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兩大峰： 孔子與康德

 老幾

這幾年國學有了點心得。回國，有問能否給年輕人講講國學，老幾謝絕。

現在這個民族主義和西學雙雙泛濫的時期，對青年人最好的教育，就是不要“教育”，無為而為，讓年輕人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中，思想自由成長。

而真正需要教育的，恰恰是那些老東西。在文革餘孽和當年紅衛兵的頭腦中，是非的觀念往往被完全的扭曲。

這一方面是由於五四運動以來的偏激，另一方面是文革後期批林批孔運動的流毒。 前一個造就了產生中國共產黨的土壤，後一個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控制的結果。人類歷史上一個民族對自己思想文化的摧殘，無過於這個時期。

 這中間，首當其衝的，就是對孔老二的批判。

 老幾下面藉助於與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簡單比較，看看“孔老二”的地位。 

相同的出發點

自由意志

康德哲學被稱之為哥白尼的革命，其目的與孔子一樣，是要探求人類生活的意義。這在邏輯上，就註定了康德哲學反科學的本質。

 為什麼？因為科學是規律性的，是可知的。如果人生是按照科學規律生活的，那麼就沒有自由可言。如果人沒有自由選擇，都是既定好的，也就無所謂人生的意義問題。

 而人生的意義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也是因為人的生命的有限性。正如孔子的學生所說：”君子遠庖廚“，有德之人，不能夠把有限的生命，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

 這樣以來，康德道德哲學的出發點必然是：人是自由的。

 而這也是孔子思想的出發點，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五四哪些所謂的思想家高舉“科學”和“自由”的大旗，可曾想過這兩者是矛與盾的關係？

強調道德實踐

 孔夫子把道德實踐放在首位。

《論語 學而篇》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康德評價說，理論理性相對於實踐理性（即道德實踐）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可以看出，康德也是更強調道德實踐的，而不是理論。

自律

 一個人追求自由，必然要人人都自由，否則就只能當皇上才有可能。這就要求符合一定的規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孔子講克己復禮，康德講絕對道德律，都是強調規矩。

限制手段

保障人的自由和道德自律，其目的是出於追求人生的意義。那麼為了一個高尚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不擇手段？康德的答案是否定的。

康德的一句名言，就是“不能夠拿人作為工具”。用孔子的話說“君子不器”。這裡的“器”是祭奠之物，是神壇之物；強調即使是為了一個神聖的目的也不可以。

限制手段是保障規矩，包括了現在時髦的“程序公正”，是自律的邏輯必然。

不同之處

由於時代不同，道德倫理的內容自然有所不同，比如古希臘的公平在今天恰恰是不公平，這個無需多講。這裡只大概講一下孔子和康德原則上的區別。

康德道德是建立在純粹理性的基礎上，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照邏輯方法建立的嚴格的道德體系，彌補了千年以來西方以神學信仰為基礎的道德理性的不足，這一點是非常偉大的貢獻，也是康德哲學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康德的道德，只講出發點，不講利益，要求非常高，難以達到。

孔夫子的中庸道德則相對比較容易做到。首先孔子在重視理性（禮）的同時，兼顧感性（孝慈），符合人類的感性需要。

其次，孔子在講仁的同時，也肯定人性的基本需要。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還有一點，也可能是康德與孔子區別最大的一點，就是康德的絕對道德律，非常重視形式，如不可說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夠違背。而建立在易經基礎上的孔子之學，重視變通，如孟子說，“嫂溺，援之於手。”

由於康德在西方哲學的崇高地位，以及與孔子思想的相近，有些人把康德稱做西方的孔夫子；而由於康德哲學與孔子思想的相異，也有些人認為康德沒有達到孔子的程度。這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了。強求統一，本身就失去了道德；而高舉道德大棒而不知自律，則與法西斯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