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八爷是个土匪。

那时我还小。家里来了位客人，年过五十，个头儿不高，黑红脸膛，一脸疙瘩肉。看不出什么特殊，就觉得那扫帚眉下的眼光很逼人。父亲执礼甚恭，忽而细语，忽而大笑，像是阔别的样子。我喜欢听大人说话，就趴在炕沿那儿不走，不觉得看出他很像村里的两个人，背地里我们都叫他们石癞五儿和石癞七儿，后来得知，他就是石癞七儿的弟弟，石八爷。人们敢道石癞七儿之名，可就是不敢说石癞八儿，连背地里也称他为石八爷。石八爷刚出监狱，回家了。

二十年有期徒刑，不可谓不长，可跟他的罪相比，却似乎微不足道。他手上有十几条人命，却未判死刑，因为打死的也是土匪。他还伤害过很多富人，但只是要钱，不伤人命，不奸妇女。方圆数百里，人闻其名，皆丧胆魄，唯本村人不怕，因为他从来不吃窝边草。父亲说他第一次见识自行车就是这位石八爷从天津市骑到村里的。所以，虽然他是从监狱里回来，家里人都嘱咐孩子们要尊重他。

石癞五儿和石癞七儿有了主心骨，摇杆子也挺了起来，人们也突然觉得他倆其实也不怎么癞，于是也开口喊石五爷和石八爷了。石五爷是光棍儿，石七爷的媳妇 - 石七奶奶是石八爷当年从妓院里给他七哥抢来的，婚后生了两个儿子，三个闺女。这一家子见了八爷都怕，于是八爷开始当家，带着一大家子人接着过庄户人家的日子。

好景不长，来了运动，村里需要一个坏蛋份子。上哪儿找去？都是老实巴交的种地人家，可找不出又无法向上面交代。最后，村支书到了石家，跟八爷商量，八爷应允了。日子到了，村里糊了个很小的帽子，黄色的，还备了个铜锣，召集了十几个人来到石家。先喝水聊天，快晌午了，支书说：“要不出去溜一圈儿？”于是大伙出门儿，走到村外僻静处，让八爷把黄帽子戴上，给他铜锣。八爷清了清嗓子，喊了一声：“我是坏蛋份子石老八！”然后，敲了一声锣，大伙笑。支书说：“八爷嗓门儿够亮的。”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支书招手说回，八爷不过瘾，又喊了一声。

石八爷敲了几回铜锣，那场运动就过去了。小孩子们觉得运动很好玩儿。每次回来，都抢那个黄帽子戴上，喊一嗓子，敲一下锣。

几年后，又来运动了，这次却不好玩儿了。我已经张大了许多，只知道新支书是个复员军人，村里人都恨他，因为他已经不会说村里的话了，明明是“兔子巴巴”，他却说“兔子屎”。五类份子自然还是石八爷，可帽子高了，还是白的，铜锣还是老的。人们在大队部集合后，队伍开始在村子里绕，八爷不断地敲着锣喊：“我是五类份子石老八!”嗓门儿沙哑，锣声不振。到了打谷场，队伍停了，“复员军人”喊：“打倒五类份子石老八！”队伍也跟着稀稀落落地喊。喊完了，再去绕那半个村子。有人说：“八爷年纪大了，打住吧。”“复员军人”则训斥：“什么八爷？是五类份子！”

这次游街后，八爷被关在大队部里。关了一个多月之后，村里传：石八爷交待了，他还有一条人命。

三十几年前，石长海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为人诙谐，颇具胆色。兄弟三人，凡事儿都他出头。来土匪了，给了钱，给了粮，还要牵牲口，俩哥哥一把没拦住，石长海出来跟土匪们口角。土匪发威了，把他两眼蒙上，就带走了。一到乱葬岗子，把他吊树上，就趁黑散去了。谁知命不该绝，土匪从石家拿去的那根儿绳子用的太苦了，土匪刚走，绳子断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石长海醒过来了。天上一轮孤月，近看荒丘累累，草长过膝，知道是乱葬岗子。还是不太相信自己还活着，于是一口咬在手腕子上，哎呀一声叫，接着嘿嘿一笑，我还活着。命既然是捡来的，就不值钱了，好，当土匪！

第一个杀的就是没吊死他的土匪头儿，就手降伏了那帮喽罗。接下来的日子都是玩儿命，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争得是底盘儿，没有地盘儿，就像鱼没了水，那就活不长了。

时值冬日，天刚过午，石长海带个喽罗儿，俩人骑自行车直奔小站而去。今天的天津小站镇乃是全国名镇之一，史学家称之为“小地方，大历史。”当年，袁世凯就是在那儿练兵起家，而后来的几任民国总统，也都是同时在那儿出道的。镇子依河而建，虽然很小，可建制却有气派，镇区共有坊门和城门9个，其最初设置则是模仿京都的模样。前街是商贾闹市，后街是办事衙门，虽然四面还都是芦荡水田，在当地已经算是个热闹所在了。二人不进镇，却是进了镇外的一所院子，喽罗在里面盯住门，石长海进屋，先抱住相好的女人睡过了，再起来喝酒。饼子熬小鱼儿，热炕烧酒，火辣辣的女人陪着...

