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是達特茅斯學院政府學副教授，也是查塔姆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她是《專制2.0：中國的崛起如何重塑暴政》一書的作者。2025年12月12日，林德女士在《外交事務》雜誌以多極幻象為題，就目前世界秩序的介定發表評論。她認為，這個世界自1991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以來的30多年裡，一直是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現在又恢復為兩極世界，只不過中國取代了俄羅斯，是美中兩極而不是美蘇兩極吧了。至於許多人把當今世界稱為所謂的多極格局，僅是一種幻象而已。此文值得推薦一讀：

大國政治的博弈塑造着世界格局，並影響着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無論好壞。大國之間的戰爭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戰勝的大國也建立了國際秩序，其規範和規則影響着全球和平與繁榮。大國還會以各種方式干預他國政治，有時甚至是公開干預，有時甚至訴諸暴力。換句話說，大國至關重要。

極化——即大國的數量——同樣重要。想想過去三十年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格局吧。擺脫了大國對手的制約，華盛頓得以在全球部署兵力，並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塞爾維亞等多個國家發動軍事行動。然而，兩極格局的危險性卻截然不同。在兩極格局下，超級大國之間展開着無休止的競爭，通過扶植附庸國和扶植傀儡政權來構建各自的勢力範圍和緩衝地帶。與此同時，多極格局——即三個或更多大國並存的格局——被認為最容易爆發戰爭，因為聯盟關係脆弱，且陣營的流動性使得力量平衡難以評估。

儘管大國的數量至關重要，但對於如何定義（以及如何計算）大國卻莫衷一是。人們對大國的構成要素——一個國家必須具備的實力或能力——也存在分歧。然而，各國之間的相對實力卻始終在不斷變化。冷戰期間，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曾誓言要讓蘇聯“埋葬”美國，許多人對此深感擔憂。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目睹日本經濟騰飛，憂心忡忡，擔心美國會被“旭日東升”超越。如今，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爭論的焦點在於，中國究竟會成為與美國匹敵的超級大國，還是已經開始衰落。與此同時，印度的崛起和俄羅斯的復興，促使許多人宣稱多極格局已經到來。由於權力雖然是國際政治的基石，但其概念本身卻難以捉摸，因此，關於權力平衡的觀點存在巨大分歧。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我開發了一種比較國家實力的方法——該方法利用現代和歷史數據中的通用指標（例如GDP或軍費開支）來確定大國地位的門檻。我的研究發現，爭論中國是否正在趕上美國是不得要領的。大國往往遠弱於全球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即領導者國家——卻依然捲入危險的安全競爭。此外，我的研究方法表明，如今的中國實力已超過冷戰時期的蘇聯。因此，現代中國不僅是大國，更是超級大國。

簡而言之，世界格局呈現兩極化。許多中等強國在其各自區域內都擁有影響力，但只有美國和中國超越了大國的門檻。這一發展趨勢解釋了美中關係日益緊張的原因，並預示着其他國家將越來越難以置身於這場競爭的漩渦之外。例如，兩極格局有助於解釋美國近期對拉丁美洲的關注，因為中國在拉丁美洲獲得了顯著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隨着中美關係競爭日趨激烈，華盛頓將無法容忍這種侵蝕——正如中國也可能拒絕接受美國在其“後院”的政治和軍事干預一樣。

大國，大衡量

我的方法論始於一份名單，這份名單是在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幫助下編制的，列出了自1820年以來不同歷史體系中的大國。儘管學者們經常就“權力”和“大國”的定義爭論不休，但這份名單反映了一種共識，並確立了關於權力平衡隨時間變化的“基本事實”。然後，我利用歷史數據評估了哪些指標能夠最準確地重現這份名單。每個國家的指標都以比率的形式進行評估——該國在該指標上的實力與分析時期領先國家的實力進行比較。例如，這些指標顯示，美國在19世紀初還不是大國；它在經濟和軍事指標上仍然落後於英國。然而，同樣的指標也表明，美國在19世紀後期是如何超越英國成為大國的。

