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8月31日，两位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专家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为叙利亚政府献策－－“如何利用后霍尔木兹经济”。杰西·马克斯（Jesse Mark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研究学者。尼古拉斯·莱尔（Nicholas Lyall），阿布扎比趋势集团高级研究员兼政策分析师。请读他们的高见:

4月初，一支由299辆伊拉克燃料罐车组成的车队越境进入叙利亚，前往地中海港口巴尼亚斯。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际，这里是通往国际市场仅存的少数几条通道之一。这是自2003年以来伊拉克石油首次合法经由叙利亚运输；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实际上切断了伊拉克向叙利亚跨境运输石油的通道。4月底，伊拉克扩大了这条运输路线，重新开放北部与叙利亚之间的拉比亚过境点；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这个过境点已经关闭了十多年。从4月到7月底，超过210万公吨的伊拉克燃料被运往叙利亚海岸。

在叙利亚内战于2011年爆发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地中海之间的商业十字路口，把海湾国家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但2011年之后，叙利亚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中转枢纽。贸易开始主要由运往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武器和后勤支援，以及燃料、毒品和其他非法贸易所主导；这些贸易充实了该国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的金库，却几乎没有给叙利亚人带来任何好处。

在曾由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组织沙姆解放组织于2024年底推翻阿萨德政权之后，地区贸易开始逐渐恢复。据叙利亚海关机构估计，到2025年8月，多达32.7万辆卡车运载超过700万吨货物进入叙利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开始与叙利亚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在该国开展商业活动。大马士革的新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恢复该国与各种地区和国际伙伴的关系，目的是结束叙利亚的经济孤立。尽管意义重大，但对于经历十多年内战之后重建这个国家而言，这远远不够。2025年，世界银行估计，叙利亚重建将耗资216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叙利亚2024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倍。

叙利亚领导人现在正对这个国家进行定位，使其能够从地区动荡再度加剧中获益。自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叙利亚获得新的外国投资的机会大量增加。由于与美国和以色列结盟以及依赖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遭到伊朗报复的风险，许多国家正在转向叙利亚，因为叙利亚拥有各种地理位置优越的陆路和海路。叙利亚当局正在利用资本和贸易可能蜂拥而至的机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使国家能够重新塑造叙利亚的形象，把它从难民、恐怖主义和地区混乱的来源转变为一个在地区互联互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中转强国。但投资的速度和规模也可能压垮管理这些投资所必需的制度。如果得不到适当审查或公平分配，目前看来如此充满希望的新投资浪潮可能会破坏这个国家脆弱的复苏。

余震

对更完善、更加多样化的中东运输通道的需求并非新鲜事物，但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内战使经由这个国家的运输变得不可能。2009年，沙特和土耳其政府开始讨论重新开发汉志铁路线路；这条铁路由奥斯曼帝国修建，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部分被摧毁，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爆发，两国放弃了这些计划。2010年至2021年间，叙利亚出口下降了大约90%。随着国家分裂成彼此竞争的不同控制区，贯穿这个国家的主要运输路线完全关闭。2023年，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欧洲伙伴提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以此促进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并把作为走廊节点之一的以色列与其邻国整合起来。

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使扩大这些项目变得更加紧迫。今年4月和6月，约旦、沙特、叙利亚和土耳其政府同意在三至四年内重新开发汉志铁路。大西洋理事会等机构对类似地区铁路走廊的分析估计，这条铁路最初每年可以运输约150万个集装箱，随着铁路和港口运力扩大，运输量可能增加至300万个。这项提议与沙拉提出的一个大致构想相呼应；他在4月欧洲和中东领导人参加的一次非正式欧盟峰会上提出“四海九廊”倡议，把叙利亚置于一个连接波斯湾、里海、黑海和地中海的网络中心，促进货物、电力和石油的陆路及海上贸易。随后在7月，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意修复基尔库克—巴尼亚斯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遭到摧毁，修复的目的是为伊拉克石油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地中海出口通道。如果这条管道按照预计的四年时间表投入运营，到2030年，它每天可以输送200万桶石油，相当于伊朗战争之前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的大约60%，以及此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总量的约9%。随着经由土耳其的新路线也在规划之中，伊拉克有望使其80%以上的出口量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从而结束其对海湾码头近乎完全的依赖。

然而，这些趋势并不能保证改善叙利亚人的经济和政治命运。尽管叙利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面对寻求出口路线多样化的外国行为体时拥有地缘政治筹码，但这也使这个国家处于正在形成的各种竞争的中心：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在安全问题上趋于一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港口和物流领域日益发挥商业作用，而以色列则试图阻止土耳其在其边境附近建立影响力。围绕由谁为这些不同走廊提供资金、由谁运营以及由谁保护这些走廊的竞争，可能会把叙利亚卷入其自身稳定程度不足以承受的争夺之中。

叙利亚可能会被卷入围绕贸易的争夺，而它自身的稳定程度还不足以承受这种争夺。

大马士革试图通过与几乎所有愿意支持其重建和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合作来限制这种风险，包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战略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叙利亚最大资金支持者的影响力正把大马士革拉向一个由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组成的阵营。如果围绕这些走廊的竞争增长速度超过叙利亚管理这种竞争的能力，这个国家可能沦为外国加强控制和攫取利益的受害者。

