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處於1972年以來最低點的中美關係，極有可能繼續“自由落體”。回顧美國大選歷史，即使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外交政策對選民投票決定的影響也非常有限。即使川普輸掉2020年選舉，也會贏得視中國為美國最大威脅這場戰役 老高按：美國政治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謝韜教授發表長文歸納說：大變局最明顯地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百年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國遭受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二是百年未有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使得兩黨選民在一系列重大議題上表現出巨大的黨派鴻溝；三是百年未有的美國國家認同的危機，而中國的崛起加劇了這場危機。 謝韜教授認為：上述三個因素勢必給2020年總統選舉帶來影響，也會使中國崛起被認為對美國國家認同構成嚴峻威脅，使得中國成為這次選舉的關鍵議題之一，導致中美關係持續惡化。 謝教授的文章比較長，文中匯集了多方面的統計數據，比較客觀全面，轉發於此供大家參考。作者是中共體制內人士，文章發表於中國的媒體，可以想象，不可能不受到多方牽制。但正如網友和讀者所了解的，我的一貫觀點是：不能無視作者及其文章主觀客觀上的局限，但是也不因噎廢食，否則，我們的食譜就太單一了！當然，我也尊重那些抱定“漢賊不兩立”信念，斷定“中共媒體刊載的文字必定有大外宣動機和目的”，從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朋友們。我提醒在先，讀還是不讀，請您自便。 今天（9月29日）晚上9點至10點半，美國2020年大選首場總統候選人辯論，將在我昨天博客按語中提到的位於俄亥俄的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舉行。兩黨競逐漸入白熱化高潮，天佑美國！ 美國政治百年大變局與2020年大選
謝韜，《現代國際關係》202008 謝韜（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教授） 當今美國政治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只有深刻認識這個大變局，才能準確解讀2020年總統選舉，進而對今後美國政治的發展趨勢作出預判。這個百年大變局是諸多國際國內因素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的產物，並對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產生重要影響。本文通過美國政治百年大變局這個宏觀視角，聚焦2020年大選這個微觀事件。 1、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疫情 2020年1月底暴發的新冠病毒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事件，3月初開始迅速蔓延至全球200多個國家，並迫使80多個國家關閉邊境，美國迅速成為感染最嚴重的國家。面對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大多數州從3月份開始限制公開場合聚集，包括現場投票。為此，各州也相繼出台了新的選舉規定，允許和鼓勵郵寄投票。有統計顯示，本次大選將有76％的選民使用郵寄投票。然而，郵寄投票存在諸多潛在隱患，包括選票被寄丟甚至被篡改或頂替等舞弊行為。美國歷史上不乏選舉舞弊的指控，其中較為著名的事例就是芝加哥市市長被指控在1960年總統選舉中幫助肯尼迪贏得伊利諾伊州。 特朗普在多個場合表示，郵寄投票必然導致選舉舞弊並予以強烈反對。他宣稱，2020年選舉“在我看來將是美國歷史上最腐敗的一次選舉，我們不能聽之任之”。在7月30日發出的一條推特中，特朗普宣稱全民郵寄投票將使得這次選舉成為美國歷史上“最不準確和最具欺騙性的選舉”，並試探性地建議“推遲選舉，直到人們能夠適當、安心地、安全地投票”。為了表示特朗普的擔憂和指責並非空穴來風，白宮網站還轉發了一家智庫編寫的近20年來美國各級選舉中的舞弊案例的報告。也有不少分析指出，總的來說郵寄投票中的舞弊行為非常少，並且多年來各州已採取了諸多措施以防止舞弊，因此特朗普的擔憂是杞人憂天。 此外，郵寄投票還可能影響選民的投票率和兩黨的支持率。在美國無論是郵寄投票還是現場投票，即使是合格選民也必須現場註冊後才能投票，並且註冊的程序和要求比較繁瑣，讓很多合格選民望而生畏，從而導致投票率相對較低。有學者以1972年大選為例，分析了選民註冊的難易程度對投票率的影響，發現如果其他州都仿效註冊最容易的州，那麼當年大選的投票率會增加9個百分點。選舉日在美國不是公共假日，因此現場投票意味着選民要麼上班前或者下班後去投票，要麼請假去投票。一張選票改變選舉結果的概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但相比之下，在去往投票站的路上出車禍或者因為請假而讓雇主不高興的概率則要高得多。