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鄧小平還是華國鋒，經濟特區和改革開放都不是他們有意設計的，而是時代倒逼的結果。吳南生說得好：“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哪一個人發明的，哪一個人先提出來的，我是不贊成這個說法的，應該說，是黨內、社會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老高按：4月10日，朋友發來噩耗：前廣東省委書記、深圳第一任市委書記吳南生以96歲高齡去世。今年恰逢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的改革開放40周年，吳南生的去世，將人們的視線引向經濟特區創立的那段歲月。
　　去年10月，我曾在對中共黨史專家阮銘的系列視頻訪談節目中，專門錄製了一期《經濟特區：在南海邊畫圈的那位老人是誰？》（《歷史明鏡》第84期，2017年10月23日首播）。
　　“在南海邊畫圈”，這個典故，出自中國著名女歌手董文華的那首歌《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
　　那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
　　畫了一個圈……
　　歌中並沒有點明這一位老人是誰。但第二段唱道：“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顯然說的是鄧小平南巡。而官方將這首歌選作12集大型電視片《鄧小平》的主題曲，並由嫦娥一號衛星在太空播放，可以認定，這首“中國改革開放的代表曲”，榮獲央視第二屆音樂電視大賽金獎、中宣部第六屆“五個一工程”獎，代表了官方認可“深圳特區首先由鄧小平畫圈拍板”這一說法。
　　但是，歷史真相如何？是鄧小平首先倡導經濟特區嗎？最先力主搞改革開放樣板的人是誰？阮銘作為當時參與起草若乾重要文章、與聞許多重大決策出台經過的知情人，在節目中，回述了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共領導層在經濟特區問題上錯綜複雜的交鋒，還原了鄧小平確實作出的貢獻和不應享有的榮譽。
　　阮銘告訴觀眾，最先向中央提出建立特區的，其實是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任仲夷——雖然當時還沒有人想出“特區”這個詞。1978年5月華國鋒訪問朝鮮回國在瀋陽停留，聽取遼寧省委領導的匯報，任仲夷當面向華國鋒建議：對大連採取特殊政策，“建成北方經濟的對外窗口”。後來被中共官方說成思想保守“凡是派”的華國鋒，當時卻同意了！但實施起來，阻力甚大。1980年初冬任仲夷被調到廣東主政，大連的事就此擱淺。
　　阮銘還告訴觀眾，最先向中央建議設立深圳特區的，是當時在廣東主政的習仲勛。
　　查習仲勛在文革結束後，1978年4月，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二書記，12月升任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1978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期間，習仲勛和副手楊尚昆向中央匯報廣東情況，提出讓中央給廣東以更大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成功經驗，搞出口特區。這個構想得到中央領導支持。1979年7月，中共中央（主席為華國鋒）、國務院（總理為華國鋒）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
　　阮銘認為：鄧小平（1979年時擔任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等職）在創辦經濟特區問題上，發出了自己支持的聲音（指示特區建設要“殺出一條血路”等）、做出了一份貢獻，但無論如何絕不是那個首創“畫圈”的老人。
　　昨天讀到獨立學者、前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在FT中文網上發表的文章，從吳南生的回憶說起，專門探討鄧小平和華國鋒對深圳特區建設的貢獻，其看法與阮銘先生有不小差距。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吳南生、阮銘和鄧聿文的看法，都很值得我們在回顧改革開放過程和反思經驗教訓時參考。


　　如何評價鄧小平和華國鋒對深圳特區建設的貢獻？

　　鄧聿文，FT中文網，2018年4月19日

　　深圳第一任市委書記、曾對深圳特區建立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吳南生以96歲高齡於近日去世。因為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而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他的去世引發了人們對深圳往昔那段崢嶸歷史的關注和探索。