以色列也可能成为叙利亚重新崛起为可靠贸易通道的一个重大障碍。如果汉志铁路重建成功，以色列对于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重要性，以及作为阿拉伯国家通往地中海门户的重要性，都将下降。以色列很可能会试图抵制这一发展。2月，随着叙利亚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日益接近，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警告一个“正在形成的激进逊尼派轴心”；6月，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Miri Regev）警告说，旨在绕开以色列的地区贸易和能源伙伴关系对“国家安全构成真正的战略威胁”，从而把叙利亚作为替代性贸易走廊的崛起纳入以色列更广泛的威胁认知之中。而且，以色列已经表明，它愿意对这些国家使用武力；2025年，以色列轰炸了多哈的一处哈马斯设施，在叙利亚各地实施大规模袭击（包括袭击土耳其军事团队为在叙利亚部署而进行考察的空军基地），并夺取了叙利亚南部更多领土。2026年8月，以色列袭击了叙利亚的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此前以色列声称，大马士革正准备允许土耳其在那里部署军队，而用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Israel Katz）的话说，这一部署意在“伤害以色列”。

无力承受与以色列开战的大马士革避免采取军事报复，并通过参加美国斡旋的谈判寻求以色列撤军。然而，这种克制的做法可能无法阻止以色列扩大其对叙利亚领土的非法占领、打击叙利亚基础设施，或者通过与叙利亚少数族群的关系煽动不稳定，而所有这些行为都在妨碍对叙利亚复苏至关重要的项目。正如中东分析人士希拉·埃夫隆（Shira Efron）和丹尼·西特里诺维奇（Danny Citrinowicz）在《外交事务》中所指出的，叙利亚新政府试图反制这些行动，可能导致以色列和叙利亚成为长期敌手。这种反制行动还将需要外国行为体提供更多支持。

付费入场

外国势力在叙利亚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也影响着该国重建的重要政治层面。在整个内战期间，阿萨德允许那些支持其镇压政权的国家进入叙利亚领土并获取经济资产。俄罗斯建立了军事基地，并获得利润丰厚的磷酸盐、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港口特许经营权。伊朗利用叙利亚作为通往黎巴嫩的陆桥，并在该国驻扎数千名军人。阿萨德倒台后重新整合叙利亚国家的努力，一直是在这一阴影下展开的。沙拉领导的政府基本终结了这种将叙利亚主权外包的做法，把伊朗和真主党部队逐出叙利亚，拆除支撑伊朗在该国军事走廊的网络，并重新收回此前由俄罗斯控制的军事基地，尽管这些基地仍将由双方共同运营。但是，主权外包的风险并没有消失。大马士革仍在努力应对一个碎片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多年来，叙利亚各地的海关管理体系分别由彼此竞争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行政当局。尽管大马士革已经重新取得对原先由库尔德少数族群领导的地区内与伊拉克之间过境点的控制权，但从该地区进入土耳其的主要过境点至今仍未重新开放。

为了吸引叙利亚重建所必需的资金，新政府降低了地区和国际力量进入并投资叙利亚运输路线、港口和领土的门槛，而这些项目可能有助于把该国彼此割裂的地区连接起来。去年6月，沙拉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大多数行业拥有完全所有权，可以不受限制地把利润汇回本国，并享受广泛的税收和关税优惠。该法令把投资许可、使用国有土地以及获得重大税收优惠资格的权力集中在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机构手中，使总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来决定谁能够投资叙利亚的战后经济。这种集权很可能有助于简化投资程序。但是，如果缺乏对这些决定的独立监督——而叙利亚至今尚未建立这种监督机制——集权也可能使阿萨德时代把经济准入作为政治忠诚奖赏的做法死灰复燃。这样的制度可能使重建成为政治恩庇的新来源，从而损害新政府在那些未能从中受益的叙利亚人眼中的合法性，并可能重现内战爆发前导致这个国家分裂的那些不平等现象。

长期特许经营权使外国公司对关键基础设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法国航运公司达飞海运集团拥有叙利亚最大港口拉塔基亚港为期30年的特许经营权，这项安排使叙利亚政府获得该港口60%的收入。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物流公司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将出资并建设叙利亚第二大港口的新基础设施，以换取对该设施30年的运营控制权，此后控制权将归还大马士革。但是，由于这项交易的任何收入分配条款都没有公布，国家究竟将获得多少收入，以及这些收入将如何管理和分配，仍不清楚。

叙利亚重建的规模使外国融资很难被拒绝。尽管世界银行已经把近5亿美元赠款用于电力、供水、医疗卫生和金融机构等公共服务项目，但这只能满足该国重建需求的不到百分之一。10月，沙拉表示，他的政府在执政最初十个月里已经从土耳其和海湾地区投资者那里吸引了28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大约相当于叙利亚估计总需求的13%。然而，最大规模的投资承诺偏向于政府授予的基础设施和开发项目——发电厂、港口、机场、电信和城市房地产——却很少关注恢复叙利亚受灾最严重社区的基本服务和被毁住房。此外，这笔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初步协议。

