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開日內瓦會議解決印度支那紛爭，中共反對越共提出的武力解決方案，這一立場，使得越共方面在其內部檔案中，將中共描述成出賣越南利益的外國集團，尤其以黎筍為代表的越共南方派更是耿耿於懷，這也成為日後越南反華的導火索之一 老高按：昨天轉介的李丹慧的文章中提到毛澤東幾次提到越南領袖胡志明，口氣不甚恭敬，稱之為“胡老頭”——1957年7月18日的青島會議上，鄧小平發言，毛插話就說過：“不能像胡老頭一樣，罪己詔千萬不能下。” 而當時中共對國民的宣傳，在老百姓心目中塑造的胡志明的形象，是既偉大又親切——中國人就稱之為“胡伯伯”，不知道幾年前風行一時的“習大大”是否受到了四十年前的啟發。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人對幾個國家有了固定的標籤，談到日本，就是“一衣帶水”，談到朝鮮，就是“唇齒相依”，談到越南，就是“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這就是胡志明所寫的漢詩。 胡志明1969年9月2日病逝，終年79歲。 用水晶棺保存進行了防腐處理的領導人遺體，是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國家特別熱衷的一件事。近一個世紀以來，躺進水晶棺的，除了毛澤東之外，有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亞領導人）、胡志明、喬巴山（蒙古領導人）、金日成、金正日、哥特瓦爾德（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還有若干第三世界國家如安哥拉、圭亞那的革命領導人。這些遺體，很短時間就因為政治更迭或技術失敗而無法保存的居多，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哥特瓦爾德後來“入土為安”或火化了；列寧的遺體保存時間最長，但防腐技術抵不過自然規律，據稱現在遺體只剩下10％，其餘都是人工製品；不過胡志明的遺體保存，據說是最成功的，到今年整整半個世紀了。這算得上是越南人創造的一個奇蹟，因為他的遺體保存過程，經受了最多的磨難—— 在他生病的1967年，北越領導層就背着他秘密派人去蘇聯學習遺體防腐技術，代號75A工程。胡去世後，蘇聯專家攜帶設備到了越南。此時美國與越南打得不亦樂乎，河內天天挨炸。為安全起見，越南人在距河內30公里的熱帶叢林中修建了一座臨時陵墓，把胡志明水晶棺藏在那裡。不料不久美軍在距陵墓2公里的地方投下傘兵，尋找被擊落的飛行員。越南人只好趕快將水晶棺轉移到一個山洞裡——為此專門修了一條山路，修一段，載有遺體的裝甲車就走一段；然後把走過的路毀掉，以免被天上的美機發現。水晶棺在山洞裡秘密保存了五年多，直到將美軍趕走。1975年8月29日，胡志明陵墓落成，水晶棺才正式移入陵墓。 我對越南的知識和感受，在1975年之前，就是“胡伯伯”所說的“同志加兄弟”：一本《南方來信》、一位烈士阮文追的事跡，讓我和周圍多少同學熱淚奔涌！而在1975年到1978年，“戰友”逐漸蛻變，到1979年之後的十來年，越南徹底變成了“敵人”。非友即敵，都是相當簡單化的。直到最近十來年，越南的體制轉型，才讓中國人變得五味雜陳。我相信，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都與我有類似的心理體驗。前幾天讀到清華大學秦暉教授的一篇演講錄音的整理文字稿，對中越關係錯綜複雜的程度才有了一些了解。 中越間的歷史情結
