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外交事務》雜誌周二9月1日發表的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威廉·J·佩里講師傑弗里·劉易斯（Jeffrey Lewis）的政治評論，旨在討論如何阻止一場新的軍備競賽：

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或許尚未陷入軍備競賽，但它們正在為此厲兵秣馬。華盛頓正在建造一種新的洲際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和彈道導彈潛艇。俄羅斯正在研製一種重型洲際彈道導彈和一種新型彈頭，同時計劃升級其潛艇和轟炸機。中國已經挖掘了300多個新的導彈發射井，並部署了空射彈道導彈，同時正在研製新一代潛艇和一種隱形轟炸機。這三個國家都在就其核武器計劃的現代化作出將在未來數十年結出成果的決定——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逆轉，此前數十年間，美國和俄羅斯拆除了數千件核武器，而中國似乎滿足於維持最低限度的威懾力量。

然而，競爭加劇得最快的卻是在太空領域。過去十年裡，美國企業率先開發出能力強大的小型衛星，將由大量此類衛星組成的星座送入軌道，並大幅降低了發射成本。俄羅斯將一顆衛星部署在一條幾乎沒有其他衛星使用的軌道上，這條軌道位於距地球1,000多英里的強輻射帶內；美國官員認為，這是俄羅斯對一種核動力反衛星武器進行測試的過程，這種武器有朝一日可能一次性摧毀大批衛星系統。俄羅斯衛星曾悄悄靠近美國和歐洲的航天器，而一顆中國衛星曾將一艘失效的航天器拖曳至一條新軌道——這些機動展示了這樣一種能力：可以在足夠近的距離長時間停留，以檢查另一個國家的衛星，或者更糟的是，對其進行竊聽、干擾、捕獲或使其失效。俄羅斯和中國都測試過摧毀衛星的導彈；俄羅斯2021年的一次測試將一顆失效衛星炸成了1,000多塊碎片。美國也展示過類似能力，只是沒有那麼大張旗鼓，而川普總統則提議，作為其“金穹”計劃的一部分，在軌道上部署數千枚反導攔截器。

“金穹”旨在保護整個美國免受從世界任何地方發射的所有導彈威脅，包括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導彈。這一雄心將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深刻地塑造正在醞釀中的軍備競賽。無論這個所謂的“穹頂”最終是否真正建成，推進這一防禦力量建設的決定很可能已經迫使俄羅斯和中國的規劃人員重新思考本國的核力量結構。鑑於武器研發周期漫長，他們不能冒險不這樣做。莫斯科和北京現在都將規劃規模更大的進攻力量——更多導彈、每枚導彈攜帶更多彈頭、更多誘餌，以及更多旨在從天基攔截器下方或周圍飛過的非常規運載系統——同時還會研製攻擊這些攔截器和傳感器本身的武器。由於各方都擔心失去自己的報復能力，而這種能力又是核穩定的一項基本要求，這將加速軍備競賽。如果美國現在要阻止這一危險循環，就需要重新汲取一項曾在20世紀60年代幫助穩定美蘇競爭的教訓：只有當各國同意限制自身防禦力量時，軍備控制才會奏效。

改變遊戲規則

軍備競賽是大國敵對關係的一種症狀，但僅有敵對關係並不會引發軍備競賽。當強國開始擔憂戰略平衡發生變化時，它們才會開始大量積聚武器。俄羅斯和中國近來一直在應對的這種變化可以追溯到2002年，當時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退出了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從而為美國部署全國性導彈防禦系統鋪平了道路，而莫斯科和北京擔心，這套系統有朝一日可能具備壓制報復性打擊的能力。

華盛頓從未建立起它們所擔心的那套系統。今天，美國只有44枚陸基攔截器——這些攔截器在測試中的表現不佳——用於防禦洲際彈道導彈。儘管幾十枚攔截器比美國2002年時的零枚要多，但即使俄羅斯目前部署的大約1,500枚戰略彈頭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發動攻擊，這一數量的攔截器也會不堪重負。