沙拉政府设立了两个基金来管理重建：叙利亚发展基金，用于接受捐款和赠款，以重建道路、桥梁以及供水和供电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仿照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建立的叙利亚主权基金，用于管理国有资产、投资公共财产并持有战略项目的股份。专门的重建基金在冲突后国家十分常见，而设立主权财富基金也可能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可以简化对碎片化、陷入困境而且历来管理不善的公共资产的管理。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按照目前的设计，叙利亚主权基金把公共资产的管理直接集中在总统之下，既没有独立监督，对其结构和管理的公开披露也十分有限，而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的类似重建计划也曾采取这种做法。甚至旨在加强问责的改革也集中在总统之下。例如，计划设立的投资和商业争端仲裁中心将隶属于叙利亚投资管理局，而该管理局本身又隶属于总统机构。这种制度架构可能使总统对于哪些投资者、地区和社区能够从复苏中受益拥有过度影响力。在一个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深受国家滥用权力和财富之害的国家，这种控制模式令人不安地似曾相识。

获得回报

如果新的碎片化局面使一个强大、富裕的大马士革与贫穷、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之间继续彼此脱节，那么运输走廊和投资就无法产生持久回报。归根结底，叙利亚能否把外国投资转化为当地收益，取决于大马士革能否建立一种可预测的政治秩序。到目前为止，政府似乎正在稳步取得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过去两年来，沙拉重新统一国家的行动一直伴随着暴力。在阿拉维派占多数的沿海地区、德鲁兹派占多数的苏韦达地区以及由库尔德人领导的东北部地区发生的战斗，加深了国家与其试图治理的各个社群之间的不信任。

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民主力量之间重新发生的对抗，对内战卷土重来发出了最明确的警告。叙利亚民主力量是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由库尔德人领导的联盟，在把伊斯兰国（又称“伊斯兰国组织”）逐出该地区之后，曾经治理叙利亚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中央政府与叙利亚民主力量在2025年3月签署了合并协议，但围绕军事整合和库尔德自治问题的争议最初阻碍了协议的实施，导致今年1月爆发战斗，造成超过17万人流离失所。在美国斡旋的停火阻止政府继续向北推进之后，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层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把边境过境点、油气田和地方机构的控制权移交大马士革，并把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战斗人员整合进叙利亚军队。8月，在经过数月逐步落实之后，叙利亚民主力量指挥官马兹卢姆·阿卜迪（Mazloum Abdi）宣布该联盟作为一支独立力量解散，并终止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东北部领导的自治。甚至此前实际上处于库尔德人控制之下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现在也正在移交给大马士革。从纸面上看，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民主力量1月达成的协议，为解决战争时期形成的非正式边界和关闭的路线，以及协调彼此竞争的关税制度和平行治理体系提供了一个框架。然而，如果生活在东北部的库尔德族多数人口认为这种重新整合不充分，或者未能维护库尔德人的权利和代表权，他们可能开始抵制，从而阻碍大马士革巩固对整个国家及其运输走廊全面控制的努力。

数百万叙利亚人的回归进一步提高了政治风险。截至5月底，估计已有167万难民和192万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自己的家乡社区。许多人从邻国长期贫困的生活中返回那些本已难以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社区，这加剧了围绕住房、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竞争，而且随着这一过程继续展开，可能产生新的地方不满和冲突根源。为了成功安置并融入这些回归者，大马士革必须赋予各省和市镇必要的资源和自主权，使其能够实时解决公共服务提供、创造就业和教育方面的问题。

为了避免重现一种依赖过境费和外国特许经营权的食利经济，叙利亚国家必须把项目收入重新投资于地方经济。阿萨德对伊朗和俄罗斯的依赖缩小了他的回旋余地，但新政府可以与寻求进入叙利亚市场和运输路线的欧洲、海湾国家、土耳其、美国以及国际机构进行谈判。这些伙伴之间的竞争为大马士革提供了谈判筹码，使其能够争取让这些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尽可能多地留在叙利亚。但是，要有效利用这种筹码，就需要达成透明的协议，并使这些协议与国家在重建和复苏方面明确的政策优先事项相联系。为了更好地把首都与遥远的城市和城镇连接起来，中央政府必须投资改善道路和电力连接，并要求外国投资者支持雇用当地人员和收入分享协议。政府还需要与少数族群领导人和部落社群达成持久而公平的安排，以加强国内信任。

叙利亚作为地区贸易有利中转点重新受到关注，在大马士革迫切需要收入、重要性和筹码之际，为其带来了这三者。但这些资源并非一成不变。大马士革面临的挑战，是利用其在地区贸易中新获得的重要地位所带来的回报，建立运转有效的制度，分配用于复苏的资源，并克服历史积怨。否则，在经历数十年的排斥之后，叙利亚可能重新回到地区版图上，却仅仅成为其他国家进行商业开发的一条脆弱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