秦暉，友朋會 本文系秦暉教授加勒比遊學錄音整理 越南和朝鮮一樣，屬於漢字文化圈，同樣受到了儒家文明的影響。並且在中日戰爭前，朝鮮和越南一直是清政府的藩屬國，可這兩個國家卻各有不同。如果這兩個國家都去過，便會發現，朝鮮南北方差異不大，過去朝鮮的李氏王朝，首都是漢城，不僅是中國的藩屬國，而且其執政者有意保持臣屬關係：一、朝鮮有國王，但不稱帝，使用中國皇帝年號，最有意思的是，在明朝滅亡後，朝鮮依然沿用崇禎年號至清朝乾隆年間。二、朝鮮國王不僅在國內從不自稱皇帝，在與中國來往的信函中，甚至自稱國主。我們都知道國主這個詞在中國歷史上是有特定含義的，等於承認了對方擁有你的最高主權，你是其下一級。關於這個概念，歷史上有例證，當年南唐政權快被北宋滅亡時，南唐李後主向北宋皇帝上表稱臣，並自稱國主；另外西夏李元昊同樣稱自己為國主，向北宋稱臣。 可是，越南完全不一樣，越南的丁朝、陳朝大概是我們的宋、元時期。在那時，他們便開始獨立了，並且在獨立後，越南統治者作為藩屬，中國歷代都冊封其為國王，但其在國內從“丁先皇”起就自立稱帝，設置年號，並不認為是藩屬。越南另外一個重要不同，是我們如今稱之為“越南”的這個名詞，是清朝之際才形成的。我們常說，越南是漢語文化圈中的一員，並且官方也曾使用漢字，盛行儒家文化，在教育上實行科舉制，宗教上繼承漢傳佛教，但這裡要注意，這一切描述的是北越。在南北越統一之前（鄭阮時期），僅北越是越人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南越卻不是，南越的一部分地區在當時叫占城，或者占國（Champa，137-1697年），即占婆補羅（“補羅”梵語意為“城”）。而湄公河下游這片區域，在歷史中叫做下高棉，居民是高棉人。 高棉人和其北邊的占族人，均未接受過漢文化，卻受印度文化影響頗深，吳哥窟就是個很好的例證。另外，占城在南宋與中國也是有來往的，這一時期，占城的水稻傳入中國，雖然考古發現，中國河姆渡時期便有了水稻；但在南宋時期，由於引進了占城稻，使得南宋的水稻品種產生革命性的改良。以南宋為分水嶺，南宋前後的中國水稻，是完全不一樣的。雖然水稻傳入了中國，但占城並不接受儒家文化和漢傳佛教，這個國家和吳哥柬埔寨一樣，原先信仰的是印度教，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伊斯蘭文明傳入東南亞，最早把印度文化改為穆斯林文化的是馬來人，接着便是印度尼西亞人，在印度尼西亞，大家知道有個古代東方四大奇蹟之一的佛教遺址——婆羅浮屠，可以說是印度文化在這片土地上的遺存，在整個國家伊斯蘭化後，僅有巴厘島一隅尚未改變，至今保留着印度教的傳統。 我們再次回到占城，隨着十三世紀馬來西亞伊斯蘭化後，占城也跟着信仰了伊斯蘭教。所以十四世紀的占城王國，是個穆斯林國家。占城王國與越南一直不和，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直至明朝末年，越南才滅掉了占城國，國家覆滅後，占城王室逃亡至中國海南島，由於他們是穆斯林，所以在來到中國後，被中國人認為是回民。如今三亞地區的回民，便是占城人的後裔。所謂回民，就是講漢語的穆斯林，一般的回民是沒有具體語言的，但是海南島的這些回民卻是個例外，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這些回民仍然有人是說占語的。 越南征服了其南部包括占城在內的幾個政權，並且攻占了下高棉，這也是越南與柬埔寨是世仇的一大重要原因。現在的紅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一直堅信湄公河下游到西貢，都應是上高棉，屬於柬埔寨的領土。當越南取得了占城和下高棉之後，便開始逐漸往南移民，但由于越族人口稀少，最初去開拓南部區域的，卻是一群華人。至於原因，其實很簡單，占城滅亡時，中國國內正好處於明清易代，廣西廣東出現了擁護朱由榔稱帝的南明抗清鬥爭，後來清軍逐漸攻克這些南明的領地，南明粵西欽、廉、高、雷幾個總兵只好帶着部眾流亡廣南，這批人里，有幾個名人，其中之一是陳上川，字勝才，1673年，清朝平定三藩之亂後，陳上川帶着三千餘人乘船前往峴港，越南的阮氏王朝雖然接納了他們，但不允許這批華人軍民居住在越南北邊，要求他們前往南越，為阮氏王朝鎮守邊疆，對付高棉人。