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傳播的報道和文章多為“舊聞”“舊說”，很可能只是“出土文物”一爿殘片，只是事件和爭論長鏈一個環節，被人“挖”其一點，不計其餘；很可能其實還有更多內容，甚至可能這一“報道”早被人證偽戳穿，真正的史實另有更權威的敘述


　　老高按：信息傳播史上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是：一種新的傳播技術手段誕生之後，一些過去的信息內容，就會藉助這種新手段重新復活一次。對於那些此前沒有接觸過這些內容的人來說，這些就是“新事件”“新消息”“新見解”！
　　眼下微信在中文世界急速發展，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看到上述“新瓶裝陳酒”現象，在微信里超大規模地重演；不少有心人也有意將過去三年、五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前的“舊聞”“舊說”，稍加整合後推出。如果考察一下目前在各種微信公眾號、各種朋友圈中流傳的文章，我敢說，一半以上，其實是老黃曆。
　　對這種現象，我感到，第一它是無可厚非、十分自然的：有了新的信息傳播手段，人們當然就要用這種手段去擴大自己的認知時空、精神視野；第二，它也是非常必要的：歷史積澱下來的各種啟示、教訓，難道不應該通過新的信息傳播手段來重新獲得生命力，在新的信息市場上一爭高下？事實上我們也看到，儘管許多是“舊聞”“舊說”，但是對於許多人來講，它就是過去聞所未聞的“新聞”“新知”，同樣起到了振聾發聵的功效。
　　但是，我也感到，需要提醒自己和博友、推友、網友，在讀到網上或微信上文章的時候，不要忽略時間因素：該文寫於何時？所寫的事件發生於何時？越是聳動的標題、越是異常的事件，越不能省略這個步驟。我已經發現，此類文章中，不知發出者是有意還是無意，往往對關鍵的日期模糊處理甚至盡付闕如，多數情況下，不能說它沒有表明時間，卻毫無意義——其中提到“5月5日”“8月上旬”“兩個星期前”云云，但就是不說是哪一年！
　　遇到這種情況，我就要將文中提到的有關信息甚至語言風格作為根據，來做推理了。有一個非常有效、甚至可以說屢試不爽的辦法，就是將文章標題，或者所寫人物或事件，作為關鍵詞，在谷歌上檢索。
　　我覺得，還應當提醒自己和博友、推友、網友的是：這些發掘出來的“舊聞”“舊說”，很可能只是“出土文物”的一爿殘片，只是過去某個歷史事件和爭論長鏈的一個環節，被人“挖”其一點，不計其餘。從這個意義上看，查證就更加必要了！一檢索很可能就發現這一爭論還有各方更多有意義的內容，或者這一“報道”早被人證偽戳穿，或者被指為“一面之詞”，真正的史實另有更權威、更全面的敘述。
　　有人會說，網上和自媒體上信息浩如煙海，我有百來個群，哪有那樣的閒心和閒時去逐一查證？當然，我這裡只是針對比較重大的報道和文章提出這樣的建議。而且查證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費事，絕大多數情況，就是舉手之勞、一鍵之功。
　　我發上述議論，是因為今天我遇到一件事：在一個微信朋友群里，讀到一篇文章《代表“平型關大捷”的一張照片》，大意是說這張照片是“被鑑定借用台兒莊大戰”的。文章的作者和轉發者無疑都信此文為真、認照片為假，希望藉此掃除網民迷思。
　　我讀到這篇文章，感到似曾相似：十多年前就已經為此發生過爭論，事情真相好像並不那麼簡單。正好有片刻休憩時間，便動手查證了一下。原來代表“平型關大捷”的兩張照片（見下），都早有人質疑真偽，眾說不一：

　　八路軍115師指揮所。

　　平型關大戰中我軍機槍陣地。

　　在2015年還有不少人認真進行了一場爭論。在這裡全面介紹所有各方意見，我力所不能及，只挑這場爭論中的一篇文章——姜克實發表於中國愛思想網、並也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刊載的文章《平型關大捷是怎樣記錄下來的？——一場歷史劇的來龍去脈》，轉載於此。歷史的真相很複雜，並不能簡單武斷地劃線！