換言之，投票本身是一項低成本和低收益的行為，因此投票成本（如註冊要求）的些微變化可能對投票率產生顯著影響。 新冠疫情暴發前，只有少數州允許在線註冊和郵寄投票。隨着疫情席捲全美，且新增感染病例居高不下，越來越多的州允許並鼓勵在線註冊和郵寄投票，選民不用親自去註冊中心或投票站，從而顯著降低了投票成本，可顯著提高投票率。此外，少數族裔選民（大多數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註冊率和投票率都顯著低於白人選民，而前者從1960年代以來一直是民主黨的重要票倉。因此，在線註冊和郵寄投票被認為會顯著提升民主黨選民的註冊率和投票率，這恐怕也是特朗普堅決反對郵寄投票的最重要原因。不過最新的一項權威研究表明，郵寄投票對投票率和兩黨支持率都沒有顯著影響。 郵寄投票還可能對投票行為產生其他影響。選舉日現場投票意味着，直到投票前的最後一刻，候選人都可以通過各種競選活動影響選民。相比之下，郵寄投票讓選民在選舉日的前幾周就可以投票，使最後幾周競選活動的效果大打折扣。這恐怕也是特朗普要求與拜登的三場辯論中的一場提前到9月4日之前的最重要考量。 新冠病毒疫情不僅給投票方式帶來了巨大變化，也給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帶來了諸多不便。特朗普取消了部分原定於在佛羅里達舉辦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而拜登則決定不參加在密爾沃基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而是在家裡通過網絡接受民主黨總統提名。雖然現代傳播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讓候選人可以隨時、便捷、精準地向選民發送各種信息或者與選民在線交流，然而面對面的競選活動仍然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組織和動員選民投票。相比其他方式，面對面組織和動員選民更加有效，尤其是競選志願者挨家挨戶敲門介紹候選人並鼓動選民投票支持。此外，現場競選活動，尤其是大規模集會，不僅給候選人造勢，也給支持者打氣，現場的熱烈氣氛通過媒體傳播可以動員更多的支持者。這就是為什麼兩黨的黨代會近萬人參加並且持續幾天，其關鍵作用就是提升候選人的人氣並動員廣大選民。 除了微觀層面的投票行為和競選活動，新冠疫情也可能影響宏觀層面的選舉結果，這主要原因是疫情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各州政府從3月底開始相繼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病毒擴散，包括頒布居家令、實施社交距離、關閉學校和公共場所、部分停工停產等。這些防疫措施讓美國經濟遭受重創。從3月中旬到7月中旬，共有5200萬美國人申請失業保險，其中4月份的失業率達到14.7％，創下了1929年大蕭條以來的最高點。2020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大降幅（相比之下2019年第四季度增長了2.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6月份對202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預測分別為－8.0％和－6.1％。蓋洛普民調數據顯示，儘管當前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領導力（21％）、新冠病毒（20％）、種族關係（19％），但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民眾對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失業率、工資水平、生活成本等）的關注度穩步增加，已經從1月份的10％上升到6月份的19％。 宏觀經濟走勢是影響大選結果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選舉年宏觀經濟表現越好，在任總統所屬政黨的候選人獲勝幾率越大，反之則失敗幾率越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老布什競選連任，儘管當時美國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大獲全勝，但國內經濟低迷導致他最終輸給了比爾·克林頓。有兩位美國政治學者構建了一個預測模型，這個模型只有兩個變量，即選舉年第一、二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速和在任總統在7月份蓋洛普民調中的支持率，該模型準確預測了1948年以來的18次總統大選中的15次大選結果。按照這個模型，假定特朗普7月的平均支持率是40％，且假定2020年前兩個季度GNP平均增長率為0.4％，那麼他的普選得票率也只有0.468。即使考慮到共和黨在選舉人團的天然優勢，這個比例也不足以讓他連任。不過，任何統計模型都有誤差，並且該模型排除了一些其他重要因素，尤其是新冠疫情對個體投票行為的影響，因此其預測結果只能作為參考。 