陳上川帶人來到南越後，經多年屯墾發展，百姓富足，政權穩定，日後被阮氏王朝封為勝才侯，至今在越南南方仍有許多紀念他的勝才侯廟，是越南明鄉族的祖先。所以在越南南部，早期是占人和華人為主，到了後期局勢穩定後，越人才逐漸遷入。 這個阮氏王朝和後來的越共一樣，對於民族問題，都有自己獨特的考慮，越南同中國相似，全國共分八十多個民族，原來的華人，被分成了三個民族，其中之一稱為華族，主要居住在越南北方，以廣東話為主；而客家人被稱為艾族；當時幫助越南在南部打天下的這批華人，由於他們思鄉心切，所以，被稱為明鄉族，這便是越南的三個華人民族。我國境內的廣西壯族，其實在越南是僅次于越人的第二大民族，但越南人為了好管理，把越南境內的壯族劃分為五個民族：岱族、儂族、拉基族、布標族、山齋族。 在歷史上，越南可以說處處提防中國，從漢朝開始，中越戰爭此起彼伏，這一點上，朝鮮也是一樣的，朝鮮在歷史上，對明朝有很大的好感，當時的抗倭援朝，中朝雙方都出現了類似鄧子龍、李舜臣的英雄人物，並且在明清交替過程中，朝鮮長期以來支持明朝抵抗清朝。當時的明朝軍隊，對後金軍有一個很大的威脅，為什麼呢？因為朝鮮的一個島嶼：皮島，租給了明朝政府，作為反清基地，由明軍將領毛文龍長期駐守，這個皮島的地理位置實在是太好了，位於現在的鴨綠江口一帶。如此一來，但凡滿洲軍隊進關作戰，皮島明軍便會趁機襲擊滿洲後方。我們都知道明末抗清的將領中，袁崇煥是含冤而死，雖然通敵之罪實屬誣陷，但袁崇煥在接管遼東的軍事指揮權後，殺了毛文龍，結果導致皮島的毛文龍部下投降清軍，使得清軍掃除了後顧之憂，這是袁崇煥的一個重要錯誤。 有一點我要指出，越南、柬埔寨、老撾、古巴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革命時期，都屬於“地下黨”，而且不只是在敵占區，哪怕是在根據地，共產黨人都以其他身份進行活動。在波爾布特打下金邊之前，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紅色高棉，只知道以西哈努克為首的柬埔寨民主團結政府。越南同樣如此，1954年之前，越共控制的勢力一直叫越盟，也就是越南獨立同盟，創建者是潘佩珠（原名潘文珊，號巢南子），而且這位潘佩珠是越南國民黨創始人。這裡補充一點，中國和越南同樣有共產黨和國民黨，兩國同黨派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國有國共合作，越南也同樣也有國共合作期。越南最早的國共合作也就是我們說的越盟。當時的越共一直活動于越盟的內部，越共中有名的領袖胡志明，包括印度支那這批共產黨領導人，都曾在法國留學，他們起初加入的是法國共產黨，並非本國共產黨。 所以說，印度支那的共產黨組織，其實就是法國共產黨的支部。後來胡志明被列寧看中，吸收進入共產國際，當時的胡志明在黨內有很高的地位。胡志明不僅建立了越南的共產黨組織，甚至包括整個印度支那的共產黨組織、馬來亞共產黨組織也是胡志明建立的。1930年共產國際派胡志明為代表，傅大慶為翻譯兼副手，來到馬來亞建立黨組織，這個傅大慶是中國老資格共產黨人，當時他既是中共南洋工委的人，也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特工，他就是著名作家戴晴的父親。 胡志明等人到馬來亞後，最初的黨組織是在馬來亞的海南人群體裡建立的，雖說傅大慶被安排做胡志明的翻譯，但胡志明的漢語非常好，尤其擅長廣東話，並且對潮州話、海南話也聽說無障礙。那麼為什麼共產國際還要派傅大慶去做翻譯呢？有一種說法認為，共產國際對胡志明的能力很放心，但在某些層面上，也是存在戒心的。所以傅大慶的一部分任務，便成了監視胡志明。馬來亞共產黨建立後，傅大慶也是早期領導人，他和黎光遠、李啟新等馬共早期負責人一樣，都是中共南洋工委和共產國際兩條線的人。 在1945年以前，以胡志明為代表的越共主要人物，同時作為共產國際的成員，主要活動區域在蘇聯和中國，當時的中國，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持反殖民的意識形態支持越南抗法。