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之世，海外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恐怕對義和拳民因愚昧迷信、非理性、排外性、殘酷性大發作，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及其惡果，都相當充分地了解了吧。但我們未必了解：拳民瘋狂排外、叫囂滅外，慘敗之後竟瞬間轉為極端恐外、爭先媚外


　　老高按：翻開中國20世紀的歷史，第一頁就是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當今在海外中文媒體、網站上並不是一個太新鮮的話題，也不是一個分歧很大的話題。但在上個世紀，對義和團的評價則翻了幾回燒餅。在中共建國之後，尤其是在文革中，達到了正面評價的頂峰。回頭來看中央文革小組的大筆桿子戚本禹，在1967年第五期《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批劉少奇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其中有一大段激情洋溢的文字，稱頌“義和團的革命群眾大造帝國主義的反、大造封建主義的反的革命運動”，斷言對義和團“是支持還是反對，是歌頌還是仇視？這是檢驗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試金石”！
　　該文下面這段對義和團的描繪，真不知道是寫義和團，還是在寫紅衛兵——
　　……義和團嚴厲禁止洋貨，蔑視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把駐有外國使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街”，御河橋改為“斷洋橋”。義和團在遊行時，經常同市民齊聲高呼“殺洋鬼子”的口號，使帝國主義分子聽了發抖。……浩浩蕩蕩的革命群眾，頭裹紅布，腰纏紅帶，鞋鑲紅邊，手持大刀長矛，在大街上威風凜凜地遊行。……在義和團運動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動、最活躍的力量，他們在這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當今之世，海外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恐怕不會有誰認同這類對義和團的“熱昏的胡話”了吧！我們對義和拳民的愚昧迷信、非理性、狂熱性、排外性、殘酷性的惡性大發作，造成駭人聽聞的暴行及其惡果，已經有了相當充分的了解。
　　而國內從教科書到官方網站的評價，以百度百科詞條為代表：
　　【義和團】是19世紀末在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主要針對西方侵略者及其在華附庸，是具有強烈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完全由民間自發的暴力運動。
　　這且不去說它了。我想說的是，我們海外華人，對義和團及他們代表的民眾的認識，還有“盲區”！——庚子國難之後，他們怎麼樣了？
　　讀到一篇文章，我多少感到出乎意外：義和團運動中拳民瘋狂排外、叫囂滅外，到義和團慘敗之後，竟然瞬間轉為極端恐外、爭先媚外！
　　文章的作者叫王毅——當然不是那位在加拿大痛斥記者“（在中國人權問題上）你沒有發言權，而中國有發言權”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而是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現已退休）。此文發表於20年前，慚愧，我是剛剛才讀到。
　　近年來，人們屢屢對一些人從反美跳到親美的180度轉彎感到不可思議，在網絡上時有引起口誅筆伐的傳聞，什麼當面質問美國總統克林頓、狠批美國人權的北大女生嫁到美國啦，什麼辦理了家人和財產轉移到美國的反美鬥士聲稱“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啦，什麼幾本大紅大紫的“不高興”“說不”的書的策劃者紛紛全家移民美加啦，等等。我不知真假，也沒有興趣去了解：他們到底是雙重人格？還是將職務行為與個人選擇劃分得涇渭分明？再說，我們也應該承認、應該允許：人有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吧？
　　對這些人的批評，都着眼於其個人。而王毅的文章，揭示的是群體心理，讀來發人深思！
　　王毅的文章寫了從排外到媚外的過程。這個過程之後，還有另一個過程：眾多義和拳民及其後裔，如何從媚外又重新回到排外？這也是個很有意義的話題，希望讀到更多探討的好文章！


　　民族自大神話膨脹與幻滅的歷史教訓

　　從義和團運動前後的國民心態看非理性狂熱對民族精神的危害

　　王毅，廣州《開放時代》1998年1月號


　　作者簡介
　　王毅，1954年生，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現已退休。
　　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哲學、文學、史學、民間宗教、古典園林、古典版畫雕塑、“文化大革命”機理等等。近二十年來主要從事對中國專制社會晚期制度形態的研究，已經發表的一系列相關論著，內容包括對下列問題的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制度、法權關係、法哲學、行政權力運行體制、制度結構的演變機理、國民政治訴求模式和社會行為模式、“權力經濟形態”及其法理基礎、賦稅體系的運行機制及其演變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說明：中國傳統政體與憲政政體的制度分野。


