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满怀“革命”激情、原本甚至可以用“高尚、无私”来形容的精英青年，何以最后会变成令人胆寒的恐怖分子呢？也许，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找到了答案：真正的杀人狂，并不是穷凶极恶的坏人，而是被某种崇高目标所蛊惑的圣徒


　　老高按：“日本赤军”这个称呼，我们在文革中常常听到，当时的执政者将之看作毛泽东文革的国际响应者和同盟军，不时在官媒上报道。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转向、世界和赤军本身的消歇，对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几乎完全被遗忘。我的印象之中，只有中国著名作家张承志，关注他们，同情他们，甚至宣扬他们，那只是空谷足音而已。（张承志八十年代写下的小说《北方的河》《黑骏马》，赢得交口称誉和国际声名，着实写得好！当然，研究文革史的人都知道，他也是“红卫兵”这个让几代中国人闻之色变的名称的首创人。）
　　几天前读到孙盛起对日本赤军兴起和覆灭过程的文章，简明扼要，其中一些关键信息我核实了一下，基本靠谱，在这里推荐。
　　历史上的日本赤军，无疑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但真的不会“似曾相识燕飞来”吗？在日本或许这种可能性不大，在其它国家呢？他们的思想遗产（正面的和负面的），是否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和场合，改头换面地出土、重生？
　　我在阅读孙盛起的这篇文章时，顺便读了他的另外几篇文章，从中挑出一篇题长文短的《我们的自豪感不应该如此廉价和莫名其妙》，也请大家一并了解。


　　日本赤军的兴起和覆灭

　　孙盛起，文朽速的兰陋2

　　赤军，原是日本对苏联红军的称呼，后来泛指红色国家的军队。
　　1960年代，在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影响下，日本也掀起了红色狂飙，1969年相继出现了“赤军派”、“日本赤军”和“联合赤军”三个极左政治组织。他们拥戴胡志明、切•格瓦拉等人，意欲建立类似于“大东亚共荣圈”那样的乌托邦。他们在东京、京都、大阪等城市，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封堵道路、高呼反美和革命口号，冲击学校、工厂和政府部门，掀翻砸毁车辆，发动了一场日本式的“文化大革命”，因此这些人又被称为“日本红卫兵”。
　　起初，日本政府和警方以为这些头戴写有“赤军”二字安全帽的人只是一般性的民间政治团体，而无论什么团体，只要在宪法的框架内运作，任何权力机关就无权干涉。因此，虽然赤军的言行过激，但警方面对这些面露稚嫩的“红卫兵小将”，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只是尽力维持秩序和对破坏行为加以训导。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学生们高喊“巴黎公社万岁”等口号，开始在街道路口修战壕、挖地道，而且四处搜集武器弹药——警方才意识到，这些赤军绝非普通的学生组织，而是将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破坏的极端势力。警方必须动手了。
　　很快，赤军的一些骨干被抓捕，“小将”们群龙无首，一场轰轰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平息下去。
　　但是，赤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行动。这里着重说说后来声震海外的一支——“日本赤军”。