　　一位未謀面的朋友知道我是研究改革的，在微信中給我留言，大意是看了一篇公號文章，作者採訪了吳南生，深圳是吳等當地人被逼着改開的，跟農村承包一樣。最後批準的也是華國鋒和趙紫陽，和那個劃個圈的先生（鄧小平）完全沒有關係。真實的特區改革開放過程和媒體，以及官方宣傳的完全不一樣。我們這個政府還有什麼真實性？
　　這位朋友的留言代表了當今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和情緒。它不是簡單的對和錯的問題。由於官方的歷史宣傳存在嚴重的“臉譜化”和“為尊者諱”現象（近年來在這方面有所好轉，一些中共歷史上的反面人物也開始嘗試公正評價），例如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將某些事跡或功勞說成是某個領導人所為，從而造成人們對官方歷史的“天然”懷疑和不相信。這種事情在華國鋒和鄧小平的身上表現得很明顯，民間最近幾年出現了明顯的“揚華抑鄧”現象。如稱華國鋒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偉大貢獻。
　　筆者在此無意也無力對華國鋒做一個全面評價，因為有關華的文獻知之甚少，然而，僅以吳南生的回憶而言，就像上面引述的這位朋友的留言一樣，我認為是很偏頗，經不起事實和歷史檢驗的。這種認知如果形成一種大眾化情緒，實際上是矯枉過正，並不利於我們繼往開來，也需要來一個“正本清源”。
　　吳南生對深圳建立特區過程的回憶有不同版本，就我的閱讀範圍，2015年刊發在《炎黃春秋》第五期，由楊繼繩先生採訪，吳口述的《親歷經濟特區的決策過程》一文最詳細。很多人也正是看了這個口述文章後改變對華印象的。但是，在我看來，儘管是華批准、同意建立深圳特區的，最多也只能說明，華不是“兩個凡是”所呈現給人們的那種死守毛路線的教條主義者，他是一個相當務實的人，對改革開放做出了一定貢獻。僅此而已。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華是一個很有改革開放思想的中共領導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有大貢獻；更不能由此推導，如果華後來沒有被免職，中國在他領導下，改革開放會取得比如今更大的成就。
　　按照吳南生的回憶，深圳特區的建立，廣東省委先有這個想法，然後報請當時的中央批准同意，用文章的話說（下面引用原話）——
　　仲勛說：“寫個報告給中央，（1979年）4月初中央開會，我要去，當面給中央提出來。”我（吳南生）說：“國務院召開經濟工作會議，你參加嗎？”他說：“我還沒有做結論呢。”當時恢復了他的組織生活，但《劉志丹》這本書“利用小說反黨”這個說法還沒有做結論。他說：“我去要求做結論啊！”他去那裡主要是辦這個事。這個會不是鄧小平而是華國鋒主持的，是華國鋒最後同意、贊成了廣東的建議。習仲勛回來傳達，都是講的華主席，不是講鄧小平。他只講了鄧小平一句話。習仲勛說：“小平說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我看他對改革開放也是很積極的。”他是這樣傳達的。我現在寫文章照樣寫，是華國鋒主持的、同意的。
　　從上面這段話來看，習仲勛是在要求中央為他做平反“結論”的會議上把廣東要辦特區的事告訴了中央，而這個會正好由華國鋒主持，也許鄧也參加了這次會，所以華國鋒就批准同意了廣東的請求。
　　這當然表明華一定程度上的開明，但如果我們假定，華在這次會上沒有批准同意，深圳特區的建立最多也就推遲兩年而已，因為到1980年下半年後，鄧小平在中共領導層事實上的權威就已經超過華。而在1979年4月之所以是華而非鄧批准了廣東建立經濟特區的“請求”，我猜想，與他們兩人當時所任職務有直接關聯。華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是黨和國家的“一把手”，雖然其地位和權威已受到鄧、陳（雲）等黨內元老和胡（耀邦）等新生代的挑戰，但在1979年初應該還不僅是名義上的“一把手”，而有事實上的權力，而這種舉辦經濟特區的決定，從形式和程序上說，也需要“一把手”來批准，才顯得“名正言順”。鄧則是在1977年恢復領導職務的，時任軍委副主席和全國政協主席，還沒有成為第二代領導人的“核心”，沒有後來的權威性，又未在政府任職，因此，無論從權力還是程序上，由華批准深圳建特區，是合理和正當的。
　　華國鋒是中共隊伍里和中國政壇上一個公認的老實人，沒有個人野心，似乎也缺乏政治人物應有的手腕，在其退出政壇後，很長一段時期他的形象被有意識地“妖魔化”。結合近年披露的華的其他史料來看，他這個人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方面，確實不太保守，知道中國當時面臨的困難，具有一定的改革和開放意識。但說他那時就有明確的改革開放思想，要把中國導向改革開放，則明顯是“拔高美化”，走向另一極端。從華的從政履歷和經驗看，他是在文革後期被毛所賞識提拔到中央領導崗位並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此前，沒有管理經濟和領導一個大國的經驗，從這個角度看，華是文革的“暴發戶”（在此不含貶義），他成為中共主要領導人，執政的合法性，都來自毛。這也可以解釋他在毛去世不久粉碎“四人幫”後為什麼要維護毛的遺產以及製造個人崇拜，因此，可以猜想，當華的改革開放與毛的遺產相牴觸時，他會持何態度，其改革開放能夠走多遠。
