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6年3月22日，《華盛頓時報》專欄作家唐·費德（Don Feder）在該報發表評論：針對“白人至上主義”的戰爭，是共產黨的經典行徑。好文，勸君一讀:

針對“白人至上主義”的戰爭，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舊瓶裝新酒。

鑑於許多對此口誅筆伐最烈的人自己就是白人，這場戰爭同時也折射出一種自我憎恨的情結。

無論是政客、官僚、學者還是作家，如今的左派人士只要一開口，幾乎無一例外都要把某些問題歸咎於“白人至上主義”。本月初，當恐怖分子向格雷西官邸（Gracie Mansion）門外的抗議人群投擲爆炸裝置時，紐約市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的最初反應並非去譴責那些恐怖分子——據他們自己供認，他們企圖製造另一起“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而是去譴責那些抗議伊斯蘭教在該市影響力日益擴大的示威者。（馬姆達尼先生將那場示威活動斥為“一場根植於白人至上主義的卑劣抗議”。）

等等，我一直以為伊斯蘭教是一種宗教信仰，而非一種種族身份。

即便這位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市長，與西婭·韋弗（Cea Weaver）相比，也顯得溫和了許多。韋弗女士擔任着“市租戶保護辦公室”的主管——光聽這機構名稱，就讓人覺得像是“富裕白人女性城市自由派”（AWFUL）與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的某種怪誕結合體。

韋弗女士指控稱，“私有財產是白人至上主義的武器”，而美國則是“通過種族滅絕、奴隸制度、掠奪土地和剝削勞動力，為白人積累了財富”。

我倒很想知道，她的母親究竟是剝削了誰，才得以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置辦下那處價值160萬美元的豪宅。

前CNN主持人唐·雷蒙（Don Lemon）——一位披着記者外衣的煽動者——曾為自己參與圍攻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某座教堂的暴行進行辯護。那座教堂的牧師此前被懷疑與美國國土安全部有牽連；而雷蒙的辯解理由則是：那座教堂正是（不出所料，又是那個老調重彈的理由）“白人至上主義”的溫床。

在明尼蘇達州這片素有“萬湖之地”（Land of 10,000 Loons，亦可譯作“萬個瘋子之地”）之稱的土地上，直到不久之前，該州的“管理與預算部”仍在使用一份長達32頁的培訓手冊，題為《白人至上主義文化——依然存在》。該手冊的作者特瑪·奧昆（Tema Okun）是一位自詡的“反種族主義教育家兼社會活動家”——她正是前文提及的那類典型的“富裕白人女性城市自由派”（AWFUL）人士。

這位作者宣稱，白人至上主義“是一項旨在實施心理規訓並營造一種‘有毒歸屬感’的工程”。它無孔不入地滲透在“這片土地、這方水域、這片蒼穹，乃至我們所呼吸的每一縷空氣之中”。

奧昆還補充道：“我們正身處這樣一個時代：美國的共和黨人正公然且大膽地宣揚一種以‘白人至上’和‘專制獨裁’為核心的政治議程。”——不知她所指的這種“議程”，是否也包括減稅和放鬆監管改革呢？奧昆女士的言論聽起來活脫脫像是一位安·蘭德小說中的反派角色；她解釋道，白人至上主義包含“對完美的追求，將客觀與理性置於情感之上的價值觀，以及一種認為進步應以‘規模更大、擁有更多’來衡量的信念。”

她理想中的社會，是由擁擠不堪的貧民大眾和排着長隊的領糧隊伍所構成的。換句話說，她想把我們變成古巴那樣的國家。

紐約州州長凱西·霍楚爾（Kathy Hochul）是另一位致力於打擊“白人至上主義”的白人女性。霍楚爾女士剛剛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向該州的虐待兒童舉報熱線提供匿名舉報。這位州長認為，此類舉報是在煽動種族主義——或者，也許在她看來，把自己的孩子打得遍體鱗傷，在某些文化中竟是一種值得珍視的習俗。

“天主教宗教與公民權利聯盟”（Catholic League for Religious and Civil Rights）的比爾·多諾霍（Bill Donohue）對此抱怨道：“對霍楚爾而言，黑人兒童因遭受虐待或忽視而死亡的幾率是白人兒童的三倍，這一點根本無關緊要。同樣無關緊要的是，數據顯示匿名舉報其實非常可靠，且有助於挽救更多的兒童。”

為了對抗“白人至上主義”，黑人兒童竟不得不承受苦難。

當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壽終正寢之後，對西方文明的仇恨便取而代之，登上了歷史舞台。

“國家學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謝爾·霍洛維茨（Shale Horowitz）撰文指出：“試想一下，如今已成為西方人自我憎恨之核心的究竟是什麼——正是那些據稱由‘白人’針對其他種族或族裔群體所犯下的罪惡。其核心論點在於：白人及西方世界應對所有的——或至少是絕大多數的——罪惡承擔責任；且這些罪惡之深重，足以掩蓋任何所謂的‘善舉’——而這些善舉本可能讓人對‘白人與西方傳統是否理應成為被憎恨的對象’這一命題產生質疑。”

這些所謂的“善舉”包括：促使奴隸制最終被淘汰的工業革命，以及作為代議制政府典範的《美國憲法》。

這一切顯得何其“方便”：如果少數族裔群體的輟學率偏高、組建家庭的比例偏低、貧困現象更為普遍、犯罪率居高不下、且房屋自有率相對較低，那麼——把這一切統統歸咎於“白人至上主義”便是了。

然而，這種論調卻無法解釋這樣一個事實：為何有如此眾多的非白人人士取得了成功，而那些所謂的“享有特權”的白人卻反而淪為了失敗者。

“白人至上主義”這一概念，已然具備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要素。在這套敘事體系中，白人取代了資本家的位置，搖身一變成為“剝削者”；而少數族裔群體則取代了無產階級，成為了被剝削的“無產者”。可以想見，一旦所謂的“革命”爆發，那些膚色較淺的白人恐怕將被關押進種族隔離式的“古拉格集中營”中，以此來為他們的“原罪”贖罪。

與此同時，那些靠販賣種族議題牟利的“種族掮客”們，則將通過撰寫書籍來揭露所謂的“白人至上主義”並以此消解自由派人士內心的“罪惡感”，從而賺得盆滿缽滿、腦滿腸肥。可以預見，這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遲早會有人將火災、洪水、地震乃至中東地區的戰亂，統統歸咎於“白人至上主義”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