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百姓助阵英军很困惑，身边翻译的解答很有水平：“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当国家只是统治者私产时，要求民众爱国是可笑且无耻的。当年群众对夏桀说：“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偕亡？不值得！
老高按：接着说川普蓬佩奥试图将“中共”和“中国”区别开来。
我估计，这主要是蓬佩奥的主意，川普抖机灵的劲儿在这方面其实并没有显示出来，他多次称“中国病毒”而不说“中共病毒”、对在美国出生的华裔CBS记者的提问感到不爽就顶回去：“别问我，去问中国”而不说“去问中共”……足见他当时脑子里还没有“国（中国）共（中共）分离”这根弦。
不管怎么说，“国共分离”这一招，虽然尚未真正见效，我们却看到中共从高官到发言人都做出了强烈反应，习总书记更是提出五个“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其中两个正是专门反击“国共分离”的，第一个：“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和第三个：“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中国人民答不答应，谁能得知？民众表达真实心声的渠道被封被堵，是由中共党魁出面，迫不及待地代为宣布“绝不答应”，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讽刺！看来，不论川普蓬佩奥是否有挑拨离间的“别有用心”，“国共分离”无疑打中了中共的痛处、中共的软肋——不，毋宁说，正是中共的罩門、七寸、阿喀琉斯之踵：“国共分离”这一招之所以厉害，之所以让中共一听即跳，因为它说出了事实，中共最恐慌的，就是老百姓在美国佬诱导之下，认清这个事实。
两篇二大爷的文章讲述的故事，给我们不少启示，不妨一读。
大清挨揍，百姓都干嘛去了？
二大爷，脸书
1841年1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半年之后，英军开始大举进攻林则徐销烟之地——珠江咽喉，虎门。尽管清军严密布防，依然一败涂地。
前后4次战斗，英军仅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击毙清军1300余人，俘虏1200人，清军主将关天培阵亡，另一名将领祥福被逃跑的自己人踩踏致死……这场在我们教科书中极为悲壮的战斗在洋人的记载中充满了搞笑的段子。
“……当英舰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炮台时，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平静地观看自己朝廷军队与英军的战事，好像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1]
“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1]
当时《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在英军军舰费勒吉敦号上观战，他写道：“……百姓到岸边，注视飞过他们头顶的炮弹……向正在炮击省城的水手售卖水果蔬菜，谁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2]
库克还是太年轻，不懂得大清自有国情在。
这种搞笑的场景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多次。比如在1842年7月同样惨烈的“镇江之战”中，清军水师和英军在长江激战时，岸边大批百姓冒着枪林弹雨聚集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并不悲伤反倒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鼓掌声、尖利的长啸声。
当英军登陆后，正为食物和淡水发愁时，镇江百姓争相将蔬菜、牲畜、粮食和淡水卖给英军。[3]
被渲染为民族英雄，在镇江战役中阵亡的满清将领海龄，一贯瞧不起汉人，在战斗进行中，都不忘记抓“汉奸”，随意处决他认为会叛变的汉人。镇江人写的《出围城记》记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当时被海龄以“锄奸”名义残杀的百姓甚至上万！城中百姓都希望英军早日破城。连他的主子道光皇帝接到奏报都看不下去，说“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4]
百姓对于满清的恐惧远远胜于英军。所以至死百姓都为英军叫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都以为“三元里抗英”那些民众是中国人的形象，但其实这才是。即便是三元里的故事，也不是因为保卫满清，真实的起因是因为当地百姓听到英军强奸女性的传闻后之后，才义愤填膺，投入战斗的。
即便如此，广东本地人“援英”的远远多过了“抗英”的。同样是三元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前后就有1200余人投靠英军，主要做向导、马夫、苦力等后勤保障，也有个别直接为英军冲锋陷阵者。连英军都认为这些广东人吃苦耐劳，“如果给予适当的训练和引导，绝对会是优秀的士兵。”[4]
在虎门战役中，林则徐就上奏，有很多老百姓为英军当带路党，“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使得英军轻而易举绕过复杂的珠江水道。不仅仅是在广东，其他地方的带路党也是此起彼伏。在宁波，“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在定海，英军在带路党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突袭；镇江战役中，英军“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5]
