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外交事务》杂志周二9月1日发表的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威廉·J·佩里讲师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的政治评论，旨在讨论如何阻止一场新的军备竞赛：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或许尚未陷入军备竞赛，但它们正在为此厉兵秣马。华盛顿正在建造一种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潜艇。俄罗斯正在研制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和一种新型弹头，同时计划升级其潜艇和轰炸机。中国已经挖掘了300多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并部署了空射弹道导弹，同时正在研制新一代潜艇和一种隐形轰炸机。这三个国家都在就其核武器计划的现代化作出将在未来数十年结出成果的决定——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逆转，此前数十年间，美国和俄罗斯拆除了数千件核武器，而中国似乎满足于维持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量。

然而，竞争加剧得最快的却是在太空领域。过去十年里，美国企业率先开发出能力强大的小型卫星，将由大量此类卫星组成的星座送入轨道，并大幅降低了发射成本。俄罗斯将一颗卫星部署在一条几乎没有其他卫星使用的轨道上，这条轨道位于距地球1,000多英里的强辐射带内；美国官员认为，这是俄罗斯对一种核动力反卫星武器进行测试的过程，这种武器有朝一日可能一次性摧毁大批卫星系统。俄罗斯卫星曾悄悄靠近美国和欧洲的航天器，而一颗中国卫星曾将一艘失效的航天器拖曳至一条新轨道——这些机动展示了这样一种能力：可以在足够近的距离长时间停留，以检查另一个国家的卫星，或者更糟的是，对其进行窃听、干扰、捕获或使其失效。俄罗斯和中国都测试过摧毁卫星的导弹；俄罗斯2021年的一次测试将一颗失效卫星炸成了1,000多块碎片。美国也展示过类似能力，只是没有那么大张旗鼓，而川普总统则提议，作为其“金穹”计划的一部分，在轨道上部署数千枚反导拦截器。

“金穹”旨在保护整个美国免受从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的所有导弹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这一雄心将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深刻地塑造正在酝酿中的军备竞赛。无论这个所谓的“穹顶”最终是否真正建成，推进这一防御力量建设的决定很可能已经迫使俄罗斯和中国的规划人员重新思考本国的核力量结构。鉴于武器研发周期漫长，他们不能冒险不这样做。莫斯科和北京现在都将规划规模更大的进攻力量——更多导弹、每枚导弹携带更多弹头、更多诱饵，以及更多旨在从天基拦截器下方或周围飞过的非常规运载系统——同时还会研制攻击这些拦截器和传感器本身的武器。由于各方都担心失去自己的报复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核稳定的一项基本要求，这将加速军备竞赛。如果美国现在要阻止这一危险循环，就需要重新汲取一项曾在20世纪60年代帮助稳定美苏竞争的教训：只有当各国同意限制自身防御力量时，军备控制才会奏效。

改变游戏规则

军备竞赛是大国敌对关系的一种症状，但仅有敌对关系并不会引发军备竞赛。当强国开始担忧战略平衡发生变化时，它们才会开始大量积聚武器。俄罗斯和中国近来一直在应对的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2002年，当时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退出了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为美国部署全国性导弹防御系统铺平了道路，而莫斯科和北京担心，这套系统有朝一日可能具备压制报复性打击的能力。

华盛顿从未建立起它们所担心的那套系统。今天，美国只有44枚陆基拦截器——这些拦截器在测试中的表现不佳——用于防御洲际弹道导弹。尽管几十枚拦截器比美国2002年时的零枚要多，但即使俄罗斯目前部署的大约1,500枚战略弹头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发动攻击，这一数量的拦截器也会不堪重负。

但是，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针对华盛顿实际建造的系统作出回应，而是针对它们担心华盛顿可能建造的系统升级了自己的进攻性武库。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站在本国立法机构面前，公布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非常规运载系统——例如核动力巡航导弹、核武装水下无人航行器以及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这些系统全都旨在规避美国的防御——他将这些武器描述为俄罗斯对美国16年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回应。中国领导人也曾强烈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而在过去十年里，北京通过将其核武库规模扩大约一倍，并部署一种空射弹道导弹和一种新型潜射导弹以完成核三位一体建设，力求确保自己能够压倒任何美国防御系统。中国还演练了向太平洋发射关键战略系统——2024年9月，中国进行了40多年来首次全射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并研制出一种轨道轰炸系统，可以避开美国雷达并攻击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制造并测试了能够威胁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所依赖卫星的武器。

仅有敌对关系并不会引发军备竞赛。

从发现战略平衡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到制定出应对措施，两者之间总会存在时间差。预算和官僚机构的运转可能慢如冰川，而国内政治往往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决定一个国家追求何种武器和战略。例如，20世纪70年代，苏联研制了新一代看似精度更高的导弹，即SS-18和SS-19——这是两种大型井基洲际弹道导弹，每枚都能够向美国境内的目标投送多枚弹头。该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末一场持续多年的官僚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围绕如何应对华盛顿研制能够携带多枚弹头的“民兵III”型导弹展开。与此同时，中国工程师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如何对抗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提出的导弹防御系统——“战略防御倡议”。然而，提高中国天基能力的计划多年停滞不前，直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美国政府称这次袭击是一次意外——预定目标是一家南斯拉夫武器采购机构——但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使中国放宽了对各种国防项目的资金投入，其中包括反卫星武器的研发；北京最终于2007年通过在轨道上击碎自己的一颗气象卫星，对这种武器进行了测试。