但是，俄羅斯和中國並沒有針對華盛頓實際建造的系統作出回應，而是針對它們擔心華盛頓可能建造的系統升級了自己的進攻性武庫。2018年3月，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站在本國立法機構面前，公布了一系列五花八門的非常規運載系統——例如核動力巡航導彈、核武裝水下無人航行器以及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飛行器，這些系統全都旨在規避美國的防禦——他將這些武器描述為俄羅斯對美國16年前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回應。中國領導人也曾強烈反對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而在過去十年裡，北京通過將其核武庫規模擴大約一倍，並部署一種空射彈道導彈和一種新型潛射導彈以完成核三位一體建設，力求確保自己能夠壓倒任何美國防禦系統。中國還演練了向太平洋發射關鍵戰略系統——2024年9月，中國進行了40多年來首次全射程洲際彈道導彈試射——並研製出一種軌道轟炸系統，可以避開美國雷達並攻擊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都製造並測試了能夠威脅美國導彈防禦系統所依賴衛星的武器。

僅有敵對關係並不會引發軍備競賽。

從發現戰略平衡出現令人擔憂的變化，到制定出應對措施，兩者之間總會存在時間差。預算和官僚機構的運轉可能慢如冰川，而國內政治往往會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決定一個國家追求何種武器和戰略。例如，20世紀70年代，蘇聯研製了新一代看似精度更高的導彈，即SS-18和SS-19——這是兩種大型井基洲際彈道導彈，每枚都能夠向美國境內的目標投送多枚彈頭。該計劃是20世紀60年代末一場持續多年的官僚鬥爭的結果，這場鬥爭圍繞如何應對華盛頓研製能夠攜帶多枚彈頭的“民兵III”型導彈展開。與此同時，中國工程師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探索如何對抗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提出的導彈防禦系統——“戰略防禦倡議”。然而，提高中國天基能力的計劃多年停滯不前，直到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美國政府稱這次襲擊是一次意外——預定目標是一家南斯拉夫武器採購機構——但由此引發的軒然大波使中國放寬了對各種國防項目的資金投入，其中包括反衛星武器的研發；北京最終於2007年通過在軌道上擊碎自己的一顆氣象衛星，對這種武器進行了測試。

現在要完全弄清國內政治如何推動俄羅斯和中國今天有關武器研發的決定，還為時過早。然而，莫斯科和北京的領導人顯然都認為有必要對美國的防禦力量建設作出回應。考慮到美國實際部署的導彈防禦系統表現平平，以及美國歷屆政府官員一直努力向俄羅斯和中國同行保證，這些防禦系統的目的是防範朝鮮和伊朗，而不是壓制俄羅斯或中國的核力量，那麼它們在2002年之後或許反應過度了。但現在，川普政府已經明確接受了防禦“同等和近同等對手”的目標——在五角大樓的用語中，這一說法指的就是俄羅斯和中國。這無疑讓莫斯科和北京相信，它們從一開始就是對的。

不再是幻想

美國的“金穹”計劃將極大加劇這場競爭。美國方案的核心——天基攔截器——將在俄羅斯和中國的導彈飛行最初幾分鐘、尚未釋放彈頭和誘餌之前對其發動攻擊，從而有可能削弱兩國各自賴以威懾美國發動攻擊的報復性打擊能力。俄羅斯和中國將尋求能夠突破這些防禦系統的新型導彈、彈頭和運載系統。

即使人們對“金穹”的可行性存在一些疑問，俄羅斯和中國官員也不得不認真對待它。里根於1983年提出“戰略防禦倡議”時，這一計劃被廣泛嘲諷為“星球大戰”——也就是科幻小說。當時，衛星體積太大，發射成本又太高，無法像該計劃所設想的那樣將一個龐大的衛星群送入軌道。但如今，由數千顆相對較小的衛星組成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星鏈”網絡證明，規模非常龐大的衛星星座是可行的。發射成群的小型輕量化攔截器，以保護美國免受來襲核導彈攻擊，可能已經不再那麼異想天開。