　　平型關大捷是怎樣記錄下來的？

　　一場歷史劇的來龍去脈

　　姜克實，愛思想網，2016年12月22日

         一、兩張照片

　　 關於平型關大捷，有兩張出現在所有抗戰紀念館裡的著名照片。一是《115師的指揮所》，映出指揮戰鬥中的師長林彪（左一），副師長聶榮臻（中間舉望眼鏡者），二是《機槍組的三名戰士》，在高崖頂陣地射擊來犯的“日本兵”。有關照片的由來與真偽，至今有過不少論爭。筆者也於2015年10月發表過一篇文章，推測機槍組的照片拍攝於台兒莊（1938年4月）。起因是筆者在研究台兒莊作戰時，從世界著名的荷蘭電影導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1939年發行）中發現了平型關大捷的機槍組的鏡頭。由於地形顯然不會是平型關的喬溝，於是產生了疑問: 伊文思和八路軍，到底誰借用了誰的作品？在斷定了八路軍1937年9月並沒有攝影設備的事實後，推理八路軍借用了和伊文思同行的羅伯特.卡帕的照片。兩人在台兒莊時一起行動，卡帕的作品，大多和伊文思的鏡頭重疊。並沒有下結論。因為筆者並沒有在卡帕的作品群中發現過這張證據照片。

　　 Figure 1 《115師的指揮所》左，《機槍組的三名戰士》右

　　 文章登出之後，接到不少來自讀者的指教。很多是非常有益，貴重的意見，提供了很多資料線索。筆者對此又繼續進行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終於證實了自己的推理錯誤。原因在對國內資料調查不足，忽視了不少先行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二，事實的真相

　　 先簡單地說一下現在梳理出來的事實和結論。

　　 即此映像，有照片和影片兩種版本，攝影對象都在同一現場，同一時間。的確是和八路軍“平型關大捷”有關聯的作品。雖然不是在平型關戰鬥中的實地攝影，卻是事後（十月中旬左右）在異地（山西五台縣）為復原大捷原景擺拍的宣傳記錄影片。出現的戰士，包括其中戰場上出現的“鬼子兵”都是115師685團（楊得志團長）的攝影協力者。為了布置這個戰鬥場面，685團楊得志團長“準備這準備那地忙了一整天”，而指揮官林彪，聶榮臻等也都是為了出演此劇專程登場的實在人物。

　　 攝影地點在離平型關距離約100公里之遠的五台縣某地，影片影像作者並不是八路軍的攝影記者（此時八路軍並沒有攝影設備），而是國民黨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羅及之。攝影時，同行的八路軍115師偵查科長蘇靜（蘇孝順），也用照相機拍攝了幾張同樣場景的照片。《115師指揮所》和《八路軍機槍組》的兩張，即是蘇靜在此時的傑作。

　　 之後蘇靜的照片，成為共產黨的歷史資料， 1941年最初發表在晉察冀邊區《八路軍軍政雜誌》。如今更展示於各種黨史文獻和抗戰史紀念館裡。而羅及之的攝影膠片，被其帶回武漢編成《新聞》第41號、第42號，題名《八路軍平型關大捷》，後又被選入《抗戰特輯，二》的記錄影片之中。如今，各種電視媒體製作的有關“平型關大捷”的“現場視頻”，大多採用的是這部新聞片的剪輯內容。

　　 《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短片何時，在何地首映，現在還未找到明確記錄[1]，但可以肯定1938年2月尤里斯.伊文思來華拍攝抗戰記錄片時得到了此影片。之後製作《四萬萬人民》時，在國民黨台兒莊作戰的一節中借用了這段影片中的部分鏡頭。這就是“八路軍機槍組”射擊“日軍”的鏡頭，之所以出現在影片《四萬萬人民》中的理由。對於中國人民的朋友伊文思來說，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都是他所想描寫的《四萬萬人民》的主角，但這種張冠李戴的操作，日後不僅會引起國共兩黨的反目，對一代大師伊文思自己的攝影人生來說，也並不是一個光彩的記錄。

　　 筆者文章中曾推測過的戰士身後的兩個人影，結果並不是伊文思和卡帕，而應是羅及之和蘇靜。

　　 三，先行研究和各種證據

　　 以上是有關平型關大捷的照片和影片產生的簡單的來龍去脈。內容都是國內研究者們先行研究的成果。經檢證，每個論點都有充分十足的證據。下邊簡單梳理下有關對此照片，影片的研究過程和資料根據。

