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观察家报》日前发表评论: “大学无法作为左翼回音室而存续”。请君一阅社论全文：

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度已跌至历史低点，耶鲁大学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高校对此只能怪自己。

除了学费高昂、招生流程不透明以及学术标准下滑等问题外，该报告还特别指出，许多大学已沦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回音室’，不仅与美国社会现实脱节，也与当前的政治潮流格格不入。”

报告指出：“据估算，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教职员工中，注册民主党人的数量与注册共和党人的比例约为10比1。”报告进一步指出，在耶鲁大学，这一问题甚至更为严重：在文理学院、法学院和管理学院这三大院系中，注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的比例高达36比1。

此外，耶鲁大学的这份报告还提到，这种意识形态失衡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恶化。根据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与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提供的数据，早在1989年，全国仅有45%的教职员工自认为是“自由派”；相比之下，当时自称“温和派”和“保守派”的比例分别为39%和16%。而时至今日，自认为是“自由派”的教职员工比例已飙升至惊人的74%，而“温和派”和“保守派”的比例则分别缩减至15%和11%。

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学术界内的极左翼意识形态分子排挤了保守派，更在于他们连中间派也一并排挤了出去。在高校校园内，教职员工的晋升机制进一步固化了左翼阵营的势力，因为终身教职（tenure）及职位晋升往往是由那些与申请者意识形态相投、并对其表示支持的同事们所授予的。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全国各地的高等学府已演变成一个巨大的左翼“回音室”，在这个空间里，即便是那些不涉政治的温和之声也难以立足。唯有那些在每一个议题上都亦步亦趋、紧随民主党路线的人，才获准获得晋升。正如耶鲁大学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回音室’式的环境，绝无可能孕育出最优质的教学、科研成果或学术成就。”

正是由于教职员工群体中出现的这种政治极化现象，公众——尤其是保守派群体——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信任已然荡然无存。

就在不久前的2015年，仍有60%的成年人对高等教育体系抱持信任态度；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骤降至仅有42%。对于共和党人而言，这一信任度甚至更低，仅有26%的人表示他们对四年制高校抱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信任。

继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制造了导致近1200人遇难的大屠杀之后，许多美国人对高校校园内出现的示威游行感到震惊——这些游行竟公然支持自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以来针对犹太人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行径。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员工，都在为针对无辜男女老幼的暴行喝彩助威。在随后的国会听证会上，许多美国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学生支持屠杀的行为，表现得轻则漠不关心，重则傲慢无礼。

公众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高等教育机构已沦为“非自由主义”的堡垒，它们所宣扬的观点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如果大学只顾迎合国内充其量不过半数的人群，就绝无可能指望获得广泛且持久的社会支持。然而，这正是它们数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清算时刻早已姗姗来迟。

鉴于高校所能提供的价值日益缩水，而教育成本却节节攀升，人们自然不愿将子女送去接受这种“洗脑式”的教育。

任何旨在仅服务于国内极少数群体的机构，都无法指望获得永恒的支持。思想多元化是至关重要的。如今，一些新兴机构——例如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和奥斯汀大学（University of Austin）——已应运而生，为人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

然而，如果高校希望在未来政治、经济及科技领域即将掀起的剧烈动荡中求得生存，它们就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必须打破“回音室”效应，并重新确立思想自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