2、百年未有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 如果在美國學者、記者或分析人士中進行一個調查，讓他們用一個詞描述當前美國社會，這個詞多半就是“分裂”（divided）;如果用一個詞描述當今美國政治，這個詞多半就是“極化”（polarized）。“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並非特朗普政府一手造成的，只不過特朗普四年任期火上澆油，讓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達到了百年未有的程度。 貧富懸殊是導致社會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當前美國正處於百年未有的貧富懸殊。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研究顯示，占美國人口1％的富人在1810年占全國總收入的26％左右，並在1910年達到了歷史最高點（約45％），此後明顯下降，但在2010年仍高居35％左右。美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的富人占2018年全國總收入的52％，而60％的中下層美國人僅占全國總收入的25.5％。美國2018年的基尼係數（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為0.49，與1910年的0.51幾乎持平，並且有繼續上升的趨勢，這表明美國的貧富懸殊再次進入了危險區。民調數據表明，大多數美國人也意識到了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並表示深切擔憂。在2015年的一次調查中，61％的受訪者認為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65％的受訪者支持立刻採取措施應對貧富懸殊。2011年暴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是普通美國人對長期以來的貧富懸殊極端不滿的表現。 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身份政治。無論是1960年代興起的民權運動、多元文化主義、女權主義、平權運動、政治正確、性取向平等，還是2013興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可以說都屬於身份政治。在美國的主流話語中，身份政治是指少數群體——基於種族、族群、宗教、性取向等因素——為爭取自我尊嚴及被主流群體公平對待而發起的抗爭。5月25日，明尼蘇達州安納波利斯的一名黑人遭白人警察濫用暴力死亡，由此引發了席捲全美並持續至今的反種族歧視大規模騷亂，這就是非洲裔身份政治的表現。然而，此次抗議引發了一場在全美範圍內拆除涉嫌種族主義的歷史人物雕像運動，在一些極端抗議人士的壓力下，前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的雕像也被迫從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門口移走，而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也被迫將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名字從學院名稱中移除。 這種對美國歷史的清算必然導致美國社會更加分裂。歐洲裔白人也同樣有身份政治的訴求，緊隨“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後出現了“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運動。在他們看來，以民主黨為大本營的自由派多年來過於關注少數族裔的權益，而忽略了白人群體的權益，如針對少數族裔的平權運動是對白人的逆向歧視，政治正確限制了白人在種族問題上的言論自由，多元文化主義讓“盎格魯—新教”文化和價值觀日漸式微。白人的身份政治不僅加強了白人的內部團結，並且導致白人選民的種族憎恨顯著增加。而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獲勝，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反移民立場吸引了大批焦慮的白人選民。 在貧富懸殊和身份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美國社會正面臨百年未有的分裂，美國也因此被稱為美利堅分眾國（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社會分裂必然導致政治極化，或者說，社會分裂在政治上表現為極化。在美國兩黨制下，政治極化表現為兩黨黨內高度同質化，兩黨之間高度異質化，即黨內日趨團結，而兩黨日趨對立。國會兩黨的內部團結通常用兩個指標來測量，第一個是“黨派團結投票”（partyunity vote），即在某次記名投票時兩黨多數議員的立場相反，這個指標在眾議院尤為突出。在2017年所有記名投票中，兩黨多數議員立場相反的投票高達76％，創下了1956年以來的最高點。