這並不是說“金穹”沒有面臨問題。導彈防禦系統一直難以達到分析人士所說的“邊際成本效益”。攻擊方製造和部署一枚導彈（或另一個彈頭或誘餌）的成本，通常低於防禦方製造和部署足夠數量攔截器以阻止它的成本。目前，美國軍方計劃使用四枚攔截器瞄準太空中的每一個彈頭，而殺傷器——即定位彈頭並與之碰撞從而將其摧毀的技術——尤其昂貴。2012年朝鮮展示六枚洲際彈道導彈模型時，美國的回應是增購14枚攔截器。那些發射裝置和所有導彈究竟花了平壤多少錢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只是華盛頓為此作出回應所花費的大約10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天基攔截器也不太可能解決成本問題。從理論上說，天基攔截器可能比陸基攔截器便宜，因為已經位於軌道上的攔截器不需要大型助推器，而且可以在導彈飛行早期、其速度較慢且容易追蹤時將其鎖定為目標。但是，即使衛星發射成本正在下降，僅僅針對最簡單目標構建一層薄弱的防禦體系，也需要數千枚天基攔截器，而且必須不斷更新補充。如果攔截器的助推器加速速度沒有那麼快、傳感器沒有那麼靈敏、與它們之間的通信也不像美國軍事規劃人員預期的那麼順暢，為了以更大的數量彌補質量上的不足，幾千枚很容易就會變成幾萬枚。俄羅斯或中國以相對低廉的成本增加導彈庫存或提高彈頭效能的努力，將迫使美國部署更多攔截器。星鏈衛星可能只需幾十萬至100萬美元，但它們並沒有內置昂貴的殺傷器。具備這種能力的衛星則極其昂貴。美國上一次設計的天基攔截器——20年前研製的“近場紅外實驗”——經通脹調整後，每枚成本約為6500萬美元。

危險日益加劇

人們很容易從軍備競賽的緩慢步伐中獲得安慰。完全有可能的是，等到這些新系統準備部署時，它們可能真正投入使用的那些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以“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為例，這是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於2021年達成的協議，三國將聯合生產核動力潛艇，以應對中國的軍事擴張。等到第一艘潛艇於21世紀40年代初投入服役時，一個由90歲的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如果屆時他甚至還活着——將與今天的中國大不相同。

但是，緩慢並不等於穩定。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現在都能夠以會造成實際後果的方式騷擾彼此的衛星。如果在這種敵對機動中，追蹤太空物體方面的國際合作惡化，私營企業運營商業衛星將變得更加困難，而且它們還將不得不自行承擔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資產風險，因為這些資產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獲得針對戰爭行為或破壞活動的保險。

這三個國家還都在把自己鎖定於持續數十年的兵力態勢之中，卻並不確切知道對手的兵力屆時會是什麼樣子，儘管太空能力和前沿人工智能模型正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沒有人真正能夠預測21世紀30年代初將會出現哪些技術，而美國空軍希望屆時部署首批“哨兵”洲際彈道導彈，以取代部署在400座發射井中、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民兵Ⅲ”型洲際彈道導彈，作為美國陸基核威懾力量。到那時，中國導彈的精度和數量可能已經足以威脅這些發射井。人工智能賦能的偵察可能會使機動和隱蔽部隊更容易被發現。又或者，新的太空能力或人工智能賦能的網絡攻擊可能會使美國預警所依賴的天基傳感器以無人預料到的方式變得脆弱。

存在這樣一種風險：在努力發展能夠威脅對手太空資產的能力時，其中一個主要參與方最終可能在危機中暫時獲得先發制人的動機——即使它原本根本不願發動攻擊。例如，如果俄羅斯把核武器部署到軌道上——它似乎有意這樣做——它可能試圖利用這些武器摧毀衛星，從而在衝突一開始就致盲美國。中國同樣可能發展摧毀大量衛星的危險手段，包括從地面發射的“突然升空式”助推器，這種助推器可以把一枚核彈頭送入太空，並在美國防禦系統作出反應之前將其引爆。中國軍事科學家已經發表了關於這種核爆炸的模型。爆炸將損壞視線範圍內任何未加防護的衛星，而且正如美國1962年的一次試驗所證明的那樣，還會留下一條輻射帶，在此後數月里繼續摧毀衛星。由於這種戰時的大規模攻擊極有可能削弱美國的核指揮與控制系統，華盛頓將不得不認真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太空中的這種打擊可能是對地球發動核打擊的前奏。僅僅是其關鍵太空資產可能在一次突襲中喪失這種可能性，就可能促使美國提前動用其部隊，或者以增加事故風險的方式下放發射授權，以避免遭受毀滅性後果。

是時候談判了

對於技術快速進步可能威脅核穩定的擔憂，並不是什麼新鮮事。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蘇聯的規劃人員也有同樣的擔憂，當時，能夠攜帶多個彈頭的導彈（即分導式多彈頭）、反彈道導彈系統以及反衛星武器幾乎同時出現。他們選擇的解決辦法是軍備控制。軍備控制協議的目的不僅是減少美國和蘇聯核武庫中的核武器數量，也是為兵力規劃提供一個可預測的基礎。