　　內容提要
　　近年來，中國已日益開放和融入世界，但與這一大潮流有意無意相反的，是某些國民和知識分子的心中一種非理性民族主義思潮的時時涌動。這種思潮的產生當然有許多現實的原因，但是如果從近代以來歷史的角度觀察，它們的出現也並非偶然。本文從本世紀初義和團運動前後，國民心理由非理性的盲目排外到運動失敗後爭相崇洋恐洋的急遽變化，具體分析這種非理性民族主義產生的文化基因、以及它在本世紀中國史上一次又一次重演的輪迴定勢。
 
　　在近年來中國大陸提倡愛國主義、反對殖民文化心態的輿論呼聲中，常有一些學者宣揚：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領導世界的時代。亦有人強調近代以來中國流行的崇洋心態，完全是西方列強對中國壓迫的結果；中國民族精神的弘揚，首先要依靠警惕西方文化的影響。而1996年以來，類似見解似乎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例如一本激烈抨擊中國人殖民文化心態的暢銷書，其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就直接襲用近兩千年前黃巾軍的造反口號而題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其中“蒼天”喻指西方，而“黃天”喻指中國[1]。諸如此類的宣傳愈演愈烈，於是提醒我們認真思考：近代以來殖民文化心態在中國究竟是如何發展到那樣嚴重不堪、甚至令人作嘔的程度，這難道僅僅是西方文化壓迫中國的簡單結果嗎？我們在努力弘揚民族精神的時候，除了警惕外來的不良影響之外，還應該防範什麼危險？為了有助於這些問題的討論，本文從一個非常具體的角度——本世紀初，國民心態從義和團運動中的極端自大、狂熱排外，到義和團運動之後普遍恐外、爭先媚外的急遽轉變，來看一下民族自大神話的非理性精神，曾經如何與列強的壓迫一樣對國民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戕害。而對這段歷史的回顧，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在現代社會中，理性的民族精神應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
　　筆者曾指出：義和團運動對外文化觀念的特徵主要有二：一是在西方列強的壓迫空前強烈、而國民對近代以來世界的變化懵然無知的情況下，承襲氏族和圖騰時代以來以異族、異教為魔鬼的原始觀念，而將列強的侵略與一切西方文化混在一起，統統視之為充滿無限邪惡的“鬼教妖法”，視為異神對“天朝”固有的神聖宇宙秩序的致命蠱毒；二是為了抗禦“鬼教”和“妖邪”對聖朝的侵害，義和團最大限度地發掘和動員了本土文化中具有強烈排異性的原始信仰、民間宗教、群體性“除妖滅鬼”的狂熱等文化因素，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外壁壘機制空前強化。[2]而本文的敘述則說明：這些觀念的強烈非理性特質，非但在義和團運動的盛期充分表現出來，而且在其由高潮向失敗的轉折中、以及失敗之後的社會文化中，都有淋漓盡致的展現，並由此使國民的民族精神普遍受到極大的損害和銷蝕。而在此基礎上，國民心態也就必然在一夜之間由盲目、熾熱的民族自大狂，急遽蛻變為萬分的恐洋、崇洋，即如蔡元培先生曾經指出的：“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然一經庚子聯軍之壓迫，則向之排外者，一轉而反為媚外；凡為外人，不問賢否，悉崇拜之；凡為外俗，不問是非，悉仿效之。”[3]那麼，這種“向之排外者，一轉而反為媚外”的可悲劇變究竟是如何具體發生的呢？下文做一簡要的介紹和分析。