第二個指標是每個議員的“黨派團結指數”（partyunity score），即所有記名投票中單個議員的立場與其所屬政黨大多數議員立場相同的比例。眾議院兩黨議員的平均“黨派團結指數”在2014～2017年期間每年都超過了90％，2019年民主黨議員的“黨派團結指數”高達95％，這兩個數字都創下了1956年以來的最高點。參議院兩黨的“黨派團結指數”在2017年均超過90％，這是前所未有的，而共和黨的“團結指數”更是達到創紀錄的97％。 相較於黨內團結，兩黨之間的差距更難測量。有幾位學者基於記名投票計算出每位議員在每屆國會的意識形態分值，該分值一般在－1到1之間，分值越大則越保守，反之則越自由，並由此得出兩黨議員的意識形態平均值，而這兩個平均值的絕對差就是兩黨的意識形態差值。他們的數據顯示，19世紀末期眾議院兩黨意識形態差值接近0.84，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高峰，此後一直回落，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年內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約0.52），然而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又持續上升，並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超過歷史最高點，在2016年達到了創紀錄新高（約0.88）。參議院的情況與眾議院極其相似，也是在19世紀末達到第一個高峰後穩步下降，然後從1960年代末開始穩步上升，不過直到2018年才超過歷史最高值。 不僅僅是政治精英，普通選民也高度極化。兩黨支持者的相互好感度顯著降低。2019年9月的調查顯示，在有明確黨派認同的受訪者中，79％的民主黨人對共和黨人的感情溫度屬於“冰冷”，而共和黨人對民主黨人的相應比例為83％，與2016年12月份的調查結果相比，分別增加了23％和25％。該調查還顯示，77％的共和黨人和72％的民主黨人認為“兩黨不僅在政策上沒有共識，在基本事實上也沒有共識”。同時，普通選民的意識形態一致性顯著增強。1994年的調查顯示，在有關政治價值的10個問題上，49％的受訪者在一半問題上持保守觀點，在另一半問題上持自由派觀點然而到了2017年，這個比例已經銳減到32％。1994年的調查還顯示，中位共和黨人（medianＲepublican）比70％的民主黨人更保守，而中位民主黨人（medianDemocrat）比64％的共和黨人更自由，而2017年的調查中這兩個比例已經激增到97％和95％。這兩組數據有力地說明，絕大多數美國人的黨派認同和意識形態具有高度一致性，其必然後果就是民主黨成為自由派的大本營，而共和黨成為保守派的大本營。保守的民主黨人和自由的共和黨人已經成為遙遠的歷史。 百年未有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意味着，兩黨選民在一系列問題上存在巨大的“黨派鴻溝”。這一點從特朗普的支持率就可以窺豹一斑。從就任至今，特朗普的整體支持率基本上在40％左右小幅度波動，既沒有“蜜月期”（新任總統就職後支持率短暫升高），也沒有“噩夢期”（因醜聞導致支持率急劇下降），這也間接說明兩黨選民對他的感知（無論是負面還是正面）極其穩定。美國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還存在明顯的黨派分野。蓋洛普的數據顯示，在特朗普第二年任期內（從2018年1月到2019年1月），民主黨選民對他的支持率只有8％，而共和黨選民對他的支持率則高達87％，黨派差距為79％，創下了蓋洛普1945年以來總統支持率的黨派差距的記錄。蓋洛普2020年7月調查數據顯示，特朗普在共和黨人中的支持率高達91％，而在民主黨人中只有4％，黨派差距高達87％。 在美國經濟走勢和新冠疫情等可能影響投票決定的重要議題上，兩黨選民也存在不可逾越的黨派鴻溝。前文已經提到，新冠病毒疫情重創美國經濟，但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6月一次調查顯示，高達49％的共和黨人認為美國經濟狀況“優秀”或“良好”，而只有9％的民主黨如此認為。在疫情防控上，皮尤研究中心4月底一次調查顯示，82％的民主黨人認為新冠病毒是對美國人口的重大威脅，但只有43％的共和黨人持有相同觀點。此外，認為“針對新冠病毒的測試還不夠”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分別為82％和31％。兩家媒體機構在3月、5月和7月進行了三次調查，它們的調查結果顯示，認可特朗普政府的疫情應對措施的共和黨人分別為88％、90％、79％，而民主黨人的比例分別為25％、14％、4％。在7月的調查中，71％的共和黨人表示信任特朗普有關新冠病毒的言論，但只有6％的民主黨人持相同觀點。 巨大的黨派鴻溝意味着，兩黨都擁有堅定可靠的基本盤，各自的選民在投票時受短期因素影響而“叛變”的幾率越來越小。與此同時，由於兩黨在重要政策議題上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因此即使政治參與度不高的選民或者獨立選民，也能夠充分感知到兩黨的差異。換言之，政治極化意味着越來越多的選民必須在兩黨之間選邊站，結果是搖擺選民越來越少。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兩黨總統候選人的普選得票差異將非常小。