　　 1.最早在1982年《老戰士影展》中已出現過對平型關大捷機槍組照片由來介紹。下圖和介紹來自《影像：中國紅色攝影史錄 中國革命全景展示》[2]。介紹文稱《平型關大戰中我軍機槍陣地》（1937年9月，蘇靜攝）。“這幅作品展出於1982年“老戰士影展”，1983年收入《老戰士攝影》集，為此北京有關博物館陳列、珍藏。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115師於晉東北舉行了震動中外的平型關大戰，殲滅日本侵略軍千餘人，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奮起抗戰的勝利信心。在第115師任偵察科長的蘇靜，圍繞着平型關之戰，拍攝了許多珍貴照片，《平型關大戰中我軍機槍陣地》是其中最優秀的一幅”。

　　 Figure 2 《中國軍網》2015年1月19日

　　 2.葉暉南《一幅著名抗戰照片之謎》（《黨史博覽》2003年第11期）。

　　 此文是專門考證“八路軍指揮所”照片的文章，利用《聶榮臻傳》的記載，指出照片作者是115師偵查科長蘇靜。但由於楊得志曾在在《115師平型關戰鬥詳報》中描寫過 “在毫無遮擋的指揮所里，穿着藍衣沒有扎綁腿的林彪站起來……”，遂對《115師的指揮所》照片中“扎綁腿的林彪”產生疑義。

　　 3.楊浪《平型關？仁安羌？擺拍？紀實？》《精英博客》2006年3月20日

　　 此是一篇反駁仁安羌論（國民黨拍攝在緬甸仁安羌戰場）的文章。仁安羌論今天已幾乎銷聲匿跡，在此沒有涉足必要。和本論相關之點是楊浪觸及到，並認同，引用了“頌劍”提供的115師作戰科長王秉璋的如下回憶[3]。

　　 即“此照片是事後在別處，應國民黨《掃蕩報》的記者要求進行的擺拍。“是模擬的指揮地點，但這個現場，肯定不是當年戰鬥時115師師部真正的指揮地點”（頌劍文）。

　　 在此，至少“擺拍”的事實揭曉，由於林彪是再次戎裝登場演出，所以“扎綁腿”與否的疑義自然解消。只是楊浪認為擺拍的地點應是平型關石灰溝指揮所。也就是說拍攝時間在平型關大捷稍後數日之間。

　　 4.葉暉南《再說一幅著名抗戰照片之謎》《百年潮》2008年 第1期

　　 在此文中作者贊同了楊浪指出的115師指揮所照片是事後擺拍的結論，指出 “這張照片恐怕是戰鬥結束後擺拍的，而不是戰場紀實。因為楊得志的戰鬥詳報中清楚地寫了林彪戰鬥中沒有穿軍服，扎綁腿”。 作者還通過進一步調查，確定了照片作者蘇孝順（最初署名）就是蘇靜的原名。

　　 5.老普《平型關戰鬥影像分析》《新浪博客》2015年8月21日

　　 文章重複了國民黨《掃蕩報》記者為了還原平型關戰鬥，動員林彪、聶榮臻在冉莊附近擺拍了《平型關大捷》電影的事實。指出照片和攝影兩種版本的存在。“在《掃蕩報》記者拍攝電影的同時，蘇靜拍攝了《115師指揮所》和《115師機槍陣地》等照片”。 “拍攝日期很可能集中在9月27日至29日這幾天”。地點在戰鬥後115師集結地的冉莊附近。為了證實是拍攝在冉莊，作者還提供了冉莊附近類似擺拍地點的證據照片。

　　 6. 央視新聞《烽火延安：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投身抗戰》(央視記者 何睦 金錦，2015年8月11日 )

　　 證實了平型關大捷的電影是羅及之請八路軍戰士擺拍的作品，雲:

　　 “由於缺少器材和隨軍記者，平型關大捷並未留下實時的戰鬥畫面，戰鬥結束後攝影師羅及之請八路軍115師的戰士們在平型關附近復原拍攝下這段影像，成為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唯一紀錄這場戰事的影像資料”。

