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rose Advice 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克里斯蒂安·阿尔廷·冯·格伊索（Christiaan Alting von Geusau），日前（2026年4月6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西方的宗教盲区及其地缘政治后果”。他认为，西方世界日益严重的宗教素养缺失，正扭曲着各项政策决策——从地缘政治战略，到国内社会凝聚力，无不受到影响。深度好文，邀君一读:       

简而言之

• 西方政策往往忽视宗教作为关键政治驱动力的作用。

• 宗教素养的下降削弱了社会凝聚力。

• 对宗教动态的误读会导致地缘政治上的失策。

2026年2月28日，当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弹开始在中东上空呼啸而过时，德黑兰做出了回应——对该地区各地的目标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猛烈轰炸。除了以色列人之外，鲜有西方领导人能真正领会伊朗政权背后的一个关键动机。伊朗的毛拉们信奉一种属于什叶派政治伊斯兰范畴的“末世神学”，热切期盼着被称为“马赫迪”（Mahdi）的“第十二伊玛目”的归来。为了迎接这一归来，他们认为必须先打一场具有末日决战规模的最终之战，而美国（被他们称为“大撒旦”）在这场战争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如今，情况已变得十分明朗：伊朗新一代强硬派领导人正逐步掌控权力。福克斯新闻数字版（Fox News Digital）近期发表的一项题为《追逐末日：美国本土的激进什叶派教士宣扬与美国的预言式决战》的研究指出，近几十年来，美国境内某些由伊朗政权资助或与之有联系的什叶派清真寺及组织，一直在公开宣扬末世论解读。最近，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位这样的伊玛目（教长）公开祈祷道：“愿真主消灭所有的非信徒。”

另一份由“全球反犹主义与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Antisemitism and Policy）撰写的、经过详尽调研的分析报告详细阐述了（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如何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推行一场“全面且跨越代际的战略行动”，旨在“从内部改造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其手段正是该组织内部文件中所描述的“文明斗争”（即“吉哈德”/圣战）。

该报告接着解释道：“与传统的恐怖主义威胁不同，这种战略利用民主自由与制度来推进本质上反民主的目标，代表了一种针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度复杂的非暴力极端主义形式。”

作为战略盲点的宗教

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所未能理解的是，在他们自身所处的“世俗泡沫”之外，宗教与社会是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而在他们身处的那个泡沫之中，对有信仰的人群及其宗教传统表现出轻蔑或不解，往往已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带有偏见的态度给西方大国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直接影响着其国内决策及地缘政治决策。

身处政府、经济、媒体和教育领域的西方精英们，根本无力以一种见识广博且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宗教议题；正因如此，他们未能察觉这种状况正从根本上削弱着其民主社会的根基。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正大肆摒弃其数百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思想与传统根基，转而推崇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宗教（无论何种宗教）一概视为社会中毫无现实意义的力量。

身处政府、经济、媒体和教育领域的西方精英们，根本无力以一种见识广博且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宗教议题。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削弱了婚姻、家庭、礼拜场所、宗教学校以及受宗教启发的各类社团和公共节庆等社会制度与机构。这种激进的世俗主义形式，已逐渐导致国家及其机构——尽管它们自诩拥有某种根本不存在的“世界观中立”——对不同宗教传统给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视而不见，也无法针对具体情况妥善处理相关事务。其结果是，西方社会已然迷失了方向，无力针对这些有时极具爆炸性且极易引发分裂的议题制定出恰当的政策。如果你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又怎能真正看清他人的本质呢？

当下的西方民主国家及其公民社会，正缺乏那种源自数千年来希腊-罗马及犹太-基督教思想滋养的、对客观道德真理所怀有的那种内在而宁静的体悟。尽管《圣经》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即“上帝存在，我非上帝，但我乃照其形象所造”——未能完全杜绝那些难以言表的非正义行径、流血冲突与毁灭灾难；然而，正是这种关于人类尊严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西方社会最终从悬崖边缘勒马，认清自身的谬误，从中汲取教训，并继续前行，致力于构建一个稍显美好的世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正义、自由、科学、技术、繁荣以及其他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正是我们今日所享有的种种福祉的源泉。

事实数据

基督徒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宗教群体；但在2010年至2020年间（现有最新数据），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幅度几乎是基督徒的三倍。

归根结底，西方社会因其在“征服自然”方面所取得的表面成功而变得傲慢自大。因此，它将那些历经数个世纪构建其成功基石的、具有超越性且不可更改的“人类尊严”这一道德原则，视为过时的历史遗物，并认为可以将其彻底抛弃。他们大错特矣——如今的西方社会已然无法理解宗教与道德究竟是如何影响着个体、文化乃至特定地域的。

西方人——尤其是21世纪的西方统治阶层——在宗教素养方面已变得极度匮乏；以至于他们不仅缺乏必要的智识工具，往往甚至连最起码的意愿都已丧失，无法怀着一种探究式的兴趣，以一种既细致入微又诚实坦率的态度去审视并处理宗教与信仰的相关议题。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不同宗教体系在如何与其所处的社会进行互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各异方针。

