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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道玉自述:三拒烏紗帽 |
| 婉拒當教育部領導,婉拒當團中央書記,婉拒當武漢市長——劉道玉一門心思要投身教育。但他當上武漢大學校長才六年半,就被免除了職務。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熱愛教育的人,沒有了學校、沒有了學生,就什麼事也做不成”。
前面刊出的專訪,我附上了劉道玉生平大事記。這裡根據劉道玉《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有關段落,看看他如何自述人生經歷中的幾個重要選擇,以供讀者進一步了解我所尊敬的教育改革家劉道玉校長。
劉道玉2005年出版《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披露了他在教育部和武漢大學工作期間的許多秘辛,講述他教育改革的理念和實踐,引起中國媒體的廣泛興趣。他將該書稿費全部捐給劉道玉教育基金會。
不當教育部高官
1979年5月,我辭去了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之職。人們議論:劉某到底是犯錯誤了,還是被宗派主義排擠走的?但我的確是自願辭職的。
1982年,教育部長準備換屆。中組部派人到教育部在處級以上的幹部中進行民意測驗。我也是被推薦的部長候選人之一,而且得票數名列第一位。10月上旬,我去教育部辦事,教育部來接我的同志對我開玩笑說:“道玉同志,我是來接你上任部長的,這次來了就不回去了吧!”
鑑於教育部里有關我的傳聞沸沸揚揚,我到中央組織部找到了幹部局的張局長。我說:“我聽到很多關於我的傳聞,不知是怎麼回事,所以特來向你匯報,請求組織上在教育部部長易人時,千萬不要考慮我。我絕對擔當不起如此重任。”
1985年,教育部升格為教委,又有我將出任國家教委常務副主任的說法,上下議論紛紛,但我已抱定“三不主義”:“不關心、不打聽、不服從”。香港報刊曾詳細地披露了國家教委正副主任兩套方案,方案之一,是由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兼任教委主任,由我出任常務副主任。令我十分高興的是,中央最後公布的是另一套方案,我如釋重負。
不當團中央書記
1981年8月3日,我被通知到了中央組織部,一位負責人對我說:“根據中央批示,最近在着手籌備共青團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經初步研究,準備要你擔任團中央書記,請你來是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表示:“我是絕對不適宜擔任這個職務的,請組織上另選高明。”
大約8月底,我又接到過中組部一次電話:“關於團中央書記一事,你考慮得怎麼樣?你是否願意放棄你原來的意見?”我說:“我認真考慮過了,我不能擔任這一職務,我的態度是嚴肅負責的!”
共青團全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於1982年12月20日召開,王兆國同志當選為團中央第一書記。
不當武漢市長
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個工作小組來武漢。小組負責人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陳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長張燦明,任務是考察和配備省市的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去談話。張燦明說:“中央書記處已研究決定,擬任命你為武漢市委副書記、市長。我們向你傳達中央的決定,也把你的意見帶回去,中央再正式行文。”
我說:“用人的一條重要原則是:用其所長,避其所短。我之所長是教育和學術研究,我的最大弱點是不懂經濟和市政管理。我的確擔當不起此任。”
我認為此事可能與時任市長的黎智同志有關,第二天我到黎智的辦公室,請求他給我出主意,幫助我推掉這份差使。他說:“推薦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個吧。這是中央經過慎重的考察後作出的決定,我是堅決擁護的。”
我又去找了武漢市原副市長鄧墾同志(鄧小平之弟——高伐林注)。我表示準備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領導人匯報,希望中央不要下發任命文件。鄧墾給分管組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宋任窮同志寫了一封親筆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匯報。
在我準備赴京的頭一天,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工作組陳主任的電話,要我去談話:“我們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領導同志很重視,指示說:道玉同志既然不願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強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熱愛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讓他留在學校干吧,反正辦大學也需要有改革精神的年輕幹部。”
陳主任問我:“你認為誰可以當市長?”我說:“吳官正就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原是武漢市葛店化工廠的技術員,我在該廠勞動鍛煉一年,比較了解他。”
1983年3月底,吳官正由武漢市科委副秘書長被破格晉升為武漢市長(後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高伐林注)。
根據劉道玉《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有關內容壓縮編寫。
相關文章: 專訪劉道玉(上):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 專訪劉道玉(下):中國教育怎樣從源頭改起 劉道玉校長給出格學生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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