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rose Advice 公司的執行合伙人克里斯蒂安·阿爾廷·馮·格伊索（Christiaan Alting von Geusau），日前（2026年4月6日）在《地緣政治情報服務》雜誌發表評論：“西方的宗教盲區及其地緣政治後果”。他認為，西方世界日益嚴重的宗教素養缺失，正扭曲着各項政策決策——從地緣政治戰略，到國內社會凝聚力，無不受到影響。深度好文，邀君一讀:       

簡而言之

• 西方政策往往忽視宗教作為關鍵政治驅動力的作用。

• 宗教素養的下降削弱了社會凝聚力。

• 對宗教動態的誤讀會導致地緣政治上的失策。

2026年2月28日，當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導彈開始在中東上空呼嘯而過時，德黑蘭做出了回應——對該地區各地的目標進行了不分青紅皂白的猛烈轟炸。除了以色列人之外，鮮有西方領導人能真正領會伊朗政權背後的一個關鍵動機。伊朗的毛拉們信奉一種屬於什葉派政治伊斯蘭範疇的“末世神學”，熱切期盼着被稱為“馬赫迪”（Mahdi）的“第十二伊瑪目”的歸來。為了迎接這一歸來，他們認為必須先打一場具有末日決戰規模的最終之戰，而美國（被他們稱為“大撒旦”）在這場戰爭中占據着核心地位。

如今，情況已變得十分明朗：伊朗新一代強硬派領導人正逐步掌控權力。福克斯新聞數字版（Fox News Digital）近期發表的一項題為《追逐末日：美國本土的激進什葉派教士宣揚與美國的預言式決戰》的研究指出，近幾十年來，美國境內某些由伊朗政權資助或與之有聯繫的什葉派清真寺及組織，一直在公開宣揚末世論解讀。最近，在弗吉尼亞州北部，一位這樣的伊瑪目（教長）公開祈禱道：“願真主消滅所有的非信徒。”

另一份由“全球反猶主義與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Antisemitism and Policy）撰寫的、經過詳盡調研的分析報告詳細闡述了（遜尼派）穆斯林兄弟會如何在長達50多年的時間裡，推行一場“全面且跨越代際的戰略行動”，旨在“從內部改造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其手段正是該組織內部文件中所描述的“文明鬥爭”（即“吉哈德”/聖戰）。

該報告接着解釋道：“與傳統的恐怖主義威脅不同，這種戰略利用民主自由與制度來推進本質上反民主的目標，代表了一種針對西方民主國家的、高度複雜的非暴力極端主義形式。”

作為戰略盲點的宗教

大多數西方領導人所未能理解的是，在他們自身所處的“世俗泡沫”之外，宗教與社會是如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而在他們身處的那個泡沫之中，對有信仰的人群及其宗教傳統表現出輕蔑或不解，往往已成為一種常態。這種帶有偏見的態度給西方大國造成了嚴重的阻礙，直接影響着其國內決策及地緣政治決策。

身處政府、經濟、媒體和教育領域的西方精英們，根本無力以一種見識廣博且理性的方式來處理宗教議題；正因如此，他們未能察覺這種狀況正從根本上削弱着其民主社會的根基。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正大肆摒棄其數百年來的猶太-基督教思想與傳統根基，轉而推崇一種狹隘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將宗教（無論何種宗教）一概視為社會中毫無現實意義的力量。

身處政府、經濟、媒體和教育領域的西方精英們，根本無力以一種見識廣博且理性的方式來處理宗教議題。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削弱了婚姻、家庭、禮拜場所、宗教學校以及受宗教啟發的各類社團和公共節慶等社會制度與機構。這種激進的世俗主義形式，已逐漸導致國家及其機構——儘管它們自詡擁有某種根本不存在的“世界觀中立”——對不同宗教傳統給社會帶來的深遠影響視而不見，也無法針對具體情況妥善處理相關事務。其結果是，西方社會已然迷失了方向，無力針對這些有時極具爆炸性且極易引發分裂的議題制定出恰當的政策。如果你連自己是誰都搞不清楚，又怎能真正看清他人的本質呢？

