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大跃进-大饥荒不堪回首的血泪一页，许多人不了解也不愿了解，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觉得都可原谅。不能原谅的是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这号人，发微博称几千万人饿死是“夸张污蔑”“弥天大谎”，居然当了新闻学院院长


　　老高按：杨显惠，肯定不是中国名气最大的作家，或许不是中国成就最高的作家，但却是作品最让我感动、流下最多泪水的作家。读他为了逃过中国审查官的眼睛而不得不披上“小说”外衣的那一篇篇纪实作品，我的泪水止都止不住。他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告别夹边沟》……记载了60年前中国西北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故事，未来人写中国文学史，不会忘记他的贡献和成就。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最近从《纵览中国》上读到何与怀的一篇文章《在历史面前需要诚实》，似乎不是最近文章，但原出处和出处一时查不到，其中提到天津作家杨显惠，而且《纵览中国》同时还配发了杨显惠的一篇《1959年，我那穿长衫的父亲是这样饿死的》，这篇文章出自《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
　　我在这里转发这两篇作品。对于中国那不堪回首的一页，许多人不了解、不愿了解；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可以原谅。我不能原谅的，是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这号人。
　　中共官方媒体人士并非“天下乌鸦一般黑”——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写出了《墓碑》；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发表文章《请让孩子们拜读饿死人的“家丑”》。但这位林治波，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同年入军事科学院战史部，曾任战史研究员，上校军衔，是电视文献片《使命》、《彭德怀》和《万里长征》主要撰稿人。2000年，调至人民日报评论部从事新闻评论，曾任评论部专栏组组长、要论组组长、评论部副主任，参与起草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开幕社论和多篇“任仲评”文章，后调任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以他的教育背景、他从事的工作，他所在的省份，他的级别和权力所能唾手可得的内部史料（查查公开出版的《通渭县志》，上面就记载了当年饿死三分之一人口——八万人）……他该是不可能不了解大饥荒的部分真实情况的吧！但他居然于2012年发微博称：“有人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夸张污蔑1960～1962年饿死几千万人。至今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还有人说，全家都死了，故无法告诉我。如果真是那样整家整家地死亡，那得死几个亿啊？”
　　此言引起公愤，林治波后来不得不为此道歉。但他仍然声称：道歉只是为“质疑过头”，“我道歉，并不意味着我认可‘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
　　我不擅长骂人。对林治波这样的人，我能用的最狠的词，就是“人渣”。
　　这个“人渣”，却被任命为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何言哉！


　　在历史面前需要诚实

　　何与怀，纵览中国

　　2012年5月21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第299期出版，封面赫然醒目地印着：“1959-1961大饥荒”。该刊以极大篇幅发表其记者何三畏、刘洋硕、林珊珊所写的深度调查报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公开地坦诚地报道和评论上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人为灾难，冲破了当局几十年的禁忌。文章直言不韪地指出：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中国读者确是等待得太久了，这篇调查报告一经出版就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关于“大跃进”继之以“大饥荒”的话题成了舆论焦点。
　　本来，在中国民间，对那场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如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如天津作家杨显惠悲惨感人的《告别夹边沟》……我还想到北京的章诒和在《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五十年无祭而祭〉序》）一文中讲到的那位不知名的安徽作家。
　　章怡和发人深省地描述了他们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人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儿。”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说，这是他的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章怡和看，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这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上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只有一间小屋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
　　章怡和问道：“只剩一个人了吗？”
　　他抬眼望着章，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
　　“他在哪儿？”
　　“他在这儿，就是我。”
　　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章怡和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
　　“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章怡和心头顿感刀割一般，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
　　这位来访者告诉章怡和：他成了孤儿，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几十年来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章怡和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屋，开始写往事。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
　　又是一个令人悲恸欲绝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这些勇敢坚定锲而不舍地追寻历史真相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让自由的灵魂归来吧。就像《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所说，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也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南方人物周刊》，题为：《请让孩子们拜读饿死人的“家丑”》。她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君不见，仍有人在为“文革”招魂么？李泓冰悲愤地发出一声怒吼：别拉着13亿人陪葬！
　　“夹边沟，我听见亡灵的悲诉……”，这是我几年前为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一书所写的评论的标题。又一次，我坚信我在此文中说的话：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1959年，我那穿长衫的父亲是这样饿死的

