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31日下午，《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了该理事会三位专家对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评论－－“中国新五年发展规划给美国决策者的五大启示”。梅兰妮·哈特Melanie Hart 是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卡罗琳·科斯特洛Caroline Costello 和萨曼莎·黄Samantha Wong 均为该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助理主任。请读她们的评论：

本月初，数百名中国官员鱼贯步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审议批准国家新的五年发展规划。出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通代表们席地而坐，呈半圆形排开，仰视着主席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居于主席台中央，高高在上，俯视着台下的人群；中共领导人分列其左右，这一场景令人联想到达·芬奇那幅著名的文艺复兴盛期画作《最后的晚餐》。从纸面上看，这约三千名来自全国各地——代表着每一个省份和民族——并仰视着主席台的代表，对国家政策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实际上，这一群体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这种座次安排旨在提醒所有人：真正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手中——即习近平，以及那些获准入座主席台的党内领导人。

北京每年春季都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隔五年，大会便会审议通过一份新的五年发展规划。今年的这份规划是自1953年以来发布的第十五份此类规划，因此北京将其称为“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这些规划传递出北京对世界的看法、其优先发展事项，以及北京希望中国人民如何看待本届政府及其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些会议的流程经过了高度的预先编排，各项规划的内容也早在会前便已定稿。今年，北京精心策划了这场政治大戏，旨在传递一个极其清晰的核心信息：一切正按既定规划顺利推进。中国正迈向世界舞台上的高科技强国之列；中国经济正向着更高附加值的增长模式转型；而中国共产党正全心全意地照料着中国人民。至于发展道路上偶尔出现的波折与坎坷，则一概归咎于中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北京惯于将美国描绘成全球秩序的“搅局者”。

上述这些核心信息年复一年，始终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北京总是借由这些会议来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一切尽在掌握，正按计划有序进行。然而，若深究细节，便会发现其中大有玄机。今年，有五个关键信号尤为引人注目，且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息息相关。

1. 中国正全力加码稀土产业

数十年来，北京一直致力于掌控全球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链。 2025年，中国利用这种控制权向川普政府施压，迫使其在关税及其他北京所反对的政策上做出让步。如今，华盛顿及其众多盟友正致力于瓦解这一筹码。川普政府正投入数十亿美元，旨在启动新的稀土生产设施，从而降低美国对中国在这些矿产资源方面的依赖。

然而，这项新规划表明，中国并不打算坐视不理。相反，北京正厉兵秣马，准备进一步巩固其在上述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这份新的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中国在未来五年的目标是“持续增强在稀土、稀有金属及超硬材料领域的竞争优势”。规划要求中国企业向价值链的上游迈进。目前，中国企业已在海外大肆收购生产此类矿产的矿山，并将这些矿山所产的原料运回国内进行加工。如今，北京希望尽可能将这些经过加工的矿产留在境内，直接输送至国内工厂进行深加工；其意图在于，不仅要让全球经济在加工矿产方面依赖中国，更要在包含这些矿产的最终产品方面也对中国形成依赖。在稀土磁体领域，中国已然确立了这种涵盖全产业链的绝对主导地位。北京如今希望将这种垂直整合的控制模式推广并应用于其他产业领域。

去年秋季，针对美国为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削弱中国控制权所做出的努力，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曾公开表示：“在未来一两年内，我们将以‘超光速’全速推进，彻底摆脱中国人悬在我们头顶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北京方面则通过种种信号表明：它将不遗余力地将这把“利剑”磨得更加锋利，并确保其始终悬挂在原处，纹丝不动。

2. 生物技术正处于上升期

在此之前，在生物技术创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对中国而言一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宏大目标。例如，《中国制造2025》规划（这份于2015年发布的十年期产业政策蓝图）为中国企业在多个行业取代外国竞争对手设定了具体目标，但在生物技术领域，其设定的目标却显得格外模糊。如今，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这份新的五年规划列出了八项旨在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前沿技术。其中，有三项与生物技术创新直接相关：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脑科学，以及药物创新（其余五项分别为：人工智能 [AI]、量子计算、核聚变、深海与极地探测、以及深空探索）。新规划针对每一项技术都详细阐述了其研发重点。

这是五年规划首次对生物技术领域的优先发展重点进行如此详尽的阐述。此举绝非无因。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开展“首次人体试验”（First-in-Human trials）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美国企业正斥资创纪录的巨款，竞相购买中国的生物技术成果。2024年，美国企业为获取中国创新药物的许可权支付了高达520亿美元的许可费；而在2025年，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1370亿美元。

新规划表明，北京方面如今已准备就绪，着手降低国家对外国企业的依赖程度。规划呼吁中国“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物技术生态系统”——这正是北京方面所使用的“暗语”，其真实意图在于减少中国对美国及其他非中国企业的依赖。此外，该规划还呼吁加强对生物数据的监管，并鼓励中国企业在该领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已正式跻身“精英梯队”，成为北京方面给予优先关注与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