希拉里在2016年大選中僅僅比特朗普多了280多萬張選票，是2000年大選（戈爾比小布什多了50多萬張）以來差異最小的。因此，兩黨候選人在2020年大選中的普選得票差距也可能在200萬左右。 在政治極化的背景下，選民往往通過黨派認同這個過濾器選擇性地感知和認知外部世界。具體來說，特朗普支持者往往只看到特朗普的優點和拜登的缺點，而拜登的支持者往往只看到拜登的優點和特朗普的缺點，而這些優點和缺點經常是想象的。強烈的黨派認同可能導致“反智主義”盛行，即對那些與自己的觀點或偏好（如支持特朗普）相悖的事實予以否認或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強烈的黨派認同還可能導致選民拒絕對其支持的候選人問責，這一點對尋求連任的總統尤其重要。 總之，在社會嚴重分裂和政治高度極化的背景下，兩黨基本盤在投票時將展示出高度的黨派忠誠，這就意味着決定大選結果的將是少數幾個搖擺州的極少數搖擺選民。 3、百年未有的國家認同危機 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最重要特質，其核心就是亨廷頓所說的“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當今美國的國家認同可以從種族、政治和全球三個維度來分析，各個維度的具體內容可以概括為白人至上、民主至上和美國至上。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美國國家認同在這三個維度上都受到嚴峻挑戰，美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國家認同危機。 由於最先定居北美的是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因此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白人至上的國家。白人至上首先體現在數量上，即白人占美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然而《1965年移民和國籍法》導致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急劇增加。據美國國家統計局2016年7月的數據，拉丁裔（其中大量為非法移民）已占美國總人口的17.8％，超過了非洲裔（13.4％），成為美國第一大少數族群。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拉丁裔在2060年將占美國總人口的29％，而歐洲裔白人將下降到43.6％，在美國200多年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最大的少數群體（minority－majority）。毫無疑問，隨着自身人口日益減少，白人的威脅感知也相應增加。 除了人口結構變化，前文提到的少數族裔的身份政治也是導致白人的威脅感知顯著增加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引爆白人認同危機的導火索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總統，而白人認同危機爆發的標誌則是“茶黨運動”。表面上，茶黨高舉保守主義的大旗，要求縮減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干預。實際上，他們的矛頭直指奧巴馬，因為奧巴馬威脅到了他們眼中“真正的美國人”:白人、說英語、出生在美國、信仰基督教。在他們看來，奧巴馬只滿足說英語這一個條件。另有大量研究表明，奧巴馬的當選讓“種族憎恨”成為影響白人在一系列問題上的觀點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對奧巴馬本人的認知、對其政績的評價、在醫改問題上的政策傾向、國會選舉中的投票傾向等。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總統不但沒有讓美國迎來“後種族”時代，反而讓美國進入了“最種族”（mostracial）的時代。可以說，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反奧巴馬和反移民的立場正好回應了白人的身份焦慮，從而贏得了大多數白人的選票並順利入主白宮。 美國國家認同的政治維度是民主至上。美國是當今世界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從第一批殖民者抵達北美大陸開始，民主就成了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傳統，並在《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和《美利堅合眾國憲法》這三個歷史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闡釋。可以說，民主是美國的政治基因，是美國人虔誠信仰的“世俗宗教”。不僅如此，美國的政治精英還堅信民主具有“普世性”，因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美國一直在全球範圍內不遺餘力地推廣民主，而蘇聯的解體迎來了所謂“歷史的終結”。 