　　鄧雖然沒有批准深圳特區的建立，但不能說他不同意不支持建立特區，更不能說特區建成與他完全沒有關係。吳南生上述回憶中有習仲勛帶回的鄧的“殺出一條血路”的話，雖然只短短一句，但足以說明鄧對成立特區、對改革開放的關心和重視不亞於華。事實上，現在可以確認的是，“特區”兩字本身，就是鄧小平提出的。
　　我的看法是，深圳特區沒由鄧批准，除了上面說的他不是黨內一把手，也沒有政府職務這個因素外，可能也與平衡陳雲有關。陳是公認的黨內保守派，是能夠制衡鄧的黨內元老，陳對中國舉辦經濟特區究竟持何態度，反對還是支持，沒有找到直接印證的材料，不好下判斷，但從其他人的回憶中還是能夠窺見一、二的。例如，陳復出後，從來沒有踏上經濟特區，也反對將上海崇明島列為特區。根據吳南生的回憶——
　　1982年北京開兩省會議的時候，我和梁湘專門請陳雲來深圳，他身體不好，沒有來。後來，我和梁湘請過他的老秘書，我們說：“陳雲同志身體不很好，你來吧，你來看一看深圳。”聽說他來了，但是陳雲一直沒有來，不知道什麼道理。習仲勛的秘書張漢清從北京打來電話，說辦出口特區有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的廈門，還有上海的崇明島。崇明島為什麼沒辦？因為陳雲不同意。
　　雖然吳南生根據自己和陳雲過去的接觸，覺得“他不應當是很不開放的人”，並好心地為陳雲辯解“後來我才知道，是周圍那幫人利用他”，但從上面這段話看，陳至少是不支持成立特區。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考慮到在1979年鄧剛復出一年多，很可能鄧不想在改革開放和舉辦特區的問題上跟陳產生正面衝突，吳南生的下述回憶有力說明了這點：
　　1982年最困難的時候，小平來到這裡過年，仲夷找他匯報，他說：“不聽匯報，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來這裡為什麼不讓匯報，也不說話？因為中央開了兩省會議，陳雲同志發表了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談話。
　　上面的分析告訴我們，如果因為官史的虛假或歪曲宣傳，就來一個徹底否定，這同樣不是一種對待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嚴肅態度。在關於鄧小平同深圳特區建立的關係問題上，我認為不應該僅僅“糾纏”於特區不是由鄧批准這個事情，而應有大歷史的角度。就對特區所起作用言，深圳特區的發展表明，是鄧而不是其他中國領導人給了特區最大幫助。沒有鄧在1984年對特區的公開稱讚特別是1992年的南巡，特區不會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
　　當然，有人會說，那是因為鄧此時已成中共第二代領導人的“核心”，如果華擁有鄧的“地位”，說不定特區會比現在發展更好。理論上自然不能假定沒有這種可能性，但從兩人的思想和經驗表現看，華的改革和開放觀念很難脫離計劃體制的藩籬。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歷史無法假設。當鄧小平在文革復出後於1977年7月30日晚首次在工體公開亮相，8萬觀眾給了鄧雷鳴般的掌聲，歷史就已經給出答案，是鄧而非華將最終成為歷史之船的掌舵人。
　　我在這裡不是要抬高鄧。我明白一部分人“揚華抑鄧”除了對官史的反感外，還有鄧後來的因素。但在深圳特區這件事上，還原歷史固有必要，“揚華抑鄧”大可不必。事實上，無論鄧還是華，經濟特區和中國改革開放都不是他們有意設計的，而是時代倒逼的結果。在這點上，吳南生說得好，“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哪一個人發明的，哪一個人先提出來的，我是不贊成這個說法的，應該說，是黨內、社會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人物，對鄧和對華都一樣。鄧對深圳特區的建設做出了比其他領導人大得多的貢獻，華對特區的早期建設也有功。其實，在特區建立問題上，有一個中國領導人是人們最不應忘的，他就是當時的副總理谷牧，用吳南生的話說，“我對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要說中國辦特區，他是第一功臣。”
　　（作者是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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