該方法表明，兩個經濟指標能夠成功識別大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及一個將GDP與人均GDP相乘的綜合指標。此前有學者認為，第二個指標捕捉到了大國的兩個關鍵維度——國家的經濟規模及其財富水平。我的指標支持了這一論點，有效地將大國與其他國家區分開來。也就是說，小國在這兩個經濟指標上的得分較低，而大國得分較高，且大國和小國之間的指標存在顯著差距。然而，人均GDP被證明是一個糟糕的權力指標，無法將大國與小國區分開來。許多小國的人均GDP都很高。人均GDP也具有誤導性，因為它可能會掩蓋區域差異。例如，中國和印度既有數百萬高收入人群，也有收入非常低的地區。由於人均GDP取的是平均值，因此它掩蓋了這種差異，並可能錯誤地將一個國家診斷為中等國家，而不是一個擁有富裕、技術先進地區的國家——這些地區蘊藏着潛在的力量和潛在的地緣政治影響。

總的來說，這種方法為識別大國提供了一個可量化的閾值。我將“正常”大國定義為處於歷史大國分布中間50%的國家（從而排除最強和最弱的國家）。正常大國的GDP範圍是領先國家GDP的17%到45%之間，中位數為27%。因此，GDP超過領先國家GDP約27%的國家，其經濟實力比歷史上大多數大國都要強。一個國家是否可以被視為整體上的大國取決於它在其他指標上的表現，但這種方法可以揭示一個國家是否高於或低於基本的大國門檻。它還可以確定一個國家在哪些方面更強或更弱。這些評估有助於研究世界政治中的權力轉移，並為評估當前權力平衡的變化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方法——例如，中國是否正在衰落，或者印度是否正在崛起。

排名第二的蘇聯

基於這種分析方法，詢問中國能否在經濟上趕上或超越美國是一個錯誤的問題。從歷史上看，領先的大國與其他實力遠遜於自己的大國展開激烈競爭，而這些大國的GDP往往只有領先國GDP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換句話說，中國無需在經濟總量上與美國持平或超越美國，也能成為一個大國和競爭對手。蘇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冷戰期間，蘇聯被普遍認為是超級大國，也是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但蘇聯的GDP最多只有美國的40%。儘管存在如此巨大的經濟差距，蘇聯仍然對歐洲的地區霸權構成威脅。莫斯科開展複雜的全球情報行動，向世界各地的叛亂分子提供武器，鎮壓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並在世界各地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儘管經濟上落後於美國，但蘇聯在三十多年裡一直是美國國家安全政策關注的焦點。美國和蘇聯都建立了龐大的軍隊，展開核軍備競賽，並在多次危機中將世界推向核戰爭的邊緣。

如今，中國的經濟實力遠超蘇聯，有能力做到這一切，甚至更多。在綜合指標（GDP乘以人均GDP）方面，大國的正常範圍是領先國得分的8%到28%之間，中位數為15%。而中國目前的綜合得分高達36%，遠高於歷史上其他大國的平均水平。中國的得分也超過了蘇聯，蘇聯在1970年達到頂峰時也只有16%。中國的相對實力也可以通過GDP指標來體現：中國的GDP得分高達130%，遠高於27%的中位數。懷疑論者可能會質疑中國經濟數據的可靠性，但即使中國的實際GDP遠低於官方數據，中國在GDP方面超出正常範圍的幅度仍然如此之大，足以使其成為一個大國，並且遠高於蘇聯44%的得分。

中國在軍事支出方面是唯一遜於蘇聯的。蘇聯的軍事支出相當於美國的100%，而中國目前的軍事支出僅占美國的32%。然而，蘇聯為了維持如此高的軍事支出，不得不將經濟的很大一部分（高達GDP的14%）用於國防，這最終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相比之下，中國目前僅將GDP的約2%用於國防，這意味着它可以增加國防支出，同時仍將其保持在可控水平。簡而言之，我的衡量標準表明，中國無需追趕美國，因為它在經濟和軍事上都已經是一個大國競爭者——其力量遠遠超過美國上一個兩極競爭對手蘇聯。

兩大強國

批評人士可能會質疑北京是否真的能夠競爭，他們認為中國的增長正在放緩，經濟面臨諸多問題，而且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日益強硬的政策將損害未來的創新。這些觀察指出了中國經濟面臨的一些重要挑戰，但在某些方面卻有所偏頗。

首先，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是可預見的。快速增長的經濟體總會在達到中等收入階段時放緩，而那些能夠維持增長的經濟體通常會將增長率穩定在每年1%到2%左右。正如過去一些高增長經濟體（例如日本、韓國和台灣）所發生的那樣，增長放緩可能由多種因素造成，例如日益不利的人口結構、工資上漲以及多年大規模投資導致的金融危機。因此，中國的成功不在於它能否維持20世紀90年代那樣的高速增長率，而在於其經濟能否穩定在成熟且遠低於以往的增長水平。