对于这种民心的反转，满清也是一脸懵逼，震惊不已。主政广东的琦善1841年2月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了带路党，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从不反思自己的施政有没有问题，只会视民如寇——谁才是寇？这很难说。
即便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京津地区，王化之地，带路党也是蔚为壮观。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当联军劫掠完毕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洋人正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联军走后，周边百姓一哄而上，把皇家园林剩余的东西哄抢个精光。[6]
著名诗人龚自珍的儿子龚橙精通英文但穷困潦倒，当时曾在英法联军中任翻译混口饭吃。因为给洋人干活被骂为“汉奸”。晚清小说《孽海花》借助他的口（实为杜撰），对此回应：“我们本来是良民，上进之路被你们堵死，还被尔等贪官盘剥压榨，衣食都不全，你看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带路党到了八国联军之役（1900年）的时候，就更为壮观了。联军在天津登陆后，百姓发现这些洋鬼子并没有烧杀掠夺，反而还比清兵规矩。于是，当地老百姓受联军雇佣，用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士绅们甚至组织大量粮草劳军。据英军总司令格兰特的日记记载，有天津百姓甚至为了降暑，给联军送来窖藏的大冰块，一位天津粮商还把自家的豪宅腾出来给联军作为指挥部……
在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是天津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向北京运送物资。清兵一哄而散后，民众竞相扶梯帮助联军翻越北京城墙，堪称奇景。英军在带路党的引导下，直接抄近道从沙窝门的下水道进城，百姓并不畏避，皆在侧围观……
英国人在多次的战争中也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的“特殊国情”，敏锐的意识到中国民众“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7]
所以英国人在战斗中，往往是一边狠揍大清，一边张贴布告安民。比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攻占广州的时候，英军就发布告安民，说作战对象是清政府而不是普通民众，还号召广州人想一想谁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8]
1860年10月16日，决定焚毁圆明园的英军统帅额尔金在北京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中文通告：“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九月初五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惩罚之也。”[9]
大白话很容易理解，我们烧圆明园是惩罚满清政府，跟老百姓无关，大家该干嘛干嘛。
区分政府和人民这一招，如今看来已经被美帝的某些爱洗碗的胖子学到了。
人民群众觉悟不高，深受皇恩的官员又怎样呢？答案是比百姓还糟糕。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留下的北京官员给联军司令部送了两面大锦旗：“万国咸喜”和“祝效华封”。“万国咸喜”比较好理解，就是喜大普奔、皆大欢喜，“祝效华封”语出《庄子·天地》，是人民为尧帝祝寿的话，意思是祝你多福多贵多子孙。
自家的国都被人占领了，作为官方代表居然表示大家都很开心，祝福敌军万寿无疆……这个操作也算是空前绝后了，老百姓带路党的那点事，与之相比简直太清纯了。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曾经对百姓助阵英军很困惑，问身边的翻译何至于此？翻译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当国家只是统治者的私产，民众不过是统治者的奴隶的时候，要求民众爱国是可笑且无耻的。民众可能大部分时候出于阶层的限制，显得无力而又愚昧，但是当可以选择的时候，并不愚笨。苟且偷生都是一种奢望，也就不可能会有舍生取义。特别是有人帮他们出拳解恨的时候，倒戈也就在情理之中。
当年群众对夏桀说：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依我看，还是不要偕亡，因为不值得。爱新觉罗家的大清亡也就亡了，不值得可惜，但人民还得继续生活。搬出小马扎，坐在岸边隔岸观火，也是大快人心的事啊。
2020/7/27
史料索引：
1.《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译本），（美）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
2.《中国与下孟加拉，1857—1858年》，（英）George Wingrove Cooke
3.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0年版
5.《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杨家骆主编，鼎文书局就，1973年版
6.汪康年：《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
7.《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9.《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为什么越无知越自信，越喜欢阴谋论？