　　一、義和團對中外文化關係的非理性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狂熱行為方式
 
　　義和團運動中的非理性特徵有一系列強烈的表現，例如人們沿襲着《山海經》等古代巫術典籍中的原始觀念而將一切異族和西方文化視為無比險惡的妖邪魔鬼：“有如逆夷英咭利者，僻處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種半人而畜，山書所謂“倮蟲”，漢譯所謂“鯷人”者也。……為虺弗摧，為蛇奈何（王毅註：“山書”即《山海經》；“虺”即毒蛇）！[4]這些鬼怪的侵入不僅直接危害着聖朝的道德秩序，而且更破壞了天地宇宙的和諧。因此中國的生存前提，就在於徹底剿滅這些牛鬼蛇神以及隨其而來的“洋貨”、“洋教”、“西法”等等一切最邪惡的東西：
　　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王註：“子母”即是“鬼子母”，原為佛教神名，民間泛指害人的惡魔）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5]
　　耶穌豬精，西洋之主。……其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詭如鼠。遍告世人：謹守門戶；……莫吃迷藥（王註：指西藥），吃則中蠱。”[6]
　　（洋）銀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國人死，無取睛事，獨中國人入教則有之。……（洋人）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發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樹上，咒之，攝其魂為耳報神，……甚或割女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7]
　　人們甚至根據中國固有的原始宗教信仰而編造出“洋鬼”們更加駭人聽聞的鬼域伎倆：“（西什庫教堂）牆壁，具用人皮粘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持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於樓上，故（義和團）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即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內，專用邪術傷人，固難取勝，反多受傷。’”[8]在義和團文獻中，對於類似篤信的記述很多。
　　在這種原始蒙昧思想的基礎之上，國民心理在兩個方面得到了非理性的膨脹：一是竭力誇張自己民族固有文化的神聖性，例如義和團文獻中充斥了義和團宣揚的從玉帝老君到關聖孫猴兒等等普天萬千諸神，盡皆下界剿滅洋鬼、維護大清國一統天下的神話；與此同時，全社會到處瀰漫着對本土文化中各種“除妖滅鬼”神聖方法的狂熱迷信：
　　（山西巡撫）毓賢六百里加緊一奏：請將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術）升高，灌入西什庫教堂，以斃洋人之類。[9]
　　謂洋船來者寬廣數里，大師兄一指，炮皆反擊，船盡沉。日本長街五十里，皆為紅燈照所焚；各國義和團並起，（洋人）皆自顧不暇，必不能遠涉重洋。[10]
　　（義和團）妄稱已遣神將出洋，往西洋掃滅各國。[11]

　　第二，就是將一切西方文化混同於列強的侵略而加以狂熱的詛咒和掃蕩：
　　教堂則無論天主耶穌，悉付一炬；洋人則無論英美德日，悉賜一刀……以電　　報鐵路等，與洋人聲氣相通，亦毀之。呼華人之識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龍江土語，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見《黑龍江外紀》。拳匪之謂信耶教或辦洋務之人，曰二毛子，語蓋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等則以其所業者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見洋錢則色喜，不復害之矣。[12]
　　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毀電線，凡家藏洋書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13]
　　義和團的志願是反對洋人、洋教、洋貨、洋職員、洋生產工具，凡帶洋字的一概反對。……就連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來換上舊式的。聲勢之大，前所未有。[14]
　　可見，本民族神話的膨脹必然是與對異民族文化非理性的仇恨互為表里的。
　　　　
　　二、非理性狂熱破滅後民族精神的急遽失落和恐洋崇洋心理的風靡
 