因此，人们未能区分正常的宗教实践与出于政治目的对宗教的滥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世界的一些“绿色”团体（环保主义者）及极左翼群体和个人，——特别是在近期的公众抗议活动中——一直与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合作；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及其所追求的事业正被当作工具加以利用。欧美各地的一些“解放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便是极具说服力的例证，2026年3月15日在伦敦举行的亲伊朗“圣城日”（Al-Quds）集会亦是如此。这些抗议者是否意识到，大多数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者对于那些奉行以“彩虹旗”和“骄傲游行”为象征的生活方式的人，究竟主张施以何种惩罚？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我们同样能在政治话语中发现各种形式的宗教工具化现象。2009年，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的领导人在维也纳参加一场反对土耳其文化中心扩建的抗议活动时，手持巨大的十字架公开亮相。而在近期，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五角大楼发表公开祷告，呼吁对那些“不配获得怜悯之人”施以“压倒性的暴力打击”。这引发了一个疑问——且暂不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即对于一位自诩为基督徒的高级内阁成员而言，使用此类宗教语言及充满争议的神学解读是否妥当？教皇利奥十四世（Pope Leo XIV）似乎早已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他在“棕枝主日”（Palm Sunday）的布道中宣称：“这便是我们的上帝——和平之君耶稣；他摒弃战争，绝不容许任何人借其名义为战争辩护。”

根本性的差异

西方世界理应尊重并捍卫所有信仰群体及其成员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块基石，必须始终予以维护。然而，大多数政治领袖和公民社会领袖未能意识到：并非所有目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宗教及其信徒，都对源自西方传统的“宗教自由”概念抱有相同的理解——尽管他们往往在充分利用这种自由。

举例而言，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中，宗教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本质的区别。根据其神圣典籍与传统的定义，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及强制性规范体系；每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都有义务协助推行这套体系——无论身处何地，亦无论需采取何种必要手段。相比之下，基督教基于其圣经与传统，仅是邀请信徒在社会大众之中，依据其所倡导的原则自由地生活；它既不试图提出，也不试图强行确立某种特定的政治、法律或强制性道德秩序。

换言之，正是基于其对人类自由与繁荣的独特认知，基督教并不寻求将所谓的“启示性法律秩序”强加于社会之上；而伊斯兰教则明确致力于通过“沙里亚法”（Sharia law）来实现这一目标。

本笃十六世教皇（Pope Benedict XVI）在2011年向德国议会发表的演说中，曾就此指出：“与其他伟大的宗教不同，基督教从未向国家或社会提出过一套‘启示性法律’——即一套源自神圣启示的法律秩序。相反，它将‘自然法则’与‘理性’视为法律的真正源泉。”

纵观历史，确曾有误入歧途的基督徒，或自诩为基督徒的统治者，试图强行推行那种未能实现“政教分离”的治理模式。然而，与伊斯兰教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无法从基督教的圣经或权威传统中找到任何依据来为其此类行径辩护。如果我们希望与那些选择依据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规范生活的人群（其数量正迅速增长，且其中并非所有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虔诚穆斯林）和平共处，那么我们西方世界就必须深刻理解这一至关重要的差异。

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内在危险，并不在于它尊重并赋予所有宗教以平等的自由；而在于它固执地拒绝正视并坦诚应对那些业已存在、且因上述差异未获解决而必将日益严峻的现实挑战。

事实数据

若以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来看，穆斯林群体及无宗教信仰群体的人口比例正呈上升趋势，而基督徒群体的人口比例则呈下降趋势。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2015年提出的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Wir schaffen das”（“我们能行”）——所造成的深远后果，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默克尔政府接纳了近百万名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寻求庇护者；然而，德国自身正深陷身份认同危机，即便其主观上确有诚意，也根本无力妥善融合如此庞大且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移民群体。这一局面的演变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2026年3月30日，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着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阿的面表示，他希望在未来三年内，身处德国的叙利亚人中有80%能够重返故土。

更令人忧虑的是，那些对宗教缺乏基本认知的人未能意识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伊斯兰”正将国家机器武器化，使其反过来压迫本国公民；它利用宗教戒律来钳制宗教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从而从根本上侵蚀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我们还目睹了西方各国政府正持续致力于限制、甚至彻底禁止针对这一威胁展开公开辩论。

误判及其后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上述种种因素导致西方列强试图将民主、法治等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但终究徒劳无功。这些国家对于社会应如何组织与治理，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不仅源于历史与政治视角，更根植于深层的宗教信仰。西方在中东和阿富汗的干预行动以失败告终，便是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这充分暴露出西方对宗教缺乏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对于虔诚的穆斯林而言——尤其是那些信奉“政治伊斯兰”的人士——那种将宗教视为纯粹的私人事务、并将其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观念，是完全陌生的，甚至被视为一种异端邪说。若将此与西方那种空洞的范式——即主张宗教在公共领域中毫无立足之地——进行对照，便会发现：西方社会的领导者们大多对本国社会内部宗教与文化传统的细微之处及其深层意涵一无所知。显而易见，最终谁将占据上风，已是不言自明。

我们西方人所熟知的“民主多元主义”与“自由”等理念，恐怕很难成为这一最终结局的组成部分。自1979年以来，这一演变过程已在曾经奉行世俗主义的伊朗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然而，宗教原教旨主义并非西方所面临的最大威胁——真正的威胁在于“宗教盲目症”（religious illiteracy）。如今，正是我们重拾这种“宗教素养”之时。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正视并接纳“我们是谁”这一本质，并重新去认知我们的历史——包括其中所有的跌宕起伏与荣辱兴衰。让我们敞开怀抱，去拥抱那些塑造了西方文明、并具有永恒价值的智慧源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