　　杨显惠，纵览中国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出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撞人。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一床被子卷起来，外边裹了一块羊皮，捆好了。他说天一黑他就走。可是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队长走后，父亲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说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
　　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他折腾活呢死呢把长衫脱了放在箱盖上的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张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放着去。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我的娃，你看着你大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
　　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
　　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队长走后我说父亲：你哪里是起不来了，你是不想起。你起来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动干不动，队里不是给一碗洋芋吗？你就这么趴着等死吗？父亲说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说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亲骂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我父亲生我的气呢。他准备下的行李叫队长没收了，没能去要饭，认为是我报告队长了，我把他拦住了，害得他没走了。
　　我就去劳动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囫几。旁人摆耧种小麦呢，我拿个长把把的木榔头把犁铧翻起的囫几打碎。木榔头轻得很，可那时候人乏得很，木榔头在手里重似千斤，每举起一次都要用全身的力气。我实在打不动囫几，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坚持着，坚持着。坚持到中午收工的时候，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没做过饭的食堂去，一人给了一碗洋芋——就几个洋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的，蓝边的土碗，本地烧的。
　　就那几个尕尕的洋芋，我端在手里高兴得很：有吃的了，饿不死了！回到家我把洋芋给大妹妹吃，不给父亲。说实话呢，我父亲认为是我拦住他没出了门，生我的气呢，可我生父亲的气呢。人家的父母撩乱着给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动！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阶上吃洋芋，父亲在炕上趴着听见了，喊我的小名，说，真娃子，我吃个洋芋。我说，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还是打囫几。有时蹲在地上刨土，从犁沟里把前头人播下去的麦子刨出来捡着吃。队长看见了骂，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刨！我就接着打囫几，等他走了接着刨犁沟，拾种籽吃。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给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还给大妹妹吃，我也吃。这次我父亲不张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给他，但我给他拿一个过去，我说，吃吧，你。他接过去吃了。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到了河沟又舀不上水：河沟冻冰着哩。我从沟边上找块石头砸冰也砸不开。那时候冰已经薄了，但我抱不动大石头，拿小石头砸。砸了很长时间砸下来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我赶紧烧水，没烧开，就是冰化开了，温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
　　没办法。我大妹妹那年十岁，我试着往外抱没抱起来，叫个人来，把大妹妹拖出去了。还是拖到菜园里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还是出去参加队里劳动，一天弄两碗洋芋吃。连着两天，我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我想，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来，我看见父亲趴着不动弹。我想他又发懒了，又变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还不起？你说的今天干活去！我父亲不说话。我就又说，大，你说话不算话！说着，我推了他一把，才发觉已经硬硬的了。
　　我把父亲的长衫给套上了。这长衫是我父亲解放前家境好时做的长衫，那时爷爷还活着，经商，虽然父亲在家种地，但独当一面管着全家的农业生产，爷爷给他做的长衫。我母亲跟我说过，冬闲或者村里有啥事了，父亲就穿着长衫走来走去，应酬。农村合作化以后，父亲不穿长衫了，但他很爱惜，一直存放在箱子里。我父亲是我们村唯一穿过长衫的农民。
　　把长衫套上后我就去找队长，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队长没来，我就给父亲脸上盖了一张纸。放了三天，队长叫会计和保管来了，把我家的柳条耱子拿过来，把父亲抬上去，盖了床被子抬出去了。会计问我，你去不去？我回答走不动了，你们埋去吧。
　　埋完父亲的这一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亲戚，还有街坊邻居。都是看我来的，说这娃孽障，没人管了。等他们走后，我发现铁锨没了，铲子没了，水桶没了，砂锅没了，连提水的瓦罐都不见了。在家一个人过了几天我就跑出去了……跑到公社去了。我听人说，那里有个幼儿院，专门收养没父母了的孩子。
　　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会计，问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了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
　　何至真结束他的家事的讲述。
　　我沉默无语。过一会儿才问，你两个妹子呢？还在菜园里埋着吗？
　　没有，那次回家，生产队已经把我家房子占了当队部。我叫他们把我妹子起出来迁到祖坟去了。当时有些亲房家的人不同意，说哪有女子埋祖坟的，媳妇才能进祖坟。我说，我不讲规矩，我就是要把妹子埋在祖坟里。天打五雷劈，叫它打我来，劈我来！
　　这天夜里，我与何至真聊天直到深夜。大约是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说该回去了。我挽留他：这间客房是农场领导安排的，就我一个人，你睡那张床。他不睡，说黄闸湾不远，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非要走。我送他到兰新公路。这是中秋节过后几天，大半个月亮挂在天边，那残缺的一边像是狗啃得豁豁牙牙的。何至真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在月色下消失很久，我还在兰新公路上站着。很久才有一辆跑长途的汽车驶过来，车灯贼亮，晃花了我的眼睛。但是汽车过去之后，月色如水，洒在公路上，公路伸向幽暗朦胧的远方。残月就在那远方。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沧海）

　　滨临大西洋的美国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晨雾正在消散，早潮正在退去……海滩上几乎没有人。我第一次尝试用手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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