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巴登 — 赫尔Lauren Barden-Hair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候选人，专攻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领域，尤擅研究中国对东南亚地区跨国企业的权力施加。昨天2026年5月3日，巴登 — 赫尔先生在《国会山报》就美国AI公司超微（Supermicro）的欺诈行为发表评论－－‘超微与“中国门”的幽灵：一场跨国骗局的演变’。请君一读：

3月1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沃利·廖Wally Liaw，这位Supermicro的联合创始人被指控参与非法向中国输送价值约25亿美元的受限AI服务器。尽管大多数报道都聚焦于其犯罪行为的大胆程度，但这起丑闻中一个更关键的方面却鲜少受到关注。

在司法部的新闻稿中，隐藏着关于该计划如何运作、以及为何能长期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关键细节。

报告证实，Liaw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位于东南亚、未被点名的公司，该公司处于整个行动的核心。这家匿名公司的高管与Supermicro的共谋者协作，下订单并提供虚假文件。一旦服务器到手，这些订单就被转运至中国，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出口管制体系始终未能察觉，使Supermicro团队得以进行越来越大胆的交易。

为什么这一走私行为没有更早被发现？有人可能认为该计划过于复杂——在资源本已紧张的出口管制体系下，几乎不可能被及时识破。但令人沮丧的现实是，这起Supermicro事件并非资源不足的失败，而是“制度记忆”的失败。

早在1998年，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调查了后来被称为“Chinagate”的事件——围绕1996年大选的竞选资金丑闻。调查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曾利用东南亚公司试图影响选举结果，并有充分证据表明，“利用企业和个人作为中介的做法，在中国情报和军事机构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调查的核心目标之一是Lippo Group，这是一家由Mochtar Riady及其儿子James Riady经营的印尼大型企业集团，被指控向美国政治输送外国资金。

Lippo集团是印尼公司，而非中国公司，但参议院报告认定，里亚迪家族“与中国某情报机构保持长期关系”。此外，在此前十年中，Lippo集团与中国国有银行以及China Resources建立了深度联系，而该公司被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为中国军方和情报行动的掩护机构。

在国会调查过程中，一个清晰的战略逐渐浮现：北京方面刻意培育位于其主权范围之外的商业巨头——尤其是那些在中国境内有商业布局、并与中国国有体系存在金融联系的企业。Lippo集团总部位于雅加达而非北京，这一点正是关键所在；其“境外身份”反而成为理想的掩护。

此次起诉中提到的那家匿名亚洲公司，与“Chinagate”中的模式极为相似。其身份尚未确认，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计算公司Megaspeed目前正因类似行为接受美国商务部调查。这与当年的模式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与Lippo集团类似，Megaspeed注册在中国之外，由新加坡公民持有，从公司结构上看似与北京无关。然而，有报道称该公司源自中国游戏企业7Road International，而该企业背后有与国家相关的投资者支持。参议员Tom Cotton甚至称Megaspeed为“中国政府的衍生公司”。该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东南亚最大的NVIDIA芯片买家，这不禁让人提出与当年里亚迪家族类似的问题：这家公司背后真正的控制者是谁？它服务的究竟是谁的利益？

在灾难发生后指出错误总是容易的，美国出口管制机构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值得支持与肯定。但在追责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从Supermicro事件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并牢记过去付出代价换来的经验。

通过司法部所提到的这家匿名公司，中国再次向我们展示，其“棋子”分布在国界之外，其金融触角具有真实而深远的影响力。

近30年前，人们就已经识别出这种“中国中介”的特征。如今的出口管制机构并不需要全新的筛查策略——他们只需要重新审视那些早已存在的“验尸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