這一努力取得的成效喜憂參半。1972年的《限制戰略武器條約》限制了美國和蘇聯導彈發射裝置的數量，後來的條約逐步將雙方部署的戰略核彈頭從當時的1萬多枚分別削減到今天的1550枚。在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中，華盛頓和莫斯科甚至成功遏制了某些可能誘使對手發展進攻能力的防禦部署——這就是為什麼核戰略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40年前在《外交事務》撰文時，將這項協議稱為軍備控制的“最高點”。但是，談判並未進一步限制分導式多彈頭或反衛星武器，而軍備控制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初陷入停滯；里根於1983年公布“戰略防禦倡議”之後，這一計劃成為恢復軍備控制努力的主要障礙。

重啟軍備控制努力可以減緩今天的軍備競賽。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最後一項仍然有效的軍備控制協議《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已於今年2月失效，自1972年以來首次沒有任何東西限制俄羅斯和美國擴充其進攻性或防禦性核力量。兩國——以及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恐懼和猜疑作出決定，而不是共同追求核穩定。

莫斯科和北京顯然都認為有必要對美國的防禦力量擴張作出回應。

就目前而言，美國的太空計劃使人很難想象能夠達成一項全面協議。莫斯科至少有條件地對此持開放態度：普京於2025年9月提議，雙方在《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到期後繼續非正式遵守該條約的限制一年；在華盛頓沒有回應之後，俄羅斯宣布，只有在美國也遵守這些限制的情況下，它才會繼續遵守。北京的熱情較低，但中國官員一直在暗示他們所謂的“戰略穩定建設性關係”。川普今年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有興趣達成一項“新的、改進的、現代化的、能夠長久延續到未來的條約”——政府官員曾暗示，這項條約可能限制所有核武器，包括戰略核武器和戰術核武器，並將中國和俄羅斯都納入其中。然而，美國總統對於“金穹”同樣熱情高漲。歸根結底，這些雄心彼此存在衝突：川普可以擁有這項條約，也可以擁有“金穹”，但不能兩者兼得。如果美國的防禦系統——俄羅斯和中國的這些力量正是為了擊敗這些防禦系統而存在——不能至少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那麼莫斯科和北京都不會限制自己的進攻力量或不斷增長的太空能力。如果只限制進攻力量而不同時限制防禦力量，就可能使美國能夠在危機中企圖對俄羅斯或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然後依靠其強大的防禦系統消滅任何倖存的力量。這將使俄羅斯和中國無法進行報復，並因此容易受到脅迫。

好消息是，由於大多數國家都與擴大太空商業利用利益攸關，因此它們有理由在努力談判一項限制戰略武器的新條約的同時，設法降低這一領域的危險。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都是締約國的1967年《外層空間條約》已經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器。該條約缺乏核查機制，但如果簽署國同意在有效載荷發射前進行檢查，或者在特殊情況下於其進入軌道後進行檢查，這一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所有在軌道上擁有衛星的國家都應支持禁止會產生碎片的反衛星武器試驗，並推動太空交通管制方面的合作，以降低發生碰撞的風險。

如果對防禦力量施加某些限制，所有這些事情都會變得更加可行。限制針對核攻擊的防禦能力這一理念，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政治中不可觸碰的禁忌，尤其是在共和黨人當中。但許多共和黨過去奉為圭臬的原則已經被證明是可以改變的；該黨曾堅定支持自由貿易和北約，也同樣堅定地反對俄羅斯，直到川普決定採取不同立場。此外，一項協議並不一定要徹底取消防禦能力。《反彈道導彈條約》允許每一方保留兩個導彈防禦基地，後來又減少到一個。一項新協議需要做的是，對防禦能力施加可以核查的限制，從而使其他各方獲得某種可預測性。如果沒有這樣的限制，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很可能繼續擴充各自的進攻力量，發展越來越奇特的運載系統，並尋求攻擊彼此衛星的新方法。三國都會指責對手迫使自己不得不擴充軍備，但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是在與自己賽跑，受到自身恐懼和內部政治鬥爭的驅使。很難想象有誰能夠贏得這樣一場競賽——除非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參加這場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