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H·弗萊茨（Frederick H. Fleitz）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新書：《朝鮮、核邊緣政策與橢圓形辦公室》(德克薩斯農工大學出版社, 448頁, 售價75美元)。作家、“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前高級研究員肯尼斯·R·蒂默曼（Kenneth R. Timmerman）給該書寫了書評－－”中俄伊朝邪惡軸心 (CRINK Axis of Evil) 至今依然存在“，發表在周一 (6月8日)的《華盛頓時報》。請讀蒂默曼先生的書評：

中央情報局最早於1984年——冷戰最激烈時期——將朝鮮認定為一個嚴重的核不擴散問題。四十二年以及多次危機之後，朝鮮已經成為一個核武器國家，其核武庫據估計擁有30至60多枚核武器，以及能夠將這些武器投送到美國本土腹地的洲際彈道導彈。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而從這裡開始又該走向何方？

要回答這個問題，請閱讀剛剛出版的弗雷德里克·H·弗萊茨（Frederick H. Fleitz）所著《朝鮮、核邊緣政策與橢圓形辦公室》。

弗萊茨先生在這段時間的大部分時期里一直身處情報和政策圈內部，最初擔任中央情報局武器擴散分析員，隨後先後在國務院、眾議院常設情報特別委員會任職，最後擔任川普總統的副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如今，他是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美國安全中心的副主席，而我是該機構的高級研究員。

完全披露一下：自弗萊茨先生在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執政初期擔任國務院副國務卿約翰·R·博爾頓（John R. Bolton）辦公廳主任時起，我就認識他了。弗萊茨先生始終關注核擴散者——無論是伊朗、朝鮮、利比亞還是其他國家——而且有時願意與嚴肅的調查記者討論問題，以檢驗自己的結論。

部分得益於弗萊茨先生的一次通風報信，2004年3月，我前往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陪同由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柯特·韋爾登（Curt Weldon）和特拉華州民主黨參議員約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率領的國會代表團，見證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Moammar Gaddhafi）向美國移交其鈾濃縮設備和彈道導彈。這是針對巴基斯坦核擴散者A.Q.汗領導的“核武器百貨公司”網絡的一場意義極其重大卻基本被忽視的勝利，而弗萊茨先生在本書中對此進行了相當詳細的描述。

由於他的書面認罪以及向西方記者提供的少量採訪，汗的故事如今已廣為人知。1981年，史蒂夫·魏斯曼（Steve Weissman）和赫伯·克羅斯尼（Herb Krosney）所著的《伊斯蘭炸彈》一書首次讓他因代表巴基斯坦從歐洲竊取鈾濃縮技術而臭名昭著。

我最早是在1986年了解到汗與伊朗之間關係的，當時我正在監測中央情報局關於伊朗的公開來源藍皮書，該機構當時被稱為外國廣播信息處。

伊朗布什爾一家地方廣播電台的一則不起眼的廣播宣布，汗訪問了一座由德國人在國王時期開始建設、後來被廢棄的核電站。隨後的一些記錄詳細描述了他對伊斯法罕一處核研究設施的訪問，以及次年與伊朗原子能組織簽署的一項顧問協議。

這位獨一無二的汗究竟擁有什麼可能引起伊朗人興趣的專長？我得出的結論是，只可能是鈾濃縮技術。從那時起，我開始追蹤伊朗與中國簽訂的合同，這些合同涉及在伊斯法罕建設一座六氟化鈾工廠，用於提供濃縮原料，以及一個規模龐大的離心機部件軍民兩用進口計劃。

多年來，朝鮮與A.Q.汗之間的關係一直籠罩在神秘之中。1994年，朝鮮也開始出現類似模式。十多年來，美國情報界一直試圖淡化有關朝鮮鈾濃縮計劃的證據，直到前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設計師西格弗里德·赫克（Siegfried Hecker）率領多次非政府科學代表團訪問這個“隱士王國”，這些事實才被擺到他們面前。

更令人震驚的是，書中披露，早在1982年，汗就已經充當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的中間人。當時他安排向中國提供其從歐洲竊取的鈾濃縮設備，以換取15噸六氟化鈾，以及後來足夠巴基斯坦製造兩枚核彈的高濃縮鈾。