　　 Figure 3央視新聞提供的圖片。指出是復拍攝影，原片為無聲片。

　　 7. 鈴蘭台文章《關於平型關大捷的考定》《察網》2016年10月27日

　　 此文是迄今最全面的論證。在梳理了論爭史，分析了各種證據後，指出攝影時間應在十月的某日，攝影地點不是冉莊，而在五台縣的豆莊（685團駐地）附近東營村。

　　 關於在“東營村”復拍的證據，文章出示了兩種，一是685團副團長陳正湘的回憶錄:

　　 “平型關戰鬥之後，我們轉移到河北山西交界的五台縣以北豆村地區休整。國民黨政府派了個攝影隊來拍攝平型關戰鬥的紀錄片，上級指定我們團擔負此項任務。我們找了個與平型關地形相似的地方，組織部隊拍了電影。我們每人一頂斗笠，像廣東部隊戴的那種，服裝也很整齊。”

　　 二是685團政訓處副主任吳法憲的回憶: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個下午，我們來到了五台山頂，……在五台山頂上，我碰到了黃克誠同志，當時他是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他帶着一個警衛員兩匹馬來我們這裡檢查工作，黃克誠來到團里的第二天，延安新華總社的一個記者來拍電影，要六八五團重演一次平型關戰鬥。為此，楊得志準備這準備那地忙了一整天，終於第二天趁有太陽時拍成了電影。” [4]。

　　 鈴蘭台文章並出示了以下地圖，指出豆村附近東營村北的南北向高坡是復拍的地點。關於出現在伊文思作品中的理由，文章稱 “伊文思的《四萬萬人民》是用中共的平型關大捷粉飾了國民黨軍的台兒莊”。

　　 Figure 4 鈴蘭台文章的插圖，埋伏的高坡左手為南方

　　 此文的主要勞作是出示了各種證據，梳理了爭論的來龍去脈。由於有陳正湘，吳法憲兩人的證言，所以地點的“五台縣”說比老普《平型關戰鬥影像分析》中的“冉莊說”更為有據。到此，有關照片的論爭基本可以說已經水落石出。

　　 四，羅及之和其拍攝的平型關大捷

　　 Figure 5羅及之與夫人朱銘仙

　　 筆者認為以上論爭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清楚了應國民黨方面記者的要求，八路軍事後擺拍，演出了“平型關大捷”戰鬥場面的這一事實。此歷史劇的中心導演，是弱冠30歲的攝影師羅及之（1907-1966）。若沒有羅的計劃，行動，當然不會有林彪，聶榮臻的演出，而蘇靜拍攝的兩張有名的照片也不會在歷史中出現。羅當時是“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制”)的新聞攝影師，有關此次攝影，傳記《羅及之》[5]寫到:

　　 “羅及之並不知道即將打響的那場戰役會取得抗戰史上的輝煌勝利，只是有人悄悄告訴他在山西雁門關和靈丘之間將有一場大戰鬥而已。羅及之二話沒說，也沒有去請示電影股負責人鄭用之，爭分奪秒地扛着攝影機出發了”。羅使用一台“笨重而簡陋，但在當時卻珍貴無比的“埃摩”攝影機，成功地記錄了《平型關大捷》的全過程” “硝煙尚未散去，他便忙於整理東西，一心想的只是如何保護好機器，保全拍好的膠片，怎樣以最快的速度，萬無一失地把它送回廠里。這些搶到的鏡頭，被編成《新聞》第41號、第42號，後又編入《抗戰特輯（二）》”。“《平型關大捷》內容極為豐富，包括八路軍整裝待發，翻山越嶺，經過諸多險途，從牧虎關向平型關挺進；戰士們英勇無畏，和日寇展開驚心動魄的激戰；最終勝利打敗敵人，押解被俘的日軍將領和士兵，攜帶繳獲的戰利品凱旋等內容。影片還拍攝了朱德總司令和指揮這一戰役的林彪的部分鏡頭。”

