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跟德国人的性格有什么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表面上的“谦卑”和后者骨子里的“清高”。这个不同主要是由两国文化中的不同价值观造成的。

日本人的“谦”源自于中国的礼教，受《论语》的影响最大。但他们的“卑”则是自身的，颇带些小人的味道。为了实现“谦”后面隐藏的险恶目的，他们不惜过份地“谦”，而“谦”过份了就成了“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在美国人面前的外交表现：日本驻美国大使还在非常“谦卑”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寻求和平的国书呢，可此时他们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了，美国政府也刚刚得知。所以，罗斯福怒不可遏，竟然给日本大使上了句国语：Get out!

德国人的“清高”则来自于日耳曼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种族优良的自信。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生活在德语地区的日耳曼人常被形容为“超人”，这个形象主要来自于塔西佗、恺撒等人的相关描述。在他们的书里日耳曼人被说成金发碧眼的巨人，拥有超人的力气。颇有搞笑意味的是：历史学家通过对遗留下来的骨骼和保存下来的尸体的研究，竟然证明了日耳曼人的确比罗马人个头高。德国人“清高”的典型例子是二战中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俺在生活中遇到的现代普通德国人，骨子里也都离不开“清高”二字。游客在中餐馆儿吃饭，常会带走一双筷子留念，俺确实看到有些国家的游客这样做过。但从没见有德国人这样干。

日本人的“谦卑”和德国人的“清高”，当然在各自的语言中也有不同的体现。

日本人的“谦卑”主要由语法中所谓的“敬体”来体现，老人对小孩子如何说话，小孩子对老人如何说话；男人对女人如何说话，女人对男人如何说话；政府官员中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又如何说话，都涉及到“敬体”，这是个相当麻烦的语法问题。日本人自己从小到大，年积月累地学下来，自然还不特别觉得难，但对学日语的外国人来说，却是个头疼的难题。日本人的“谦卑”在付诸于行动时就更搞笑了：不同身份的人之间，谁得向谁鞠躬，腰弯到多少度都有具体的规定。

记得以前的节目主持人倪萍曾说过一段儿央视和日本人在北京联合举办晚会的事。在双方排练台词时，日本提供的版本里有中方主持人要说的这么一句话：“日本朋友们，我们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 结果倪萍看了大怒，说：“我们中国人凭什么给你们日本人鞠躬？” 倪萍之怒正好说明，并不是咱们中国人不“谦虚”，而是绝不“谦卑”。

德国人的“清高”体现在语言中，远没有日语那么复杂，但也有不可忽略的语法“规定”，这就是 Sie 和 du 之分。其中 Sie 是“您”，而 du 是“你”。在分不清该用那个字时，用 Sie 自然是最安全的。但若一不留神，错用了du 问题可就大了。两个成年男人之间用 du 相称时，除非是亲哥俩，或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发小儿，或者是非常非常熟且相互都已接受了 du 这个称呼的人，否则，旁观者会以为这二位是 Schwul （男同性恋）。如果用 du 来称呼一个陌生人，这几乎等于骂他。南德比较讨厌外国人，俺过慕尼黑，在马路上见一位德国大爷跟一位黑人口角。那黑人不乖乖地走人行道，偏走在自行车道上，这原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他让已经让开了不就完了？谁知这大爷不由分说，堵住他就大声斥责。他可能以为这黑人德语必然差劲，当然就用了 du。谁知该黑人实系德国出生，焉有不通德语之理？居然也用 du 来回敬他，这下大爷动怒了，吼道：“你怎敢 du 我？” 黑人也火了：“是你先 du 我的！” 俺一时笑瘫。

德国人是决对不会轻易用 du 来称呼人的，因为这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你是他生活和事业中可信赖的哥们儿，所以对亲友之外的人几乎一律用 Sie。这其实还是“清高”在作怪，等于告诉你别跟我套近乎。所以呢，当你一位德国好友说，我能不能用 du 来称呼你时，你最好夸张地表示惊喜莫名，若客气地拒绝可就得罪他了。若是一位动人的日耳曼女孩儿要称你为 du 呢，你就等着伺机吻她好了。呵呵

那么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性格之间有无什么相同之处呢？有。最根本的相同之处是：凡事都要“较真儿”。这个相同也体现在各自的语言里，于是日语和德语也有了一个相同的语法特征：用动词“词尾”的变化来标示时态的变化。

日语中所谓的动词“词尾”都是する，当一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有“进行时，完成时，过去时或将来时” 等不同时，其动词词尾する就必须有相应的变化。无独有偶，德语也几乎完全如此。德语中，所有的动词词尾都是 en，这个 en 也必须随着动作发生时间的不同而变化。换言之，在日语和德语中，动词与时态有着“牵筋动骨”的关联。所谓的“牵筋动骨”是指：无论某个句子自身是否强调时间，无论句子里是否有强调时间的词或词组，动词的词尾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根据句子所属的时态产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自动的，只要你使用某个动词，这个动词的词尾就得有相应的变化来标示时态。人们甚至有一种动词中含有时态，时态中含有动词的感觉。当在一门儿语言中，时态的不同能决定其动词（词尾）的变化时，那么使用这门儿语言的民族对时间概念则是极端强调的，表现在其性格上那就是：守时，也就是在具体的时间点上“较真儿”。日本鬼子和德国鬼子的守时习惯是世所共知的，日本的情况，俺知之不详。那在德国呢，若赴约会晚了五分钟以上的时间，而事先又未能通知对方的话，就得当面致歉了。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小小礼节，也许下次他就不理你了。