朝鮮金氏王朝逐漸成為精於談判的挑釁大師。他們的公式是：試驗武器、發出威脅、進行勒索，然後展開談判。這一循環最終導致了1994年美國與朝鮮達成的《框架協議》、2003年至2008年的六方會談，以及2018年至2019年的川普—金正恩峰會。

每一次，朝鮮人都占據上風，贏得美國的經濟和／或政治讓步，然後違背其放緩或停止核計劃和導彈計劃的承諾。

“這些錯誤往往是由政府國家安全職業官僚（有時也包括政治任命官員）造成的，”弗萊茨先生寫道，“他們本能地試圖避免對抗和果斷行動，轉而通過官僚式不作為和無休止的對話來處理國家安全問題。”

弗萊茨先生補充說，對於許多這樣的職業官僚而言，“外交過程本身永遠是主要目標，而不是維護美國利益的工具”。

對一些人來說，朝鮮邁向核武器國家地位的漫長曆程年表可能顯得乏味，但它是必要的，因為它表明事情不會憑空發生：它們都是有原因的。好的政策能夠緩解緊張局勢，而糟糕的政策則可能釀成災難。

這個故事中較為惡劣的反派人物之一是一位國務院職業官員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曾形容他“充滿欺騙性，完全準備好對總統撒謊”。

希爾先生顯然的目標是削弱並減少喬治·W·布什政府對朝鮮施加的壓力，將談判拖延到遠遠超出其應有價值的程度，並嘲笑那些膽敢提出朝鮮可能通過第二條秘密途徑製造核武器的人。

“有些人幻想某個地方有一棟建築，他們打開一扇秘密門後，會發現一群穿着暴露的女人正在濃縮鈾，”他於2008年4月對眾議員埃德·羅伊斯（Ed Royce）說道。

僅僅兩年之後，赫克先生訪問朝鮮，當地官員不僅承認存在鈾濃縮計劃，還帶他參觀了一座正在運行的鈾濃縮工廠，而此前那些“專家”一直聲稱這樣的設施根本不存在。

弗萊茨先生反覆指出，朝鮮和伊朗關係密不可分，而其出版商則透露，他正在撰寫一本配套著作，記錄伊朗邁向核武器的漫長曆程。

聯合國在朝鮮2006年首次核試驗後通過了14項安理會決議予以譴責。其中許多決議對金氏政權實施了制裁。直到川普先生開始真正執行這些制裁後，“小火箭人”才終於坐到談判桌前。

川普與金正恩之間的個人外交最終未能取得持久成果，因為這一進程被新冠疫情以及他在2020年選舉中的失利所打斷。然而，在那18個月的談判期間，朝鮮停止了核試驗，並大幅減少了彈道導彈試驗。一旦拜登先生入主白宮，這一暫停便宣告結束，導彈試驗次數從川普整個總統任期內的40次增加到僅2022年一年的90次。

弗萊茨先生總結道：“在拜登政府結束時，關於朝鮮核計劃和導彈計劃威脅有一點已經十分清楚：與拜登於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總統時相比，它們已經危險得多。”

拜登先生缺乏明確的朝鮮政策、急於達成新的伊朗協議，以及其對俄羅斯和中國採取的挑釁性立場，導致了一個新的俄羅斯—中國—伊朗—朝鮮軸心的形成，而這一軸心一直持續至今。

不妨將其稱為“流氓政權的復仇”。

弗萊茨先生警告說：“國家安全體系中的職業官員往往會不遺餘力地推動維持現狀的政策，並反對或削弱新任總統改變這些政策的努力。”他還批評“一個由民主黨官員及其職業官僚盟友組成的群體”，稱他們“在近四十年裡一直就伊朗和朝鮮核計劃談判糟糕的協議”。

弗萊茨先生認為，這種情報與國家治理的政治化正好幫助了美國的對手。

“伊朗和朝鮮喜歡無休止的核談判，因為這給了它們繼續推進核武器工作的時間，同時又可以假裝對外交解決方案感興趣。”

我相信，川普白宮正在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