我曾經在台灣看到過國民黨在民國時期的外交檔案，其中便有對越盟的調查，檔案顯示在抗戰時期，胡志明曾到過重慶，與國民政府進行過會談。胡志明並沒有稱自己是共產黨人，而始終堅稱是越盟領袖。表明越盟的最終目標是爭取越南獨立，且越盟的行動同樣在越南境內受到越南國民黨的支持。中國的國民黨對此事做過詳細調查，查明胡志明（阮愛國）就是共產國際的人。但蔣介石覺得，現在正處於抗日階段，無需計較其黨派，哪怕是抗戰後，越南對抗法國人爭取獨立的行為，我們也是要支持的。但蔣介石沒想到的是，越盟在幾十年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了越共的一個外圍組織，而原先越盟中以潘佩珠為代表的越南國民黨慢慢被排擠出局，所以到了最後，越盟實際成為了越共的幌子。有意思的是，印度支那地區都是如此，抗日統一戰線造就獨特的現象，就像西哈努克親王成為紅色高棉的表皮，而實際的領導人是波爾布特。蘇發努馮親王成為老撾人民黨的象徵領袖，而大家都知道，老撾實際的領導人是凱山·豐威漢。 無論是越共也好，越盟也罷，在越南北方的力量還是比較薄弱的，南方則相對積蓄了部分實力。中共與越共的關係一直很好，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共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很大，早在胡志明建立馬來共產黨之前，中共便有了南洋工委，並且在馬來華人中時有活動。 1945年以前的越南，有中國支持的反法、反日武裝越盟，其表面上是統一戰線的抵抗組織，但實際是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力量，當時的越盟力量很薄弱，《波茨坦協議》簽訂後，對盟國部隊接受法西斯軍隊投降的受降區域，作出明確規定。中緬印戰區，中國軍隊的受降範圍包括除台灣、東北外的中國全境，以及越南北方。我認為，這恰恰成為越共能夠在北方站穩腳的重要原因，因為在日軍投降後，越盟迅速控制了日軍占據的城市，同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內的廣場上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但此時，越南還是法國殖民地，根據《波茨坦協定》及有關理解，軸心國占領的原盟國列強的殖民地，在二戰後必須先回歸宗主國以示戰勝，然後可以與宗主國談判尋求獨立，那時非殖民化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但說實話，非殖民化是美國人倡導的，再加上美國在盟國中的首腦地位和蘇聯同樣倡導的非殖民化，英法等其他國家也不得不接受。可根據上述協定：日占區的殖民地，需要先恢復和原宗主國的關係，再由宗主國使其獨立。也就是說，越南想要獨立，必須先恢復法國殖民地的身份，再爭取獨立。受降之時，中國代表盧漢等人曾請示蔣介石，如何對待越南自行成立的民主共和國，得到的回答是：基於國際關係，我們不能承認，但是我們支持越南的反殖民鬥爭。保證在中國軍隊受降期間，法軍不得踏入一步。 與此同時，英軍在越南南部的受降是與法軍一同進行的，這在越南南北方產生了很大的差異，中國軍隊在北方控制的非常嚴格，甚至在受降儀式上，僅允許法國代表只身前往，不允許一兵一卒進入北方。這樣一來，法國人沒法踏入越南北部，便導致越盟大量接收日軍物資和武器。法國人非常氣憤，結果幾個月後，法國軍艦開到海防港，要求登陸，可遭到盧漢堅決拒絕，隨後中國軍隊開炮擊傷兩艘法艦。我在書中也介紹過這段歷史，可以說盧漢的這次受降，是中國軍隊海外出兵，並且實現了戰略目標的歷史第一次。 此後，隨着中國軍隊的撤出，法軍捲土重來，雖然占領了包括河內在內的一些大小城市，但此時的越盟，羽翼已豐，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但越南南方，由於英國軍隊支持戴高樂，雖然南方的越盟力量本來不弱，但始終無所作為，這場越南抗法戰爭一直打到1954年奠邊府戰役後。