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經濟確實面臨着重大挑戰，包括房地產行業困境、巨額債務以及學者們所稱的“內捲化”問題——企業在不斷縮小的利潤空間中展開過度競爭。沒有人能夠預測中國共產黨將如何有效地應對這些挑戰，但現在就斷言“中國已達巔峰”還為時過早。此前，一些懷疑論者認為，中國的政權會因各種弊病而垮台，或者其經濟增長會因此受挫——例如，公眾對壓制性的新冠疫情政策的反彈，或者應對環境破壞的成本。這些預測並未成真。最重要的是，假設競爭對手會崩潰，尤其是在競爭對手擁有像中國這樣適應性強、能力卓越的領導層的情況下，這種假設對制定政策而言是一個糟糕的指導。

爭論中國是否正在趕超美國是毫無意義的。

另一些懷疑論者認為，習近平的政策——加強對公民社會的控制、加強對私營部門的監管（例如2020年後對科技行業的打壓），以及推行其他各種“新威權主義”做法——正在削弱中國的創新能力。創新對於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力至關重要，大國必須在技術前沿領域展開競爭。如果習近平推行的政策阻礙創新，中國將難以跟上步伐。但北京的許多政策似乎正在發揮作用。對高技能人才以及研發的大量投資，造就了一支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政府對綠色能源、機器人和生物技術等關鍵領域的巨額投資，幫助中國企業進行創新並提高商業競爭力。習近平的新威權主義並沒有阻止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通信、超級計算以及其他技術領域取得成功。事實上，在許多領域，中國不僅與美國競爭，而且正在爭奪主導地位。

對兩極格局評估的批評者可能還會認為，世界實際上是多極的。畢竟，俄羅斯在2022年入侵了鄰國烏克蘭，其與中國的聯盟具有強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德國和日本在經濟、技術和外交方面都舉足輕重，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有影響力的中等強國，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事實上，1990年，中等強國的GDP約占全球GDP的15%，而2022年這一比例約為30%。在軍事方面，它們的實力也更強。1990年，中等強國的軍事支出約占全球軍事支出的7%，而2022年這一數字約為15%。

然而，中等強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不應與多極化混為一談，因為這些中等強國都沒有達到大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門檻。德國和日本較低的軍事動員水平使它們未能躋身大國行列。它們是否會兌現增加國防開支的承諾，並因此突破大國門檻，目前尚不確定。俄羅斯也低於這一門檻。如果俄羅斯是一個大國，它早就擊敗了烏克蘭，並像冷戰時期的蘇聯那樣威脅到西歐的地區霸權。如果印度繼續保持經濟增長並增加軍事開支，它有朝一日可能會達到大國地位，但目前它仍低於大國標準。目前只有中國和美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上都超過了大國門檻。

後院之爭

在兩極時代的早期，中國和美國在各個領域——貿易、金融、技術、全球治理和軍事力量——的競爭日益加劇。這種競爭的影響波及全球，印證了政治學家巴里·波森的論斷：在兩極格局下，“邊緣地帶消失了”。例如，美國正在擔憂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儘管美國在該地區擁有許多長期盟友，但北京正日益成為重要的經濟、技術和安全夥伴。

然而，兩極格局的首要原則是確保自身後院的安全。委內瑞拉的尼古拉斯·馬杜羅政府與中國建立了密切的經濟聯繫，而美國最近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行動，部分原因是為了警告加拉加斯和該地區其他國家政府，與北京走得太近會有什麼後果。今年早些時候，川普政府也曾向巴拿馬發出警告，如果繼續允許中國企業控制巴拿馬運河的戰略基礎設施，美國將採取軍事行動。拉丁美洲在冷戰期間就感受到了兩極格局的衝擊，而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新興的超級大國競爭中，它又開始再次感受到這種衝擊。

在東亞，中國可能會採取行動，推行其自身的“門羅主義”。北京將繼續對鄰國採取漸進式策略和經濟脅迫手段，迫使它們與華盛頓脫鈎或保持距離。未來幾年，北京在政治和軍事上試圖將美國逐出該地區的程度，很可能將決定美中戰略競爭的主要領域。“不要讓我們選邊站”一直是許多東亞國家（包括一些美國的條約盟友）的口號。但在兩極格局下，身處超級大國後院的小國沒有選擇的餘地。各國將被迫做出選擇，而且必須根據其鄰國的立場做出正確的選擇，否則將承擔後果。兩極格局的回歸意味着我們必須懷着遺憾和忐忑的心情，重新認識超級大國競爭的本質、強度和全球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