与之相比，在咱们汉语中，凡要说明某个动作发生的时间时，都是在动词前后加上所谓的“时间副词”，如“将，就要，正，着，了，过”等字是也。进行时：正吃着；完成时：吃了；过去时：吃过了，将来时：就要吃。而动词“吃”这个字呢，还是保持自己的老样子，不管句子的时态如何变化，它自身是绝不发生任何变化的。也就是说，在汉语里动词自身和时态之间的关联不仅不像日语和德语那么“牵筋动骨”，而且是完全脱钩的。这个语法特征说明了什么呢？恰好说明了咱们龙族不喜欢强调某个具体的时间点，而喜欢强调某个宏观的时间段儿的性格。来，先看看咱们古人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你看这诗句所描述的时间在：古人之前，作者之后，可究竟是什么时候呢？而这时间又究竟有多长呢？作者不知，读者亦不知，所以才“悠悠”。这就是喜欢强调宏观时间段儿的例子。咱们龙族中以不守时而名扬千古的人则非汉代张良莫属。他跟他的恩师黄石公初次相约时，居然习惯性地连续两次迟到，在惨遭痛骂，懂得了守时实乃中华道德准则之一的道理之后，到第三次才能准时。这就是不喜欢强调具体时间点的例子。

也许你会责问：“讲信用是中国人的第一美德，你怎敢说中国人不守时？”

答：“俺没说咱们中国人都不守时。但某个中国人能守时与否，则只能看该人道德操守的高低。简言之：君子守时，小人常不守时。守时的典型例子是古代那个叫尾生的酸腐文人，传说他与女友约好桥下见面，女友未能准时来，可大水来了，你倒是打个手机，或先离开再说啊？他不，硬是抱着桥柱不走，结果呢，淹死了。呵呵”

你也许还会责问：“咱们汉语是世界上字形最优美，涵义最丰富，沟通最有效的语言，你却敢说汉语不好。”

答：“俺没说汉语不好，俺自己就是以说汉语为自豪的汉人。俺说得只是：从咱们汉语中有关动词自身完全与时态脱钩的语法特征看，咱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宏观地强调时间段，而不喜欢“较真儿”地强调某个具体的时间点。这样的民族性格使得咱们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在“大”的时空里看世界。看地上，明白了沧海桑田之变，看天上，领悟了天人合一之化，把天地合起来看，竟然得出了“道”。那“道”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了：“道可道，非常道。” 呵呵，你知“道”了吗？

日语和德语还有另一个相同的语法特征，那就是句子的“框型结构”：每句话的动词都在句子的最后位置上。请看下面的句子：

我 将 书 在明天 书店 跟你一起 去买。

读起来是不是很逗？不幸的是，日本人和德国人就是这样说话的。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

“买书”是这句话的本质，但日本人和德国人都要把“买”的具体措施先弄清楚，即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何去？最后才能开始“买”这个实际行动。这样的语法特征能反过来说明什么样的民族性格呢？这个性格就是：对处理事情的细节非常“较真儿”。

日本人处事的“较真儿”，咱们中国人大多耳熟能详。如咱们中国人随手泡个功夫茶喝喝，传到日本，竟成“茶道”了！所谓的“茶道”不过是过份地夸张了功夫茶的每一个细节而已。还有咱们唐朝人往瓷瓶里插鲜花儿的习惯，传到日本也成了花道。说到茶道或花道这些“小”事儿，你是不是觉得日本人小题大做得很滑稽？但要是涉及到“大”事儿呢？比如造汽车，造船？无疑，日本人的这种小题大做，也就是对处理事情细节的“较真儿”反而成了他们的优点！看来，日本人的汽车开遍世界，并非是命运好。

得利于相同的“较真儿”性格，德国人造出的汽车更是世界驰名。

俺可以举出个真实例子，来说明德国人处处对事情细节“较真儿”的习惯：这次过春节小聚，教几个德国人包饺子，俺解释说：先用水和面，好了放一边儿等着；再把菜剁碎放进绞肉里搅匀，这就是馅；然后把面分成很多小面团儿，再擀成一个个的面皮儿，最后把馅包在里面，这就是饺子了；之后烧水，水开了饺子下锅，再开了就熟了。诚然，这个解释是过于简单了些，但你也一定不会想到将面临这样的提问：

面多少克？水多少克？水冷热？面要等多少分钟（幸亏没问要等多少秒）？面皮直径约多少？厚度约几何？剁碎的菜应多大粒度？放油几克？放... ...？每个饺子馅应几何？煮饺子时用多大容器？水多少？煮一次放饺子几枚？... ... ？

只有最后一个问题问得必要：吃时蘸什么佐料？结果，饺子上桌了，几个德国鬼子正“严肃”地蘸醋，用筷子笨拙地往嘴里送呢，出状况了：

朋友的女孩，100%龙族血统，但在德国长大，她吃饺子，从不蘸醋，只蘸西红柿酱。德国鬼子们瞧见了，十分“气愤”，大叫：“哎，怎么回事儿？吃饺子是只能蘸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