现在要完全弄清国内政治如何推动俄罗斯和中国今天有关武器研发的决定，还为时过早。然而，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人显然都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的防御力量建设作出回应。考虑到美国实际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表现平平，以及美国历届政府官员一直努力向俄罗斯和中国同行保证，这些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防范朝鲜和伊朗，而不是压制俄罗斯或中国的核力量，那么它们在2002年之后或许反应过度了。但现在，川普政府已经明确接受了防御“同等和近同等对手”的目标——在五角大楼的用语中，这一说法指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无疑让莫斯科和北京相信，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不再是幻想

美国的“金穹”计划将极大加剧这场竞争。美国方案的核心——天基拦截器——将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飞行最初几分钟、尚未释放弹头和诱饵之前对其发动攻击，从而有可能削弱两国各自赖以威慑美国发动攻击的报复性打击能力。俄罗斯和中国将寻求能够突破这些防御系统的新型导弹、弹头和运载系统。

即使人们对“金穹”的可行性存在一些疑问，俄罗斯和中国官员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它。里根于1983年提出“战略防御倡议”时，这一计划被广泛嘲讽为“星球大战”——也就是科幻小说。当时，卫星体积太大，发射成本又太高，无法像该计划所设想的那样将一个庞大的卫星群送入轨道。但如今，由数千颗相对较小的卫星组成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网络证明，规模非常庞大的卫星星座是可行的。发射成群的小型轻量化拦截器，以保护美国免受来袭核导弹攻击，可能已经不再那么异想天开。

这并不是说“金穹”没有面临问题。导弹防御系统一直难以达到分析人士所说的“边际成本效益”。攻击方制造和部署一枚导弹（或另一个弹头或诱饵）的成本，通常低于防御方制造和部署足够数量拦截器以阻止它的成本。目前，美国军方计划使用四枚拦截器瞄准太空中的每一个弹头，而杀伤器——即定位弹头并与之碰撞从而将其摧毁的技术——尤其昂贵。2012年朝鲜展示六枚洲际弹道导弹模型时，美国的回应是增购14枚拦截器。那些发射装置和所有导弹究竟花了平壤多少钱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只是华盛顿为此作出回应所花费的大约1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

天基拦截器也不太可能解决成本问题。从理论上说，天基拦截器可能比陆基拦截器便宜，因为已经位于轨道上的拦截器不需要大型助推器，而且可以在导弹飞行早期、其速度较慢且容易追踪时将其锁定为目标。但是，即使卫星发射成本正在下降，仅仅针对最简单目标构建一层薄弱的防御体系，也需要数千枚天基拦截器，而且必须不断更新补充。如果拦截器的助推器加速速度没有那么快、传感器没有那么灵敏、与它们之间的通信也不像美国军事规划人员预期的那么顺畅，为了以更大的数量弥补质量上的不足，几千枚很容易就会变成几万枚。俄罗斯或中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增加导弹库存或提高弹头效能的努力，将迫使美国部署更多拦截器。星链卫星可能只需几十万至100万美元，但它们并没有内置昂贵的杀伤器。具备这种能力的卫星则极其昂贵。美国上一次设计的天基拦截器——20年前研制的“近场红外实验”——经通胀调整后，每枚成本约为6500万美元。

危险日益加剧

人们很容易从军备竞赛的缓慢步伐中获得安慰。完全有可能的是，等到这些新系统准备部署时，它们可能真正投入使用的那些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以“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为例，这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于2021年达成的协议，三国将联合生产核动力潜艇，以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等到第一艘潜艇于21世纪40年代初投入服役时，一个由90岁的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如果届时他甚至还活着——将与今天的中国大不相同。

但是，缓慢并不等于稳定。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现在都能够以会造成实际后果的方式骚扰彼此的卫星。如果在这种敌对机动中，追踪太空物体方面的国际合作恶化，私营企业运营商业卫星将变得更加困难，而且它们还将不得不自行承担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风险，因为这些资产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获得针对战争行为或破坏活动的保险。

这三个国家还都在把自己锁定于持续数十年的兵力态势之中，却并不确切知道对手的兵力届时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太空能力和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正以快得多的速度发展。没有人真正能够预测21世纪30年代初将会出现哪些技术，而美国空军希望届时部署首批“哨兵”洲际弹道导弹，以取代部署在400座发射井中、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民兵Ⅲ”型洲际弹道导弹，作为美国陆基核威慑力量。到那时，中国导弹的精度和数量可能已经足以威胁这些发射井。人工智能赋能的侦察可能会使机动和隐蔽部队更容易被发现。又或者，新的太空能力或人工智能赋能的网络攻击可能会使美国预警所依赖的天基传感器以无人预料到的方式变得脆弱。