但各種跡象表明，美國人引以為豪的美國民主正在經歷顯著衰敗。首先，民意調查數據顯示，普通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度、他們的政治效能感以及他們感知到的政府回應性，都處於或接近歷史最低水平。其次，美國人對民主的自豪感顯著降低。2017年2月中旬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13％的受訪者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感到“極其驕傲”。在2017年10月初的一項調查中，16％的美國人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感到“非常驕傲”，而這個比例在1996年是27％。第三，儘管民主的核心是普通美國人通過手中的選票當家作主，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普通美國人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富人的政策偏好對公共政策有着顯著影響。第四，民主不僅僅是政治自由，還包括社會平等，尤其是社會財富分配的平等，而前文已經提到，當今美國正面臨百年未有的貧富懸殊。總之，美國民主正在經歷19世紀末以來最嚴重的衰敗，也因此被稱為新的“鍍金時代”。 美國國家認同的最後一個維度是全球霸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標誌美國全球霸權的開始。美國發起並主導的聯合國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構成了戰後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石。與前蘇聯在冷戰期間的對峙讓美國成為所謂“自由世界”無可爭議的領袖。隨着冷戰結束，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並且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扮演着領袖角色。無論是約瑟夫·奈1990年出版的《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化》，還是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所著的《永不道歉：美國的偉大》，抑或是特朗普2016年的競選口號“讓美國重新偉大”，都反映了美國的全球霸權情結。可以說，不是世界第一的美國就不成其為美國；全球霸權已經成為美國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最重要特質之一。 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實力正在經歷相對衰落。以經濟領域為例，各種預測顯示，到2030年左右，中國的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還有預測數據表明，到2050年經濟總量排名前五位的國家將分別是中國、美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並且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兩倍。在軍事領域，中國的軍費開支只有美國的1/3左右，但是兩國之間的差距已經明顯縮小。此外，民調數據則顯示，隨着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迅速發展，美國人對美國全球霸權的信心正在減少。皮尤和蓋洛普的數據顯示，2002年有3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應該管好自己的事情，讓其他國家獨立處理自己的事情”，這個比例此後直線上升，在2013年到達了創紀錄的52％。2003年有67％的美國人對美國的國際地位感到滿意，而2017年只有32％的人感到滿意。雖然美國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但是就普通美國人的感知來說，美國的全球霸權正面臨嚴峻挑戰。 美國國家認同的三個維度同時面臨危機，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最重要的是，在很多美國官員、分析人士和學者眼中，迅速崛起的中國同時在這三個維度對美國構成了威脅，因此他們把中國視為美國的最大威脅。中美在種族層面存在根本性差異，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前主任斯金納甚至將中美衝突界定為“文明的衝突”和“人種的競爭”。中美的社會制度也存在着根本區別，而且就在中國取得了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功的同時，美國卻經歷了明顯衰敗，兩者之間的強烈反差勢必加劇一些美國政治精英的危機感。