突然，地上棉门帘儿一动，一根枪管儿伸了进来，门帘儿掀开一道逢，逢里露出多半个脸。“别动！动你就死了。”石长海一动不敢动，他的枪还在身后的被窝里。跟着枪进来的也是个小伙子，脸色青白，眉清目秀，倒像个学生。石长海认识他，他是天津一个大汉奸的亲戚，胆大心细，枪打得好。入道后，专以制服其他黑道人物为乐。

“我不要你的命，把枪，把钱给我，我就走人。”

“好。”石长海转身。

“别动！先把裤腰带解下来，转过身。对，就这样。用倆脚给我夹出来。好，一把。好枪！嘿嘿，又一把。”

两把二十响的驳壳枪，带快慢机儿，全身烧兰。这种枪乃德国所造，但命运不济，从没进过军队，却大量地进入了中国，且最为黑道人物所爱。

“钱，钱呢？好，让那娘们儿递过来！”

百十来块儿现大洋，有点儿份量。

“爷们儿这就走了，外面风大，别出来送。”

女人这才想起来哭来，“不找人追吗？”

“不着急。”石长海仰头喝了一盅，女人不敢言语。

又一盅酒罢，把酒盅往桌子上一扔，石长海起身，拿过腰带系上。下了炕，抓住木头炕沿往外一拉，露出底下的一个长形暗槽儿，一支崭新的三八大盖儿躺在里面。小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用得就是这种步枪。石长海一把提溜出来，转身跑到院子里，大喊：“梯子，梯子呢？”

天尚未黑，房顶上，远近一望无遗，到冬天，稻田只剩下一片黄土地，芦荡里苇子也都打干净了，只剩下一片片冰湖。那人正在连接冰湖的小路上，骑着车子往西北疾驰，前方则是西右营。说时迟，那时快，石长海举枪瞄准。顿时，画面凝固了，青砖房脊上站着个不高的黑衣男人，肩头顶着枪托，枪口指向远处。枪响了，在冬天的黄昏里传得很远。

下了房，石长海到门口儿，小喽罗还被捆着，嘴里塞着布。

“去，拿把铁锹，在西北角儿，把人埋进老砖窑里。”

石长海快喝醉了，喽罗回来了，车子放院子里。然后进屋，三把枪，还有一兜子现大洋都放到炕上。

这就是石八爷交待的那条人命，当年在监狱坦白时，把这段儿给忘了。“复员军人”的威逼，竟让他发现了自己记忆中的盲点。两三辆警车，七拐八拐地来到了那个早已变成了土台子的老砖窑。警察们下车了，八爷也下车了，双手戴着久违了的手铐。“复员军人”也来了，比谁都兴奋。人们在七手八脚地挖，“复员军人”呼喊：“这个位置该是窑里面！”一个警察不耐烦了，哐地一声，扔给他一把铁锹。

人是一枪击毙，从后脑进入，果如八爷所言。“你真得是从远处那个房顶子打的？”警官边问边把手架在额头上向南边望。

正当人们都在为八爷惋惜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八爷被放出来了，因为那具尸体的出现给天津市的一个陈年积案解开了疑团。另外，八爷已经坏了十几个土匪的性命，再多一条也算不了什么。当然，他还是五类份子。八爷不甘心哪，当年为了成全老支书，就临时充当了坏分子。谁知来了个“复员军人”自己竟一下子成了真正的五类分子。现在，别的都没法儿说了，他决心好好表现，摘下这顶五类份子的帽子。

石八爷不识字，几年的时间，我大约一两个星期就得替他写一次思想改造报告，每次都深挖他的反动思想，土匪恶习，让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离开了家乡，临行前，找了个低年级的哥们儿，接着给他写。八爷自己则主动地承担了村里掏茅房，看夜儿等活计，每天逢人便笑。有次回家碰到他，见他满见皱纹，也许是日日强作笑脸儿留下的痕迹吧。

为了非农业户口，“复员军人”自己花钱活动，调到大港油田。同年，八爷也摘帽儿了，终于成了好人。

几年后，有次回家，村人跑来告诉我，石八爷死了。按风俗，死了人，村里人都得去灵前哭几声，称为弔散孝。我去了，先立在灵前，双手握拳作揖，大哭一声：“八爷啊！”接着一揖到底，折腰望地，头与灵床齐。再起身垂手，大哭一声。接下来是跪，一拜，抬头，再大哭一声。最后连着三拜，共成四拜。此时，请来的执事人喊：“孝子们还礼了。”于是，趴在灵台两边的孝子们一起叩首。这三声大哭，我居然真得流出了泪。因为曾有替他写思想报告的情谊，石家请我近前，揭开白布看了一下遗容。他脸上所有的皱纹终于都展开了，扫帚眉下的双眼，闭得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