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觀察家報》日前發表評論: “大學無法作為左翼回音室而存續”。請君一閱社論全文：

公眾對高等教育的信任度已跌至歷史低點，耶魯大學的一份最新報告指出，高校對此只能怪自己。

除了學費高昂、招生流程不透明以及學術標準下滑等問題外，該報告還特別指出，許多大學已淪為“思想與意識形態的‘回音室’，不僅與美國社會現實脫節，也與當前的政治潮流格格不入。”

報告指出：“據估算，在全國範圍內的高校教職員工中，註冊民主黨人的數量與註冊共和黨人的比例約為10比1。”報告進一步指出，在耶魯大學，這一問題甚至更為嚴重：在文理學院、法學院和管理學院這三大院系中，註冊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的比例高達36比1。

此外，耶魯大學的這份報告還提到，這種意識形態失衡的狀況隨着時間的推移愈發惡化。根據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與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提供的數據，早在1989年，全國僅有45%的教職員工自認為是“自由派”；相比之下，當時自稱“溫和派”和“保守派”的比例分別為39%和16%。而時至今日，自認為是“自由派”的教職員工比例已飆升至驚人的74%，而“溫和派”和“保守派”的比例則分別縮減至15%和11%。

問題的癥結不僅在於學術界內的極左翼意識形態分子排擠了保守派，更在於他們連中間派也一併排擠了出去。在高校校園內，教職員工的晉升機制進一步固化了左翼陣營的勢力，因為終身教職（tenure）及職位晉升往往是由那些與申請者意識形態相投、並對其表示支持的同事們所授予的。這些數據揭示了一個事實：全國各地的高等學府已演變成一個巨大的左翼“回音室”，在這個空間裡，即便是那些不涉政治的溫和之聲也難以立足。唯有那些在每一個議題上都亦步亦趨、緊隨民主黨路線的人，才獲准獲得晉升。正如耶魯大學報告所強調的那樣：“‘回音室’式的環境，絕無可能孕育出最優質的教學、科研成果或學術成就。”

正是由於教職員工群體中出現的這種政治極化現象，公眾——尤其是保守派群體——對高等教育體系的信任已然蕩然無存。

就在不久前的2015年，仍有60%的成年人對高等教育體系抱持信任態度；而如今，這一比例已驟降至僅有42%。對於共和黨人而言，這一信任度甚至更低，僅有26%的人表示他們對四年制高校抱有“相當多”或“很多”的信任。

繼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在以色列製造了導致近1200人遇難的大屠殺之後，許多美國人對高校校園內出現的示威遊行感到震驚——這些遊行竟公然支持自納粹大屠殺（Holocaust）以來針對猶太人規模最大的一次屠殺行徑。無論是學生還是教職員工，都在為針對無辜男女老幼的暴行喝彩助威。在隨後的國會聽證會上，許多美國頂尖高校的校長們面對學生支持屠殺的行為，表現得輕則漠不關心，重則傲慢無禮。

公眾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高等教育機構已淪為“非自由主義”的堡壘，它們所宣揚的觀點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背道而馳。如果大學只顧迎合國內充其量不過半數的人群，就絕無可能指望獲得廣泛且持久的社會支持。然而，這正是它們數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清算時刻早已姍姍來遲。

鑑於高校所能提供的價值日益縮水，而教育成本卻節節攀升，人們自然不願將子女送去接受這種“洗腦式”的教育。

任何旨在僅服務於國內極少數群體的機構，都無法指望獲得永恆的支持。思想多元化是至關重要的。如今，一些新興機構——例如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和奧斯汀大學（University of Austin）——已應運而生，為人們提供了極具吸引力的替代選擇。

然而，如果高校希望在未來政治、經濟及科技領域即將掀起的劇烈動盪中求得生存，它們就必須進行徹底的變革。必須打破“回音室”效應，並重新確立思想自由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