　　義和團對中外文化非理性認識和狂熱行為的結果，無疑只能是悲劇性的。例如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包括士大夫們在內的絕大多數國人對當時中外軍事力量的對比以及戰爭發展的形勢，都不可能有起碼的了解，他們心中充滿的只能是虛妄可笑的自大神話：
　　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尚書崇綺等信仰尤篤。……御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雲得關壯繆（王註：即關帝）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滅盡之，時不可失。[15]
　　所以山河傾覆般的滅頂之災，就以非常戲劇性的方式突然降臨在高枕無憂的國人頭上：
　　京城失守之事，兩宮實未料及，因各官奏勝仗者居多。及二十一日，洋兵入城，則聖駕適才起蹕。時約早晨八點鐘，京官各宅多熟睡未醒。[16]
　　北京城破，……禁軍皆潰。……彭述方遍諭五城，謂我軍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於道，都人尚謂回部救兵來也。[17]
　　而北京城中無數中國軍隊和義和團們在“洋兵”破城時的望風披靡則更讓人觸目驚心：
　　二十日，黎明城破，……禁軍皆潰，城中無一兵。……拳匪在城中者尚數萬人，俄傾而盡，牆陰屋壁，掊視往往得紅巾。[18]
　　同樣，由於義和團運動盛期的民族信仰狂熱和“剿滅洋鬼”的狂熱都是建立在非理性基礎之上，所以它們不僅在運動失敗之後急遽瓦解，而且更進一步普遍墮落為極端的恐洋和無恥的崇洋；而這種國民心態和世風，恰好與不久以前全民對任何與“洋”相關事物的盲目仇恨和掃蕩形成強烈的對比。當時對此加以詳細記述的文獻史料很多，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轉變發生的具體過程，例如：
　　當團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省視家屬，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團民）顧以為樂，……其痛恨洋物如此。今乃大異：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窮褲，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雜糅拼切舛錯，用以自附于洋，昂頭掀膺，翹若自憙。嗟吾北民，豈知人世有羞恥事邪！[19]
　　（天）津有董姓者富戶也，曾有一（義和團）大師兄入宅，持刀嚇之。董焚香頂禮，始免。後於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師兄執小白旗，上書“大日本順民”。董問大師兄此旗何用？大師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為拳匪者，今多自稱奉（洋）教，恫嚇愚弱，誣指曰：“爾是拳匪，將扭送外國衙門。”愚弱者懼而賂之，即免，又顧而之他。[20]
　　天津陷，殘（拳）匪爭解巾帶，……且多有迎降引導者。向者目洋人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風變而媚外，蓋自此始。[21]
　　又比如，與義和團風靡北京時“市中店鋪招牌，亦互題新名曰‘義和昌’、曰‘義和興’、曰‘義和泰’，皆以媚（拳）匪”[22]的風氣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後眾多市民竭力為這些侵略者旌揚功德的可恥景象：
　　聯軍入都之時，順民旗幟，遍懸門巷，……迨內城、外城各地為十一國分劃駐守後，不數月間，凡十一國之公使館、十一國之警察署、十一國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輝煌，皆吾民所貢獻之萬民匾聯衣傘，歌功頌德之詞，洋洋盈耳，若真出於至誠者。直令人睹之，且憤且愧，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又順治門外一帶，為德軍駐守地，其街巷內新設各店牌號，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興”、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豐”、“德厚”、“長勝”等，甚至不相連屬之字，而亦強以“德”字冠其首。種種媚外之名詞，指不勝屈。而英、美、日、意諸界，亦莫不皆然。[23]
　　所以梁啓超在揭示中國專制主義政治傳統對國民心理的戕害時，特別以此為例說：“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銜（衙）千百，嗚呼痛哉！”[24]
　　還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神話由膨脹到幻滅的劇變，造成了國民信仰心理的巨大失落和動搖，由此人們對於自己昔日信仰的神聖性發生了深深的懷疑。例如：“民國初年錢玄同在北京做教員，雇有一個包車夫，他自己承認做過拳匪，但是其時已經是熱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裡供有耶穌和聖母馬利亞的像，每早禱告禮拜很是虔誠，問他什麼原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當道：‘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25]又比如，與義和團運動盛期人們對中國民間諸神之靈威的狂熱呼喚和無限崇拜（當時北京家家日夜燒香，祈禱神明下界幫助剿滅“洋鬼”，以至店鋪出售的香燭等物全被搶購一空[26]）形成強烈對比，在此時人們眼中，中國的神靈們也都成了無能的懦夫：
　　凡（洋兵）駐紮之廟宇，經卷器皿，沿街擲棄窗格桌凳劈碎燒火，佛象打毀堆泥穢中。……琉璃廠呂祖祠素著靈感，聖象被洋人毀壞，拋在廟前，任人作踐；仙師平日最靈，至此何一無顯應乎？土地娘娘財神諸象，亦均打碎，想神靈亦遭劫數耶？抑神靈亦畏洋人暴虐耶？[27]
　　地安門內之西弘仁寺，由明至清之古寺也，亦化為灰燼矣。則神佛亦無靈驗也。餘思之，俗語云：“神鬼怕惡人”者，此寺系俄國之人而焚之也。怕惡人者，即俄人也。[28]
　　可見，與其膨脹時的極端狂熱一樣，非理性民族神話的在隨之而來的幻滅和腐潰之過程中，也必然依舊要對整個民族精神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造成巨大的戕害。
　　　　　　  