　　 這裡敘述的影像內容，即是今天經剪輯後出現在有關 “平型關大捷” 的各種影片中的鏡頭。《江海晚報》（2015年8月17日）稱 “鏡頭，由夫人朱銘仙配音，經同事羅靜予代為剪輯後，由錢筱璋編輯成《新聞》第41號、第42號”。 而前出央視新聞《烽火延安：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投身抗戰》的照片中卻寫到，“原片為默片”。有關原片的內容，上映時間等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傳記《羅及之》又稱“因高度緊張和勞累過度，羅及之在趕回攝影場進行後期製作途中從馬背中摔下，頭部受傷”。 排除千險“帶着所拍鏡頭回到武漢，卻險些因‘擅赴共區’的罪名而受處分”。

　　 Figure 6 拍攝回程中落馬負傷的羅及之

　　 羅及之以宣傳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成名，穩固了作為攝影師，導演在中國製片廠的名聲，地位。但真正回到共產黨政權下的建國後17年，在所屬的上海電影製片廠卻一直默默無聞，最後受迫害慘死在文革的動亂中，享年59歲。

　　 五 剩餘的課題

　　 歷史劇還沒有完全結尾。剩下的課題之一，是還需要確定在五台縣拍攝的具體地點。“鈴蘭台”在出示了種種證據和地點考證地圖，認為可“塵埃落定”，可是其確定的這個地圖上的高坡雖地形類似，但並不準確。從下面左側影像截屏的樹影中可看出，若截屏左側是北向，下午時分才能拍出這種影像。可從鈴蘭台的推理位置看，地點左方卻為南方（如下右圖）。即若真是此地，光影會正好相反。所以鈴蘭台的推理並不成立。

　　 Figure 7 現地和鈴蘭台推測地點，的確地形相似，但方向相反。原圖右，右圖左為南方。

　　 會不會是反方向對面的高坡？若是，可以一舉解決光線的矛盾，筆者也滿懷希望地調查了一下反方向的地形。可是實景如下圖。實際地點為斜坡地形（左側為北），並沒有可架設機槍的位置，且映出的對面山坡的背景地形，若和原圖比也很難讓人首肯。

　　 Figure 8 鈴蘭台推測地點的反方向，光線問題可以解決，但地形不同

　　 從吳法憲回憶錄的說法看，亦不能排除是五台山附近攝影。此時115師的幹部在五台山上學習，集訓。下圖是和羅及之《平型關大捷》中類似的另一組登山的鏡頭比較，左側是影片中戰士在登山，右側是五台山登山路的地形，比較起來似乎也有類似之處。

　　 Figure 9 右圖為五台山，與羅及之影片中戰史登山的鏡頭相似

　　 還有一個可能是攝影地點在師指揮部河東村附近（距離東營村現場道路距離約19公里）。或指揮部和機槍組是分為兩地拍攝，機槍組部分在豆村附近，而指揮部部分則在河東村師部附近拍攝。因為，一位無名的攝影師為了拍攝一個鏡頭，能勞駕林彪師長和指揮部一行往返30餘公里赴東營村出演的理由並不充分。就近拍攝可減少師部領導者們的負擔。

　　 總之，在尋找，核定出確實的地點，地形之前說“塵埃落定”還為時過早。

　　 課題二，是今後對此影片和照片的處置。

　　 在弄清了照片是在後日，異地，擺拍出演的事實之後，筆者建議今後展示中應標記說明此照片和影像並不是平型關大捷的戰場實景，而是一張事後的宣傳照片（影片）。作為戰場藝術作品展示在攝影歷史，或攝影藝術館中最為合適。若擺放在抗戰紀念館時，也應安排在“抗日宣傳”的展台，並明確地敘述解釋其作品的來龍去脈，或許來訪者會更感興趣。相反，若繼續“以假亂真”不僅不會提高反而只會降低平型關大捷和歷史博物館的品位。

　　 [1] 察網鈴蘭台文章《關於平型關大捷的考定》稱，《抗戰特輯，二》1937年11月放映時，此段內容被“抽出”（未能上影）。

　　 [2] 《影像：中國紅色攝影史錄 中國革命全景展示》《中國軍網》，2015年1月19日，No.13.

　　 [3]王秉璋《在八路軍第115師師部的戰鬥歲月》《軍事歷史》2000年第四期。

　　 [4] 《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2006年11月

　　 [5] 引自藍為潔編著《羅及之》重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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