　　“日本赤军”由当时在日本大名鼎鼎的美女重信房子组建。
　　不要根据赤军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断定这些人是暴徒和疯子。日本赤军的班底，可谓是当时日本青年一代的精英，他们大多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家庭属于富裕的中产阶层，他们思想单纯、满怀激情和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解放”全人类，使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成为朝鲜那样的理想之国。
　　重信房子就是这些精英中的佼佼者。她是日本明治大学的学生，主修史学，才华出众，曾发表过大量诗作。她出生于政治世家，深受曾是二战前右翼暗杀团体“血盟团”成员的父亲的影响，在她的自传《我的爱，我的革命》中，她写道，父亲是她“革命的精神支柱”。
　　起初她组织和参加学运，无论是反对越战还是反对学费上涨，都是以一种和平抗议的方式进行。然而，父亲反复教导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武装斗争是最大的宣传”。这促使她最终走上恐怖暴力之路。
　　重信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激进思想，影响了一批被当时的红色浪潮烧得热血沸腾的左翼青年，她很快就成了这些人心目中的女神。
　　1969年底，她带领“日本赤军”成员，潜入大菩萨山口，搜罗武器，设立秘密基地，准备对包括首相府在内的目标进行袭击。然而，密谋很快败露，基地遭到警察的围歼，总共200多人的“日本赤军”大部分被捕。
　　幸存下来的“赤军”分成了三部分，这三部分人走上了不同的、但都是不归之路。
　　一部分以田宫高磨为首，1970年劫持了一架民航客机投奔他们心中的理想之国——朝鲜。到朝鲜后，他们再杳无音信，结局不得而知。
　　一部分留在国内和日共神奈川县党小组组成了“联合赤军”。1972年，人数本就很少的联合赤军进行内部“整风肃反”，很多赤军成员被自己人残忍杀害。据警方从他们的“革命法律执法点”挖掘出的尸体判断，这些人都是被脱光衣服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毒打后，捆绑起来扔在雪地里冻死的，其中包括4个年轻的女学生，而处死她们的理由荒谬至极：一个因为戴耳环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个因为结婚并且怀孕被指控违反了组织纪律，被赤条条绑在树上活活冻死，而那时她已经怀孕8个月。
　　自己人为什么要杀死自己人呢？一名赤军成员给那时已身在海外的重信房子打电话哭诉内部清洗的事情，重信房子竟然兴奋地说：“革命即将到来！”事实上，大部分赤军都是死在自己战友的猜忌的屠刀之下。
　　“肃反整风”不久，5名联合赤军成员袭击了栃木县真冈市的一个军火商店并抢夺枪支弹药，这引发了警察的追捕。赤军逃到长野县度假区浅间山庄，绑架挟持了山庄管理人的妻子作为人质与将他们包围的警察对抗。警察接到指令：不许开枪以保证人质的安全。这使得赤军有恃无恐，拒不投降。警察找来一名赤军吉野雅邦的母亲向山庄内喊话：“时代变了，连毛主席都和尼克松握手了。孩子们，回家吧！”吉野雅邦竟然向母亲开枪射击。警察不得已只好舍命发动强攻。赤军向外疯狂扫射。在付出了两名警察、三名路过山庄的平民的生命和16名警察受伤的惨重代价后，警察冲进屋内，安全解救人质并将5名赤军全部活捉。
　　“浅间山庄事件”之后，联合赤军成员有的因绝望或心中愧疚而选择自杀，有的则改头换面，从此联合赤军在日本销声匿迹。
　　除以上两部分人外，“日本赤军”残存的最后一部分人，则跟随他们的“女神”重信房子走上了国际恐怖主义的道路。
　　重信房子1970年5月曾被日本警方以“企图谋杀罪”逮捕，但不久因证据不足被释放。由于在国内再很难立足，于是重信房子于1971年2月带领十几名信徒潜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成立“阿拉伯赤军”，并很快与当时的国际头号杀手卡洛斯取得联系。
　　于此同时，重信房子向日本国内的大学生发出了一封名为《给战斗的你》的邀请信：“世界的斗争，已经徐徐化为一体。只要你拿着一张单程票走出来，那么我们就会在欧洲、美洲或者亚洲相遇。不管在哪里，朋友的天线，会发现陌生的你为了斗争，正渐渐地靠近我们……来吧，只手提着行装，走向未知的城镇，和我们一起开始战斗吧！在你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革命、等待机会期间，伙伴们会送去战斗的邀请……”
　　此信发出不久，震惊世界的爆炸声就从以色列传来。
　　1972年5月30日，三名年轻的日本人从罗马机场登上法航客机，抵达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里达国际机场。晚10点左右，三人进入厕所，把伪造的护照撕碎并用水冲掉，然后返回大厅，从行李传送带上取下并打开自己的背包，迅速从背包内抽出了3支苏制vz58型冲锋枪和几颗威力巨大的手榴弹，随即向大厅内拥挤的人群疯狂扫射和投掷手榴弹。顷刻间，大厅成了血肉横飞的屠宰场，枪声、爆炸声和人们惊恐的叫声响成一片。
　　这次屠杀，共造成26名无辜旅客丧命、近百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以色列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生物学教授卡齐尔。
　　那三个制造这场血腥屠杀的日本人是谁呢？他们正是“阿拉伯赤军”成员：冈本公三、安田安之和重信房子的丈夫奥平刚士。实施恐怖袭击之后，奥平刚士和安田安之迅速拉响手榴弹自爆，冈本公三因自爆的手榴弹哑火而被活捉。
　　这次恐袭令世界瞠目，人们惊呼：一群日本大学生，不远万里飞到以前只在地图上看到过的阿拉伯地区，手持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怎样的一群疯子！
　　“阿拉伯赤军”因此次屠杀而扬名天下，也因此被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而其首领重信房子则被人称为“黑发魔女”。
　　丈夫死后，重信房子嫁给了一个阿拉伯人，由她组织策划的恐袭一发而不可收。
　　1973年7月20日，丸冈修等人劫持巴黎飞往日本的波音747客机，迫使飞机转飞利比亚投奔卡扎菲，在释放了人质之后，将飞机炸毁；
　　1974年1月31日，和光晴生和山田义昭伙同两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炸毁了新加坡的壳牌公司炼油厂；
　　1974年8月30日，在日本本土三菱重工厂区内实施爆炸，当场炸死8名工人，炸伤多人；
　　1974年9月13日，西川纯、奥平纯三（奥平刚士的弟弟）、和光晴生等人为迫使法国释放在押的赤军同志，袭击了荷兰海牙的法国大使馆；
　　1975年8月4日，为营救被捕的赤军中央委员会书记长坂口弘，赤军占领了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美国和瑞典大使馆，将包括美国总领事在内的52人绑为人质。日本政府被迫同意释放犯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坂口弘竟然拒绝释放，选择服刑甚至接受死刑以偿还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77年9月，劫持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迫使日本政府释放了6名赤军成员并支付600万美元赎金；
　　1986年7月，用土火箭袭击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1986年11月15日，协助菲律宾共产党的新人民军绑架三井物产马尼拉支店长，勒索1000万美元赎金；
　　1988年4月，用汽车炸弹袭击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家夜总会，炸死5人，炸伤多人……
　　这些满怀“革命”激情、原本甚至可以用“高尚、无私”来形容的精英青年，何以最后会变成令人胆寒的恐怖分子呢？也许维克多•雨果找到了答案：真正的杀人狂，不是穷凶极恶的坏人，而是被某种崇高目标所蛊惑的圣徒。
　　至上世纪80年代末，赤军的几个得力干将由于策划袭击韩国大选、汉城奥运会和东盟马尼拉首脑会议的计划败露而相继落网，重信房子失去了左膀右臂，而东西方和解也使她在中东国家失去了以往那样的支持，于是这个“黑发魔女”收敛锋芒，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她曾8次来到中国，在中国滞留20多个月，试图在北京或上海定居，然而，正是由于她的中国之行暴露了她的行踪。
　　2000年11月，重信房子从北京回到日本后被捕。在狱中，她宣布“赤军”解散，同时向所有受到赤军伤害的人谢罪。