當下的西方民主國家及其公民社會，正缺乏那種源自數千年來希臘-羅馬及猶太-基督教思想滋養的、對客觀道德真理所懷有的那種內在而寧靜的體悟。儘管《聖經》所蘊含的核心理念——即“上帝存在，我非上帝，但我乃照其形象所造”——未能完全杜絕那些難以言表的非正義行徑、流血衝突與毀滅災難；然而，正是這種關於人類尊嚴的觀念，一次又一次地幫助西方社會最終從懸崖邊緣勒馬，認清自身的謬誤，從中汲取教訓，並繼續前行，致力於構建一個稍顯美好的世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正義、自由、科學、技術、繁榮以及其他諸多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這些成就正是我們今日所享有的種種福祉的源泉。

事實數據

基督徒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宗教群體；但在2010年至2020年間（現有最新數據），穆斯林人口的增長幅度幾乎是基督徒的三倍。

歸根結底，西方社會因其在“征服自然”方面所取得的表面成功而變得傲慢自大。因此，它將那些歷經數個世紀構建其成功基石的、具有超越性且不可更改的“人類尊嚴”這一道德原則，視為過時的歷史遺物，並認為可以將其徹底拋棄。他們大錯特矣——如今的西方社會已然無法理解宗教與道德究竟是如何影響着個體、文化乃至特定地域的。

西方人——尤其是21世紀的西方統治階層——在宗教素養方面已變得極度匱乏；以至於他們不僅缺乏必要的智識工具，往往甚至連最起碼的意願都已喪失，無法懷着一種探究式的興趣，以一種既細緻入微又誠實坦率的態度去審視並處理宗教與信仰的相關議題。在此過程中，人們往往忽視了不同宗教體系在如何與其所處的社會進行互動這一問題上所採取的各異方針。

因此，人們未能區分正常的宗教實踐與出於政治目的對宗教的濫用。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世界的一些“綠色”團體（環保主義者）及極左翼群體和個人，——特別是在近期的公眾抗議活動中——一直與伊斯蘭主義運動進行合作；他們並未意識到，自己及其所追求的事業正被當作工具加以利用。歐美各地的一些“解放巴勒斯坦”抗議活動便是極具說服力的例證，2026年3月15日在倫敦舉行的親伊朗“聖城日”（Al-Quds）集會亦是如此。這些抗議者是否意識到，大多數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倡導者對於那些奉行以“彩虹旗”和“驕傲遊行”為象徵的生活方式的人，究竟主張施以何種懲罰？

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我們同樣能在政治話語中發現各種形式的宗教工具化現象。2009年，奧地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的領導人在維也納參加一場反對土耳其文化中心擴建的抗議活動時，手持巨大的十字架公開亮相。而在近期，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五角大樓發表公開禱告，呼籲對那些“不配獲得憐憫之人”施以“壓倒性的暴力打擊”。這引發了一個疑問——且暫不討論戰爭的正義與否——即對於一位自詡為基督徒的高級內閣成員而言，使用此類宗教語言及充滿爭議的神學解讀是否妥當？教皇利奧十四世（Pope Leo XIV）似乎早已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他在“棕枝主日”（Palm Sunday）的布道中宣稱：“這便是我們的上帝——和平之君耶穌；他摒棄戰爭，絕不容許任何人借其名義為戰爭辯護。”

根本性的差異

西方世界理應尊重並捍衛所有信仰群體及其成員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塊基石，必須始終予以維護。然而，大多數政治領袖和公民社會領袖未能意識到：並非所有目前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宗教及其信徒，都對源自西方傳統的“宗教自由”概念抱有相同的理解——儘管他們往往在充分利用這種自由。

舉例而言，在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中，宗教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本質的區別。根據其神聖典籍與傳統的定義，伊斯蘭教不僅僅是一種宗教信仰，更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及強制性規範體系；每一位虔誠的穆斯林都有義務協助推行這套體系——無論身處何地，亦無論需採取何種必要手段。相比之下，基督教基於其聖經與傳統，僅是邀請信徒在社會大眾之中，依據其所倡導的原則自由地生活；它既不試圖提出，也不試圖強行確立某種特定的政治、法律或強制性道德秩序。