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事務中更加積極有為，但在一些美國政治精英眼中，積極有為的措施卻是挑戰和削弱美國全球霸權的“證據”。充分表明了這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高度威脅感知。 可以說，四年前特朗普之所以當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競選策略回應了美國的國家認同危機：反移民是維護白人至上，反建制是讓美國民主重新煥發活力，“讓美國重新偉大”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只不過四年前特朗普團隊還沒有就中國是否為美國國家認同的最大威脅達成共識。然而從貿易戰開始，特朗普團隊逐漸形成共識，宣稱中國對美國構成了“全社會威脅”，而美國必須採取“全社會”和“全政府”的方式進行應對所謂“中國威脅”。 從2020年初開始，尋求連任的特朗普似乎就已經下定決心把“中國牌”作為其獲得連任的重要籌碼。疫情暴發後，他先是就病毒名稱展開“口水戰”，然後不停指責在疫情信息上的不透明。他在5月底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限制部分中國赴美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簽證，給人文交流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在港台問題上多次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進入7月份以來，特朗普政府變本加厲，先是單方面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館，然後是在8月初簽署行政命令，對微信和抖音背後的中國高科技公司進行打壓。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雷、司法部部長巴爾及國務卿蓬佩奧先後發表了針對中國的專題講話，儼然是為在美國國內發起一場輿論攻勢。 總之，在美國國家認同危機的大背景下，尋求連任的特朗普似乎認為渲染中國威脅論是最好的競選主題之一。這意味着已經處於1972年以來最低點的中美關係極有可能繼續“自由落體”。不過回顧美國總統選舉歷史，即使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外交政策對選民投票決定的影響也非常有限。然而即使他輸掉2020選舉這場戰爭，也會贏得把中國妖魔化為美國最大威脅這場戰役，從而讓中美關係在短期內不可能回到從前。 結語 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是在美國政治百年大變局的背景下展開的。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疫情、百年未有的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及百年未有的美國國家認同危機勢必給本次選舉帶來不同層面和不同程度的影響。 新冠疫情對本次選舉的影響最為直接和明顯。郵寄投票雖可能導致各種舞弊行為，但只要預防措施得當，總體來說是非常安全的。然而，特朗普多次宣稱郵寄投票將導致大規模選舉舞弊，並以此為由拒絕給美國郵政總局增加專項撥款以處理郵寄選票。這就意味着無論誰在11月份的選舉中獲勝，輸者（尤其是特朗普）都可能以選舉中存在舞弊行為而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並提起法律訴訟。如果如此，2020年的選舉就可能重蹈2000年選舉的覆轍，選舉結果遲遲不能公布，最後可能需要通過司法程序決定，從而嚴重削弱選舉結果及當選總統的合法性。 在社會嚴重分裂和政治高度極化的背景下，兩黨的基本盤極有可能展示出超乎尋常的黨派忠誠從而使得少數關鍵州的少數選民決定本次總統選舉結果。更重要的是，如果任何一方拒絕接受選舉結果，或通過司法程序挑戰選舉結果，那麼雙方支持者極有可能因此陷入政治對抗，進而引發大規模抗議甚至暴亂，美國由此陷入政治動盪。事實上，早在2007年就有學者指出，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已經讓美國處於第二次內戰的邊緣。 最後，中國崛起被認為對美國國家認同構成了全方位的嚴峻威脅，這意味着中美關係將成為這次大選的主要議題之一。由於新冠疫情應對不力以及宏觀經濟嚴重衰退，渲染“中國威脅論”對尋求連任的特朗普政府尤其具有吸引力。有鑑於此，中美關係極有可能繼續惡化，並且無論誰當選也不可能短期內完全逆轉當前趨勢。美國政治的百年大變局讓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這個時代的主題將不再是合作共贏，而是戰略對抗。 注釋（略） 近期圖文： 清華北大真應該為了什麼而捶胸頓足 中國公共空間退化與優秀學者閉嘴的惡性循環 在熱狂的日子裡須要保持鎮靜 若國不知有民，則民不知有國 中國革命留下了一項心理遺產 多讀讀金庸，能對當下社會人心看得更透 “血酬史觀”比“唯物史觀”更有說服力 蘇聯坍塌之後，回想牆上那一道道裂縫 一葉而知秋：讀《世界總有兩種面孔》有感 一位企業家深入淺出介紹中國經濟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