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保守派作家威廉·林德（William S. Lind）近日在《美國保守派》雜誌發文－－“美國式打敗仗”，提出美國有六種辦法可以改善其糟糕的戰績：

沒有什麼比讓美國軍人沉浸於他們自己的自吹自擂更令他們高興了。“我們是最偉大的。”“歷史上最偉大的軍隊。”“沒人能打敗我們，甚至沒人敢和我們交戰。”等等。這就是他們彼此之間說的話，也是他們期望從平民那裡聽到的話，在華盛頓，這也是絕大多數官員——包括總統和國防部長——所相信的東西。這種後果目前正在波斯灣上演。

然而，戰績卻講述着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在太平洋戰場堂堂正正地擊敗了日本人。但在歐洲戰場，真正贏得戰爭的是紅軍，他們面對德國部署了500個師，而德國擁有350個師，而我們在兩個戰場合計只有90個師。自那場勝利以及伴隨而來的歐洲文明終結以來，我們在朝鮮打成平局，在越南戰敗，在巴拿馬、格林納達和第一次伊拉克戰爭中取得了輝煌勝利，在阿富汗、索馬里和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失敗，目前則與伊朗戰爭陷入僵局。截至本文寫作之時，這場戰爭已經演變為一場圍困戰，而圍困戰總會提出那個老問題：究竟是被圍困者先挨餓，還是圍攻者先挨餓？在這裡，糧食變成了石油，但問題依然相同。

真正應該主導華盛頓國防辯論、卻幾乎從未被討論的更大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總是在戰爭中失敗？不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比我們花的錢更多。如果把塔利班的預算和我們的預算畫成圖表，他們的預算幾乎根本看不見。解決辦法不是投入更多資金。把更多的錢投入現有體制，只會讓問題更加嚴重。在我看來，我們持續軍事失敗的根源主要有六個。

第一，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戰術層面，而戰術恰恰是戰爭中力量最弱的層面。戰略層面才是最強大的，其間則是戰役層面（德國意義上的戰役層面）。高層次壓倒低層次，因此，如果我們在戰略上失敗，那麼無論取得多少戰術勝利都毫無意義，而我們恰恰一直在戰略上失敗。美國最偉大的軍事理論家約翰·博伊德（John Boyd）上校曾說：“當我還是年輕軍官的時候，人們告訴我，只要擁有陸地優勢、空中優勢和海上優勢，你就會贏。然而，在越南，我們三者兼備，卻還是輸了。所以顯然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個更重要的東西就是戰略藝術，而戰略藝術要求的不僅僅是在一場爭奪制高點的遊戲中不斷累積摧毀目標的數量。我們的軍隊並不明白這一點。

第二，我們追求通過把火力傾瀉到目標上來取得勝利，這正是我們至今仍在實踐的法國式第二代戰爭方式的核心，因此我們高估了空軍力量所能發揮的作用。許多年前，當我共同主持一檔名為《現代戰爭》的電視節目時，請來了一位極具思想深度的空軍參謀長梅里爾·麥克皮克（Merrill McPeak）將軍作為嘉賓。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從歷史來看，空軍總是承諾過高，而兌現不足。”正如我們今天在對伊朗戰爭中所看到的，無論是我們的軍隊還是我們的文職領導人，都沒有吸取這一教訓。當年深陷越南泥潭、束手無策的約翰遜總統曾抱怨他的將軍們：“炸、炸、炸，你們除了轟炸什麼也不會。”當年沒有奏效，如今同樣沒有奏效。