　　我们的自豪感不应该如此廉价和莫名其妙

　　孙盛起，陋兰的速朽文c

　　几年前去一座北方城市见老同学。酒足饭饱之后，老同学兴致勃勃地领我参观市里的地标建筑，在介绍那些高楼大厦的时候，他的话语和脸上所洋溢的自豪，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那是他的所有似的。
　　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我问他，那些大厦跟你有关吗？你在那里有房产吗？他说，你真能逗，就我那点儿工资，攒几年也买不起那里的一间厕所。我问那你自豪什么？他一时语塞，想了想说，我毕竟是这座城市里的人嘛，那些大厦标志着城市的发展，难道我不应该自豪吗？我说，按照你现在的工资收入，很显然，你并没有分享到多少城市发展的成果。你引以自豪的那些建筑，不过是房产商盖的几栋楼而已。人家盖楼，你自豪什么？打个比方，你回到老家，你的邻居盖起了小洋楼，而你家还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你会逢人就夸耀邻居家的洋楼气派并因此感到自豪而脸上有光吗？他面露困惑，无言以对。
　　不能不承认，不独我那位老同学，有时候我们很多人的自豪感和他的一样廉价而莫名其妙。
　　航母下水了，我们自豪；某企业销售又破记录，我们自豪；几个国家首脑来我国开会，我们自豪；开会花费巨资搞得奢华无比，我们自豪；某政府大楼不是白宫胜似白宫，我们自豪；税收又增长几个百分点创了历史新高，我们自豪……
　　我们的自豪感是如此的泛滥，有些不仅是廉价和莫名其妙，简直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如以上种种“自豪”，有的与我们无关，有的对我们并非好事，有的甚至应该受到谴责，但我们却竟然都能生发出自豪感来。何以会如此？外在的媒体的宣扬自然功不可没，而内在的深埋在我们内心的自卑也许是更深层的原因。
　　将自豪和自卑连在一起，听上去似乎矛盾，其实不然。自豪和自卑是孪生兄弟。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说：“一个人愈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参与的神圣事业。”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越是自卑，就越容易在和他似乎沾边儿的东西上寻找自豪感”。
　　阿Q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非常贫乏的，他的自卑显而易见。然而，越是自卑，就越需要自豪感来壮门面。和他沾边儿的能够让他自豪的东西不多，但是只要想找还是能找到的。他找到了身上的虱子，他自以为自己身上的虱子比王胡的多，因此感到自豪。最大的自豪来自于赵太爷，他记得自己也姓赵，虽然自己穷得叮当响，但是能和庄里的首富赵太爷同姓，这是多么令他自豪的事情呀！——不过这些自豪感最后都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结果：和王胡比赛抓虱子，不仅输了还被王胡臭揍一顿；在人前夸耀自己姓赵，并且为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而自豪，却被赵太爷扇了一记耳光，并被怒斥：“你哪里配姓赵！”
　　其实，就算阿Q真的姓赵，他的自豪也莫名其妙，因为赵家的地位和财富和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现实生活中，大概没人会承认自己是阿Q，但是阿Q式的人物确实比比皆是。
　　当然，我们需要自豪感，但那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光荣”，一种我们作为人的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并且优于他人而产生的骄傲。比如我们的政治、医疗、教育等等制度被他国争相效仿，我们作为个体在生活中切实感受到被尊重、被保护，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我们每个社会成员比较公平地分享……
　　最后叨叨两句：乌克兰主动销毁核武器并且卖掉航母，很显然他们的国民并没有把自豪感维系在这些东西上面；朝鲜的百姓倒是因为拥有了原子弹而自豪得疯疯癫癫，以为那是他们的保障，殊不知，那玩意儿保障的并不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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