　　三、民族自大神話膨脹與幻滅之間的輪迴定勢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在狂熱的非理性意識基礎上鼓盪起來的對外來侵略和西方文化的拒斥及其轉瞬間的煙消雲滅，不僅在當時對整個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而且還使人們的心理沉溺於封閉的怪圈和執迷的思維定勢，由此極大地阻絕了國人吸取教訓、走出深淵的可能，從而又為民族自大神話膨脹與幻滅之間再一次的輪迴準備了前提。比如慈禧倉皇出逃後的情況：“當在行在時，下詔罪己，……太后每見臣工，恆涕泣引咎，臣下請行新政，多所採納。及還都，中外漸安輯，漸益奢恣，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已忘喪亂矣。”[29]再比如一些國人見到洋兵占領北京時觀賞國子監內的孔子像之後，又不覺沾沾自喜地以為這是由於明如日月的孔教感化了野獸般洋人，所以稱之為：“日月同天化鱷蛟”，並說：“西兵入（國子監）瞻仰者，皆於先師前免冠致敬。朱（雋瀛）填《金縷曲》述之，有云：‘五洲教尚同文秉。見頻番，兜鍪手脫，廟堂致敬。”[30]又如一些人反而把義和團運動中國慘痛的失敗歸結為打開國門、學習西法的結果，並進一步幻想着禽獸般不懂禮義的洋人之最終覆滅和中國決不能“競效西法”的理由：
　　海禁不開，洋夷莫能入我疆；洋夷不來中華，中華何能有教民？……當此之時，泰西各國競尚機巧，富強其國，而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並置不講。此大亂之道也，立國焉能久遠？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外洋各國必難免矣。雖現在富強，橫行海上，凌侮中國，肆其毒害。而再閱數年，彼皆內亂不暇自保。何暇航海梯山，擾亂中國乎？中國之人不思遵行王道，以固國本而培國脈，乃競效西洋之機巧，求國之富強，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之類也。若仍競效西法，不思挽回我王道，實事求是，則天下大壞，必日甚一日矣。[31]
　　經過了那樣深重的國恥之後，人們竟然得出了如此的“教訓”，這真是讓人扼腕不已。
　　在“五四”前後，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等中國共產黨創建者在內的新文化運動思想家，他們在宣傳學習民主和科學的迫切性時，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以義和團上述種種非理性狂熱和對西方文化的盲目仇恨，作為最典型反面例證。只是由於後來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他們這一系列嚴厲的批評才被人們加倍故意地遺忘了。於是義和團運動前後國民心態的上述翻覆顛倒及其文化內因，非但沒有得到思想界充分的總結和全民族清醒的認識，反而被後人在籠統的“愛國主義”口號之下掩蓋過去、甚至加以進一步的頌揚[32]。其結果當然只能對中國的歷史進程再次產生災難性後果，這主要是文革時對民族神話的狂熱崇奉和對一切西方文化的盲目仇恨再度膨脹，以及在對待中外關係中採取義和團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例如紅衛兵“掃除一切害人蟲”、向世界進軍的“革命理想”，就與當年義和團所謂“日本長街五十里，皆為紅燈照所焚，各國義和團並起”、“已遣神將出洋，往西洋掃滅各國”等等虛妄信念幾乎一模一樣：
　　殺！向莫斯科、華盛頓進軍！殺他個人仰馬翻而已，打他個天翻地覆慨而慷！”[33]
　　……我們的毛主席立在馬列主義的珠穆朗瑪峰巔，文化大革命的號角調遣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大軍，從中國這塊紅色根據地出發，向舊世界舉行全面的圍殲！這是最後的鬥爭，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整個地球必將在鬥爭的烈火中煉得紅光閃閃！[34]
　　……到處是人群、干戈、遍地是軍號、戰鼓、紅旗，從波特蘭到底特律，從華盛頓到洛杉磯……燒起無邊的火海，築起層層的街壘，手榴彈隆隆爆炸，機關槍噠噠響起，強盜們的樂園紛紛夷為瓦礫，馬路上堆滿了吸血鬼的屍體……毛主席的偉大聲明發表了，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億萬隻拳頭指向一個目標，堅決打倒美帝國主義！[35]
　　眾所周知，此類極端的自大神話對民族精神向着非理性化方向的膨脹，以及它必然的破滅之後國民信仰心理的急遽失落、這種失落導致崇洋思潮的甚囂塵上等等一切與義和團運動覆轍完全相同的惡果，無一不是歷史的輪迴在文革之後再次原樣重演過的。
　　總之，近代以來在中國反覆流行的殖民主義文化和崇洋心理，固然最終源於西方列強和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壓迫和強制輸入，但從中國這應受一方來看，其一而再、再而三地採取與現代文明進程完全相悖的回應方式，也是重要而以前人們多不願提及的原因。本世紀中，中國以理性的態度和廣泛的國際合作贏得了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以義和團、文革等等非理性的對外回應方式導致了深重的民族災難，這正反兩方面的對比也證明了這一點。
　　康德曾指出，理性社會中建設性的對外關係，是與完美的國內政治隨時相互依存：“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憲法這個問題，有賴於國家合法的對外關係這個問題，並且缺少了後者前一個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36]顯然，不論是本世紀初的守舊派因為對內“仇視新法”的需要而藉助義和團排外等等較遠的歷史，還是中國現、當代史，都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了這種依存關係。所以，在１９００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過去將近一百年而中國再一次面臨新的世紀，同時關於民族主義、文化衝突、中國國內改革與對外政策的關係等等問題引起廣泛關注之際，我們回顧義和團運動前後民族自大神話膨脹與幻滅的歷史教訓，就同崇尚民族自信和愛國主義一樣，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現在確實存在着相當相當大的危險，即中國成為一個權威性的民族主義國家”[37][36]；而對義和團時代國民心態的回顧，則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這種潛在危險不僅可能具有直接的現實政治原因，而且還可能具有源於深厚信仰傳統的民族心理原因。