第三，我們之所以輸掉戰爭，是因為我們過於迷信技術優勢。關於這一主題最好的歷史著作，是馬丁·范·克雷費爾德（Martin van Creveld）的《技術與戰爭》，書中論證了技術優勢極少真正贏得戰爭。戰爭更偏愛那些簡單、廉價、能夠大量採購的武器，而不是像F-35那樣複雜華麗的傑作。而且，高科技奇蹟往往可以用十分簡單的方法加以破解。當年我們在越南修建由高科技傳感器組成的“麥克納馬拉防線”，試圖發現北越滲透人員時，北越軍就在樹上掛滿尿桶來欺騙傳感器。在一次國防部兵棋推演中，我擔任紅方，我派出攜帶噴漆、帆布和鐵錘的婦女和孩子去對付美國機器人大軍，同時全程錄像。如果那些機器人向我的“軍隊”開火，這些畫面就會傳遍全世界，而美國也會立刻輸掉這場戰爭。推演最終以那些男孩女孩圍着一堆失明翻倒的機器人烤山羊而結束。

第四，美國軍隊的規劃能力很差。這一點可能令人感到意外，因為我們的所有參謀學校和戰爭學院教授的幾乎全部都是規劃流程。但問題恰恰就在這裡：規劃流程是靠死記硬背來教授的，重點完全放在是否遵循流程，而不是最終結果。如果規劃本身愚蠢至極（例如，我們竟然沒有想到伊朗會關閉霍爾木茲海峽？），規劃人員也無法意識到，因為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已經按照參謀規劃程序完成了工作。幾十年前，在彭德爾頓營的一次參謀規劃演習中，作戰計劃把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沿朝鮮東海岸拉成長達40英里的戰線，而敵軍卻控制着高地，有些地方距離海岸只有一公里。當我指出，這可能是戰神阿瑞斯所見過最糟糕的軍事計劃時，所有規劃人員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把整個規劃流程重新走一遍。由於他們從來沒有學會軍事思維，他們所知道的也只有這一套。毫不奇怪，糟糕的計劃會輸掉戰爭。

我們規模龐大得離譜的參謀機構——一個師的參謀機構幾乎就是一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德國裝甲師參謀部理論上只有27名軍官，實際往往更少）——意味着我們無法迅速應對那些意想不到的威脅和機遇。如果我們今年1月伊朗民眾起義達到高潮時就清除伊朗神職人員和革命衛隊領導層，也許整個體制都會隨之垮台。而等到我們真正採取行動時，公眾已經被鎮壓下去，那些定點清除在戰略上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我的第六點觀察，又把我們帶回了文章開頭：華盛頓的文職決策者沒有識破軍方不斷鼓吹的“我們最偉大”那套胡說八道。因此，他們陷入了那些無法結束（原本卻以為能夠迅速結束）的戰爭之中。但問題還有另一面：他們也沒有認識到，美國軍隊需要進行深入徹底的軍事改革。越南戰爭失敗之後，我曾是20世紀80年代軍事改革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我們一度擁有一個跨黨派的國會軍事改革核心小組，其中包括100多位國會議員（儘管其中多數人只是隨大流）。我們主張採用德國式機動作戰，而不是法國式消耗戰；主張對軍隊人事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包括取消迫使軍官醉心仕途的“不升即退”制度；讓官兵長期留在同一部隊以形成部隊凝聚力；要求大幅削減連級以上軍官數量；採購更多簡單、廉價而數量充足的武器。然而，改革者手中擁有的是思想，而維護現狀的人則掌握着巨額資金。你猜，在華盛頓，究竟哪一方會獲勝？

五角大樓、白宮以及國會山那些負責與軍方打交道的文職官員，最好牢記保險業流傳已久的一個故事。某家保險公司的董事會會議上，人們不斷聽到關於公司經營狀況的各種喜人報告，儘管利潤率卻一直在下降。董事們個個喜笑顏開，唯獨有一位例外。最後，那位出身貧寒、年輕時曾在服裝區打工的老人開口說道：“先生們，胡說八道是我們最寶貴的原材料。它是我們賣給客戶的東西，是我們告訴股東的東西，也是我們用來蒙蔽監管機構的東西。讓我們不要把這樣寶貴的資源浪費在彼此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