雙方後來經過協定，以北緯17度線為界，雙方暫時偃旗息鼓，越共將南方的力量撤回北方。 人雖然撤走了，但越共是不甘心的，畢竟在南方的力量原本就強於北方，以黎筍為代表的這批人，都是南方人，那麼為什麼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在北方，而不是原本力量充實的南方呢？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是中共，大家都知道1949年後，中共奪取了大陸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對越共來說意義非凡，從戰略角度看，整個共產黨中國等同於成為北越的大後方，可以提供強有力的戰爭支持，包括後來的奠邊府戰役，中國更是派出了軍事顧問團，直接參與指揮作戰。 可換個角度，我覺得越共最應該感謝的，應該是蔣介石，如果沒有當初的1945年受降，法國勢力便可以捲土重來，越南北部更是不可能有越共存在。所以蔣介石在越共的生存方面，可以說是功不可沒。但正是因為蔣介石拒不讓法國軍隊踏入北越，以至中國國民黨從此與法國結下了梁子。1949年12月，解放軍解放了廣西，國民黨軍桂系白崇禧一部2.7萬人從兩廣地區撤入法占越南，原本蔣介石計劃從台灣派軍艦將這批近兩萬人的部隊轉運至海南島，可法國人記仇，同樣用當年盧漢對待法國軍艦的方式，炮轟靠近的國民黨軍艦，並且將這批中國士兵轉運至越南最南邊的富國島，在島上的營地里一關就是幾年，最終全部繳械後，送回台灣。畢竟當時的西方世界還是承認中華民國的，法國也不好做得太過分。另外一件事，新中國成立後，法國是西方國家裡第一個同中共建交的國家，也可以說是報蔣介石當年的一箭之仇吧。 當然，蔣介石在越南問題上的做法，歷史上很難評說，但至少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堅定的，至少，中國達到了其戰略目的，成功的將法國勢力擠出越南北方，遠離中國邊境。我們可以換個角度看，其實早在1920年代的華盛頓會議上，已經提出逐漸歸還列強在華租借地和租界的問題。後來英國歸還威海衛、日本歸還青島，但法國則是對歸還租借地和租界最不情願的國家，已經答應將廣州灣歸還中國，但一直到二戰爆發都拖延交割，所以，蔣介石始終對法國很反感，認為其殖民主義最頑固。 1954年，法國的實力下降，再加上奠邊府戰役的失利，法越雙方開始謀求和平解決，在日內瓦會議上，雙方達成協議，簽訂《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協議》以北緯17度線為基準，南北分治，另一方面，中國為了緩和與西方國家的國際關係，特別是緩和與法國的關係，在越南問題上，做出了一定的讓步，這使得胡志明非常生氣，胡認為奠邊府戰役如果一直打下去，他甚至可以收復南越。客觀上看，胡志明的想法是有些理想化的，如果單純以武力解決，在沒有制海權保障的情況下，很容易被攔腰截斷，同時期的朝鮮戰場，朝鮮人民軍的失利，便是很好的例證。所以中共方面在會談期間反對越共提出的武力解決方案，中共的這一立場，使得越共方面在其內部檔案中，將中共描述成出賣越南利益的外國集團，尤其以黎筍為代表的越共南方派更是耿耿於懷，這也成為日後越南反華的導火索之一。 近期圖文： 一個幽靈，民粹主義的幽靈，在世界飄蕩 一本從群眾運動角度研究文革的專著 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之後的自我檢查 21世紀的在線“天天讀”是什麼滋味？ 剝去“社會主義”這層皮看毛澤東時代 《走向未來》叢書的往事和中國的未來 中國開始學習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 不信任華為的背後，是不信任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