬的，他們也不記得抬出去埋哪兒了。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回過家……
　　何至真結束他的家事的講述。
　　我沉默無語。過一會兒才問，你兩個妹子呢？還在菜園裡埋着嗎？
　　沒有，那次回家，生產隊已經把我家房子占了當隊部。我叫他們把我妹子起出來遷到祖墳去了。當時有些親房家的人不同意，說哪有女子埋祖墳的，媳婦才能進祖墳。我說，我不講規矩，我就是要把妹子埋在祖墳里。天打五雷劈，叫它打我來，劈我來！
　　這天夜裡，我與何至真聊天直到深夜。大約是凌晨一點鐘的時候，他說該回去了。我挽留他：這間客房是農場領導安排的，就我一個人，你睡那張床。他不睡，說黃閘灣不遠，騎車二十分鐘就到了。非要走。我送他到蘭新公路。這是中秋節過後幾天，大半個月亮掛在天邊，那殘缺的一邊像是狗啃得豁豁牙牙的。何至真騎着自行車的身影在月色下消失很久，我還在蘭新公路上站着。很久才有一輛跑長途的汽車駛過來，車燈賊亮，晃花了我的眼睛。但是汽車過去之後，月色如水，灑在公路上，公路伸向幽暗朦朧的遠方。殘月就在那遠方。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本月圖片主題：滄海）

　　濱臨大西洋的美國阿卡迪亞國家公園，晨霧正在消散，早潮正在退去……海灘上幾乎沒有人。我第一次嘗試用手機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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