　　注釋：
　　[1] 宋強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北京，1996）第3-51頁；這個口號的出處，還很自然地讓人想到那種在狂熱信仰驅動下鼓盪而起，向敵人“造反”的“群眾運動”方式：“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黃老道，……百姓信向之。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殺人以祠天。所在燔官府，劫略聚邑，……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後漢書》卷七十一《皇甫嵩傳》，第2299-2230頁）
　　[2]  詳見拙文：《“文化大革命”與巫術文化》，《社會學研究》（北京）1993年第3期第75-78頁；《“鬼教”的來龍去脈》，《東方》（北京）創刊號第35-38頁。
　　[3]  蔡元培：《華工學校講義》（1916年），《蔡元培全集》（中華書局，北京，1984）第二卷第436頁。
　　[4]  《湖南合省公檄》，《反洋教書文揭帖選》（齊魯書社，1984）第1頁。
　　[5]  《義和團乩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８頁。
　　[6]  《江西省刊布揭帖》，王明倫選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２１頁。
　　[7]  《天主邪教集說》，王明倫選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９頁。
　　[8]  仲芳氏：《庚子紀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庚子記事》（中華書局，１９７８）２８頁。
　　[9]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義和團史料》６５６頁。
　　[10]  黃曾源《義和團事實》，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中華書局，１９６４）第一輯，１３７頁。
　　[11]  佚名：《庸擾錄》，《庚子記事》２６１頁。
　　[12]  柴萼：《庚辛紀事》，翦伯贊等編：《義和團》（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第一冊３０５頁。
　　[13]  羅ＸＸ：《庚子國變記》，阿英編：《庚子事變文學集》（中華書局，１９５９）９４６頁。
　　[14]  《寧津義和團反帝運動》，《義和團史料》９７３頁。
　　[15]  羅ＸＸ：《庚子國變記》，阿英編：《庚子事變文學集》９４６-９４９頁。
　　[16]  佚名：《綜論義和團》，《義和團史料》１７７頁。
　　[17]  羅ＸＸ：《庚子國變記》，阿英編：《庚子事變文學集》９５５頁。
　　[18]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翦伯贊等編：《義和團》第一冊２３頁。
　　[19]  佐原篤介：《拳事雜記》，翦伯贊等編：《義和團》第一冊２８９頁。
　　[20]  佚名：《綜論義和團》，《義和團史料》１８８頁。
　　[21]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義和團史料》７４頁。
　　[22]  柴萼：《庚辛紀事》，翦伯贊等編：《義和團》第一冊３０７頁。
　　[23]  狄平子：《庚子紀事》，阿英編：《庚子事變文學集》１００１頁。
　　[24]   梁啓超：《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飲冰室專集》之四，２２頁。
　　[25]  《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４６頁。
　　[26]  詳見《庚子記事》２６頁、２５２頁。
　　[27]  仲芳氏：《庚子記事》，《庚子記事》４３頁。
　　[28]  洪壽山：《時事志略》，阿英編：《庚子事變文學集》６９５頁。
　　[29]  羅ＸＸ：《庚子國變記》，阿英編：《庚子事變文學集》９５８頁。
　　[30]  龍顧山人：《庚子詩鑒》，《義和團史料》９３頁。
　　[31]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義和團史料》７９８—８０８頁。
　　[32]  詳見拙文：《“五四”以來對義和團運動的不同評價及其文化導向》，將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二十一世紀》。
　　[33]  見楊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１９９３）４９頁。
　　[34]  東方：《神聖的十月》，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寫在火紅的戰旗上 紅衛兵詩選》（１９６８年版）２０８頁。
　　[35]  鴻耶：《五月之歌獻給美國的黑人兄弟》，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寫在火紅的戰旗上 紅衛兵詩選》２１４—２１５頁。
　　[36]  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理性觀念》，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１）１１頁。
　　[37]  （法）杜蘭：《文革是一場反社會運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９６年８月號３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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