3. 出口强劲势头将得以延续

在“两会”期间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中国的贸易平衡状况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进出口就像汽车的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越平衡，汽车行驶得就越平稳，也就能跑得越远。”然而，对于王部长而言，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中国当前的贸易平衡状况几乎无法让人联想到“平稳行驶”——由于出口规模相对于进口规模显得过于庞大，这辆“假想中的汽车”恐怕只能在原地打转，兜圈子行驶。国内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不足40%，这一数字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在美国，国内消费约占其GDP的70%。由于中国消费者未能充分消化国内工厂生产的产品，中国经济对出口产生了过度依赖。这种状况正在扰乱全球市场。2025年，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占其GDP的比例超过6%。这一巨额顺差归因于中国庞大的出口规模；而这种规模化的出口正威胁着许多贸易伙伴的经济安全，导致这些国家的企业倒闭，并引发失业问题。

然而，北京方面似乎押注其贸易伙伴将对此束手无策。如果那些大量吸纳中国商品的国家采取实质性的关税措施及其他贸易壁垒，以遏制中国商品的涌入，北京将被迫对其整个经济模式进行重新审视。届时，它将不得不实施真正的经济再平衡，通过提升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使其能够更多地消费本国生产的产品。然而，从最新的规划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转变即将发生。相反，中国领导人似乎押注于当前全球贸易政策所呈现的“瘫痪”状态将持续至2030年。

4. 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问题仍是一大盲点

在人工智能（AI）的部署方面，北京方面正奉行一种“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的策略。中国领导人将人工智能视为实现其所有重大政治目标的“通票”——从对公民实施监控，到确立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再到在国内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无所不包。他们正不遗余力地推动人工智能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迅速普及，试图从中榨取人工智能所能带来的一切红利。近期，随着中国官员和消费者对一款名为“OpenClaw”的个人AI助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激进策略所蕴含的部分风险已在全国范围内显现出来。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急于向北京方面展示其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成效，甚至开出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以此资助任何基于OpenClaw开发新商业应用的项目。然而好景不长，这些AI助手很快便陷入了“失控”状态：它们不仅在消费者的信用卡上制造了巨额账单，还将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给了身份盗窃团伙。目前，中国政府正手忙脚乱地试图建立新的监管“护栏”以应对这一局面。

鉴于人工智能引发的裁员和失业问题，其所带来的下行风险将更为严峻，且一旦发生，其纠正难度也将更为巨大。目前，中国正面临城市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近20%的城市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而实际数字无疑还要更高。2023年，中国的官方青年失业统计数据表现得异常糟糕，以至于北京方面不得不停止发布相关数据，并调整了统计方法，将学生等部分群体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

在那些确实拥有工作的年轻人中，从事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人群比例正日益增加，他们往往难以找到全职工作。这份新的五年规划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预示着人工智能（AI）将助力改善民生。例如，规划呼吁在养老护理、课堂教学、娱乐产业及公共服务领域更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然而，规划却对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失业风险——即护士、教师、艺术家及公务员群体可能面临的岗位流失——只字未提。它甚至大力推动在那些最有可能引发失业的领域部署人工智能，例如利用AI智能体充当个人助理，以及在制造业中广泛应用具备AI能力的机器人。

尽管该规划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及了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例如，它呼吁中国政府部门建立“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调查与应对机制”，并为因人工智能而失业的劳动者提供“就业稳定保障、再就业培训及就业援助”。然而，这些内容仅寥寥数语，且流于泛泛之谈。相比之下，生物技术这一领域却在规划的多个章节中被反复提及，并设定了极其具体且详尽的目标。北京当局似乎尚未将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视为一个严峻的就业挑战。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盲点。

5. 中国志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资金投入国

这份新的五年规划提出，在未来五年内，中国政府的研发（R&D）支出年增长率必须保持在7%以上。这意味着，正当美国大幅削减相关预算之际，中国的国家实验室、高等学府及产业集群却将获得充裕的资金支持。基于此，《自然》（Nature）期刊上的一项最新分析预测，到2029年，中国的公共研发支出规模有望超越美国。中国正试图利用这一资金投入上的差距，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以及所谓的“前沿科学”与突破性技术方面，实现对美国的赶超与跨越式发展。

在“十四五”规划（2020-2025年）期间，北京当局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电动汽车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等商业化技术领域。而这份新的规划则将目标设定得更为高远。它号召中国企业将竞争的重心沿价值链向上转移，投身于那些尚未完全实现商业化的“未来产业”或“前沿产业”的创新浪潮之中。该计划呼吁中国企业取代外国竞争对手，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创造者，从而降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并增强国家的“自立自强”能力。北京方面押注认为，美国削减联邦研发支出的举措，正是中国超越美国、跃居全球领先科技创新国地位的重大契机。中国领导人绝不打算袖手旁观，任由这一良机白白流失。

总体而言，这项新计划表明，中国领导人如今更加侧重于发挥国家的优势而非弥补劣势；展望2026年，他们表现出极度乐观的信心。这预示着在未来数年里，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尖端科技领域——将变得愈发激烈。华盛顿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正在逐渐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