換言之，正是基於其對人類自由與繁榮的獨特認知，基督教並不尋求將所謂的“啟示性法律秩序”強加於社會之上；而伊斯蘭教則明確致力於通過“沙里亞法”（Sharia law）來實現這一目標。

本篤十六世教皇（Pope Benedict XVI）在2011年向德國議會發表的演說中，曾就此指出：“與其他偉大的宗教不同，基督教從未向國家或社會提出過一套‘啟示性法律’——即一套源自神聖啟示的法律秩序。相反，它將‘自然法則’與‘理性’視為法律的真正源泉。”

縱觀歷史，確曾有誤入歧途的基督徒，或自詡為基督徒的統治者，試圖強行推行那種未能實現“政教分離”的治理模式。然而，與伊斯蘭教的情況截然不同的是，這些人無法從基督教的聖經或權威傳統中找到任何依據來為其此類行徑辯護。如果我們希望與那些選擇依據伊斯蘭教及其文化規範生活的人群（其數量正迅速增長，且其中並非所有人都是嚴格意義上的虔誠穆斯林）和平共處，那麼我們西方世界就必須深刻理解這一至關重要的差異。

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內在危險，並不在於它尊重並賦予所有宗教以平等的自由；而在於它固執地拒絕正視並坦誠應對那些業已存在、且因上述差異未獲解決而必將日益嚴峻的現實挑戰。

事實數據

若以占全球總人口的比例來看，穆斯林群體及無宗教信仰群體的人口比例正呈上升趨勢，而基督徒群體的人口比例則呈下降趨勢。時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2015年提出的那句臭名昭著的口號——“Wir schaffen das”（“我們能行”）——所造成的深遠後果，生動地印證了這一點。默克爾政府接納了近百萬名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尋求庇護者；然而，德國自身正深陷身份認同危機，即便其主觀上確有誠意，也根本無力妥善融合如此龐大且以穆斯林為主體的移民群體。這一局面的演變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環：2026年3月30日，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梅爾茨在柏林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當着敘利亞總統艾哈邁德·沙拉阿的面表示，他希望在未來三年內，身處德國的敘利亞人中有80%能夠重返故土。

更令人憂慮的是，那些對宗教缺乏基本認知的人未能意識到：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政治伊斯蘭”正將國家機器武器化，使其反過來壓迫本國公民；它利用宗教戒律來鉗制宗教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從而從根本上侵蝕西方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我們還目睹了西方各國政府正持續致力於限制、甚至徹底禁止針對這一威脅展開公開辯論。

誤判及其後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上述種種因素導致西方列強試圖將民主、法治等理念強加於其他國家，但終究徒勞無功。這些國家對於社會應如何組織與治理，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這種差異不僅源於歷史與政治視角，更根植於深層的宗教信仰。西方在中東和阿富汗的干預行動以失敗告終，便是極具說服力的例證；這充分暴露出西方對宗教缺乏應有的理解與尊重。

對於虔誠的穆斯林而言——尤其是那些信奉“政治伊斯蘭”的人士——那種將宗教視為純粹的私人事務、並將其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的觀念，是完全陌生的，甚至被視為一種異端邪說。若將此與西方那種空洞的範式——即主張宗教在公共領域中毫無立足之地——進行對照，便會發現：西方社會的領導者們大多對本國社會內部宗教與文化傳統的細微之處及其深層意涵一無所知。顯而易見，最終誰將占據上風，已是不言自明。

我們西方人所熟知的“民主多元主義”與“自由”等理念，恐怕很難成為這一最終結局的組成部分。自1979年以來，這一演變過程已在曾經奉行世俗主義的伊朗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然而，宗教原教旨主義並非西方所面臨的最大威脅——真正的威脅在於“宗教盲目症”（religious illiteracy）。如今，正是我們重拾這種“宗教素養”之時。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正視並接納“我們是誰”這一本質，並重新去認知我們的歷史——包括其中所有的跌宕起伏與榮辱興衰。讓我們敞開懷抱，去擁抱那些塑造了西方文明、並具有永恆價值的智慧源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