二大爷，脸书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达克效应”，说的是由于认知偏差，越愚蠢的人，越难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越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从而对其所掌握的错误结论产生过度自信的错觉。
提出这个理论的康奈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是从一个真实的案例研究中得到启发的。1995年4月19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名单枪匹马的劫匪连续抢劫了两家银行后逃之夭夭。警察调取银行的监控录像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劫匪居然没有做任何的伪装，而是以真面目大摇大摆作案。警察很快就通过举报找到了劫匪——迈克阿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他十分吃惊地说：
“我在脸上明明抹了柠檬汁呀！”
原来这家伙略懂一点化学知识，知道柠檬汁可以当做隐性墨水，只有在加热的情况下，才会显示出字迹。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柠檬汁抹在脸上也一样有隐形的效果，才大摇大摆地去抢银行……
毫无意外，惠勒被当年的《世界年鉴》评为“年度最愚蠢的罪犯”。他搞笑的事迹，也不是全无作用，成就了无数脱口秀的段子，还为心理学提供了“达克效应”。这个效应广泛存在——大卫•邓宁教授在针对自己的学生的研究中发现，水平越差的学生，如果在未知结果的情况下评估自己的成绩，往往都会严重高估。他门下成绩倒数的四个学生估计自己的成绩比其他三分之二的学生都好！
其实“达克效应”之前也有很多名言有过类似表述。比如达尔文的名言“无知比知识更容易招致自信”，莎士比亚的名言“愚人自以慧，智者自以愚”，哲学家罗素也说过“这个世界最荒唐的地方，就是蠢货和疯子都自信满满，而智者经常自我怀疑”等。咱们中国人的表述就是一个词：井底之蛙。
简洁的归纳就是：越无知、越自信。
现代中国人中这种情况简直随处可见，只要你一讲有别于教科书的常识，马上就会有这样的声音：“历史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国家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五千年历史的国家不需要两百年历史的国家指指点点……”
感觉就是虽然他连火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还是八国联军都不确定，但是他早就已经掌握了世界运行的终极密码。他不需要了解真相、逻辑、科学甚至常识，但他就是什么都很肯定。这种源自愚蠢和无知的自信，我们亲切的称之为“迷之自信”，更多谐音为“蜜汁自信”。
2019年7月我去甘南旅行，和4个来自上海交大的硕士研究生拼车同行。路上谈到中美关系重要性的时候，其中一位义愤填膺地批评我，我们为什么要跟美国做朋友，你看看韩国和日本，跟着美国混一点尊严都没有！我大为震惊，我问他：难道你觉得韩国和日本过得很差吗？
他很肯定的说：难道不是吗？！
我一个只受过本科教育的人，面对这些研究生，只剩下哑然失笑。因为我已经明白，在他已经形成闭环的认知里面，显然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可能接受了。即便有一天他领着粮票、啃着馍馍，也会觉得自己比韩国人、日本人高一等。
大部分的青蛙就是这样，非常肯定坐井观天所得来的一切，即便你把它拉出了井口，他都还是要“驮”井前行。这种无知造成的认知上的“闭环”，不仅阻碍了青蛙们接受新知识的可能，还有可能把他们推向阴谋论的深渊。
不信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素质越低越喜欢转“震惊体”“好文体”“内幕体”。
因为凭借自身的知识储备和逻辑推断根本无法解释世界存在的冲突，而阴谋论恰好能用简单粗暴的因果律迅速的给予他们答案，契合他们不需要思考就能看清世界的“蜜汁自信”。
比如石油阴谋论。相信“美帝多次战争都是为了石油”的大有人在，因为这个解释对于信奉“无利不起早”的国人来说非常好理解。而你要跟他解释地缘政治的成因，各国宗教文化的冲突，以及美国早已是世界能源第一大国，石油不仅自足还能出口……这就很难。你要是再跟她说伊拉克、阿富汗并没有成烂摊子，反而更好了的现状，那就更难。
再比如共济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世界之类的神话。一点点的帮会神秘传统、一丝丝的金融家族历史，就足以让在这些领域一无所知的小白们误以为茅塞顿开，产生终于明白了黑幕背后的密码的感觉。而你要跟他解释美国复杂的政治体制、选举传统、立国价值观，甚至美联储极为复杂的金融设计……他听不懂，也没兴趣，因为这里面的常识和逻辑跟他所知的全是抵触的。
光绪时候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号称帝师，“恶西学如仇”，坚信洋人洋教不是好东西。他认为西方只有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个国家，什么西班牙、葡萄牙都不存在，因为——“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用大白话说，就是牙齿这玩意怎么可能是个国家呢？徐桐认为这一定是英国人法国人为了方便抢劫自壮声势，编出来的阴谋，骗我们的……
这个蠢货听说洋人很残暴，所以在八国联军入城的时候选择举家自杀。他拉着儿子徐承煜一起上吊，结果儿子趁他不注意，蹬了他的板凳，自己溜了……
蜜汁自信就是这么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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