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國會山報》周二9月1日刊發的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高級顧問哈倫·厄爾曼（Harlan Ullman）的政治評論。哈倫·厄爾曼先生是一家私人公司董事長，也是“震懾”理論的主要作者。他即將出版的新書《誰思考得最好，誰就能獲勝：果斷的戰略思維將如何防止全球混亂》，由他與英國前國防參謀長、陸軍元帥戴維·理查茲勳爵（The Lord David Richards）合著。疑義相與析, 不妨一讀：

總統們不喜歡聽壞消息。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前往莫斯科，向俄羅斯同行通報美國對烏克蘭戰爭狀況的評估。消息不可能是好的。

即使烏克蘭沒有贏得戰爭，它給俄羅斯造成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也極其巨大。如今，俄羅斯的能源基礎設施正越來越多地陷入癱瘓。

假設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派遣對外情報局局長謝爾蓋·納雷什金（Sergey Naryshkin）向川普通報美國對伊朗的“遠征”。想象一下，如果納雷什金把現實情況告訴川普，會發生什麼。川普會暴跳如雷。

納雷什金會利用美國的報道告訴總統，美國的總損失估計達到290億美元或更多。上個月，政府要求撥款670億美元支持這場衝突。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損失大約四分之一的“死神”無人機機隊，共計45架無人機。此外，美軍還發射了至少850枚“戰斧”巡航導彈以及超過1000枚反導和反無人機武器，用於攔截來襲的伊朗攻擊。

納雷什金會提醒川普，伊朗摧毀了位於巴林的指揮與控制中心，以及海灣地區的主要雷達站。與此同時，有報道稱，伊朗擊傷了一架美國F-35“閃電Ⅱ”戰鬥機和四架F-15“攻擊鷹”戰鬥機，摧毀了至少兩架KC-135加油機和一架E-3“哨兵”空中預警與控制飛機，並擊落了一架A-10“雷電Ⅱ”攻擊機。

據報道，兩架美國MC-130運輸機被摧毀，以“防止它們落入敵手”。而且，由於在海上連續數月執行任務而沒有進行維護所造成的磨損，“福特”號和“林肯”號航空母艦都將停止執行任務，進行可能長達一年的維修。

無論川普還是普京，都不能很好地接受負面反饋。很少有總統能夠做到。我的兩段親身經歷進一步印證了這一結論。

越南戰爭期間，直到1968年1月的春節攻勢發生，以及著名電視新聞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宣布戰爭已經陷入僵局之後，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才認識到真相。

1967年6月，三名年輕軍官奉命從越南返回美國，向總統匯報他們對戰爭的看法。我就是其中之一。在場的有約翰遜總統、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國家安全顧問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厄爾·惠勒（Earle Wheeler）將軍以及其他高級顧問。

我第一個被問到，而且約翰遜要求我直言不諱，於是我告訴這些官員，“我們正在被打得屁滾尿流”，而我們的選擇就是“要麼打進去，要麼撤出來”——意思是，除非我們準備派遣地面部隊入侵，把北越一分為二，否則我們不可能獲勝。

另外兩名軍官沒有獲得發言機會。在接下來的55分鐘裡，約翰遜、麥克納馬拉和惠勒給我們進行了一番鼓勁訓話，告訴我們戰爭形勢有多麼良好。他們沒有反駁我說的話。無知是更好的回應方式。

我們三個人離開時，很明顯，白宮裡沒有任何人真正掌握現實情況。更有可能的是，由於他們如此深入地參與了戰爭的指揮，認知失調占據了上風，以至於在總統看來，獲勝不僅很有可能，而且是唯一的選項。

另一段經歷發生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期間。自從我和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都在美國國家戰爭學院時起，我就認識他，而且與他關係非常密切——他是1976屆學員，而我是教員。

在戰爭準備階段，我不相信伊拉克擁有可以使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作為福克斯新聞撰稿人，我曾多次公開這樣表示。我曾多次懇求鮑威爾，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以及前中央司令部司令、海軍陸戰隊上將安東尼·津尼（Anthony Zinni）所作出的否定性評估，再重新審視一次，甚至再審視兩次。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一次美伊戰爭時期，他還是“震懾”小組中一名邊緣成員時起，我就非常熟悉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因此我也向他提出了類似的質疑。但是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已經拿定了主意。入侵伊拉克是“自由議程”的組成部分，這項議程將把民主強加給這個地區。戰爭不可避免。

我還問過，如果沒有發現這些武器，備用方案是什麼？沒有答案。

歷史或許不會重演，但如果納雷什金真的向川普進行這樣的情況通報，我猜，就像他的總統前任們一樣，川普的看法也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