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在努力发展能够威胁对手太空资产的能力时，其中一个主要参与方最终可能在危机中暂时获得先发制人的动机——即使它原本根本不愿发动攻击。例如，如果俄罗斯把核武器部署到轨道上——它似乎有意这样做——它可能试图利用这些武器摧毁卫星，从而在冲突一开始就致盲美国。中国同样可能发展摧毁大量卫星的危险手段，包括从地面发射的“突然升空式”助推器，这种助推器可以把一枚核弹头送入太空，并在美国防御系统作出反应之前将其引爆。中国军事科学家已经发表了关于这种核爆炸的模型。爆炸将损坏视线范围内任何未加防护的卫星，而且正如美国1962年的一次试验所证明的那样，还会留下一条辐射带，在此后数月里继续摧毁卫星。由于这种战时的大规模攻击极有可能削弱美国的核指挥与控制系统，华盛顿将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太空中的这种打击可能是对地球发动核打击的前奏。仅仅是其关键太空资产可能在一次突袭中丧失这种可能性，就可能促使美国提前动用其部队，或者以增加事故风险的方式下放发射授权，以避免遭受毁灭性后果。

是时候谈判了

对于技术快速进步可能威胁核稳定的担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规划人员也有同样的担忧，当时，能够携带多个弹头的导弹（即分导式多弹头）、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及反卫星武器几乎同时出现。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是军备控制。军备控制协议的目的不仅是减少美国和苏联核武库中的核武器数量，也是为兵力规划提供一个可预测的基础。

这一努力取得的成效喜忧参半。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了美国和苏联导弹发射装置的数量，后来的条约逐步将双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从当时的1万多枚分别削减到今天的1550枚。在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华盛顿和莫斯科甚至成功遏制了某些可能诱使对手发展进攻能力的防御部署——这就是为什么核战略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40年前在《外交事务》撰文时，将这项协议称为军备控制的“最高点”。但是，谈判并未进一步限制分导式多弹头或反卫星武器，而军备控制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停滞；里根于1983年公布“战略防御倡议”之后，这一计划成为恢复军备控制努力的主要障碍。

重启军备控制努力可以减缓今天的军备竞赛。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最后一项仍然有效的军备控制协议《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于今年2月失效，自1972年以来首次没有任何东西限制俄罗斯和美国扩充其进攻性或防御性核力量。两国——以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恐惧和猜疑作出决定，而不是共同追求核稳定。

莫斯科和北京显然都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的防御力量扩张作出回应。

就目前而言，美国的太空计划使人很难想象能够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莫斯科至少有条件地对此持开放态度：普京于2025年9月提议，双方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继续非正式遵守该条约的限制一年；在华盛顿没有回应之后，俄罗斯宣布，只有在美国也遵守这些限制的情况下，它才会继续遵守。北京的热情较低，但中国官员一直在暗示他们所谓的“战略稳定建设性关系”。川普今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有兴趣达成一项“新的、改进的、现代化的、能够长久延续到未来的条约”——政府官员曾暗示，这项条约可能限制所有核武器，包括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并将中国和俄罗斯都纳入其中。然而，美国总统对于“金穹”同样热情高涨。归根结底，这些雄心彼此存在冲突：川普可以拥有这项条约，也可以拥有“金穹”，但不能两者兼得。如果美国的防御系统——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些力量正是为了击败这些防御系统而存在——不能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那么莫斯科和北京都不会限制自己的进攻力量或不断增长的太空能力。如果只限制进攻力量而不同时限制防御力量，就可能使美国能够在危机中企图对俄罗斯或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然后依靠其强大的防御系统消灭任何幸存的力量。这将使俄罗斯和中国无法进行报复，并因此容易受到胁迫。

好消息是，由于大多数国家都与扩大太空商业利用利益攸关，因此它们有理由在努力谈判一项限制战略武器的新条约的同时，设法降低这一领域的危险。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是缔约国的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已经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器。该条约缺乏核查机制，但如果签署国同意在有效载荷发射前进行检查，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于其进入轨道后进行检查，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有在轨道上拥有卫星的国家都应支持禁止会产生碎片的反卫星武器试验，并推动太空交通管制方面的合作，以降低发生碰撞的风险。

如果对防御力量施加某些限制，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变得更加可行。限制针对核攻击的防御能力这一理念，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中不可触碰的禁忌，尤其是在共和党人当中。但许多共和党过去奉为圭臬的原则已经被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该党曾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北约，也同样坚定地反对俄罗斯，直到川普决定采取不同立场。此外，一项协议并不一定要彻底取消防御能力。《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每一方保留两个导弹防御基地，后来又减少到一个。一项新协议需要做的是，对防御能力施加可以核查的限制，从而使其他各方获得某种可预测性。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继续扩充各自的进攻力量，发展越来越奇特的运载系统，并寻求攻击彼此卫星的新方法。三国都会指责对手迫使自己不得不扩充军备，但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是在与自己赛跑，受到自身恐惧和内部政治斗争的驱使。很难想象有谁能够赢得这样一场竞赛——除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参加这场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