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阿莫斯·哈雷尔（Amos Harel）周三9月2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政治评论。哈雷尔先生是《国土报》国防分析师，著有《失败剖析：通往10月7日之路》，该书英文版将于2027年出版。他认为，内塔尼亚胡主义或许会比内塔尼亚胡本人延续得更久：

在经历了三年不间断的战争之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正准备于下个月面对以色列选民，他已经制定出一项新战略。他无视战争在人命和财富方面造成的巨大代价，更不用说以色列在美国及其他地方所获支持受到的损害，现在公开而明确地支持进行永无休止的战争。他声称，从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中应当吸取的教训是，以色列需要针对其面临的每一个潜在安全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不计后果。这使许多人开始思考，如果目前在民调中领先内塔尼亚胡的资深军事官员加迪·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成功击败他，这种强硬路线究竟会发生多大程度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作为典型中间派的艾森科特在阐述反对总理的理由时一直直言不讳，有时甚至尖刻。但是，除了一些关于结束以色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战争的含糊表态之外，他总体上一直避免详细说明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如何对付加沙的哈马斯，他听起来甚至比内塔尼亚胡更为鹰派。而当被问及与巴勒斯坦人冲突的未来——这是以色列政治上最具爆炸性的问题——时，他一直极其谨慎，避免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在8月一次罕见的有关这类问题的表态中，艾森科特表示，他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从而赞同了如今已经成为以色列政治中间派共识的立场，甚至中间偏左阵营的部分人士以及右翼也持这一立场。

根据这些表态，人们或许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艾森科特政府与其右翼前任不会有太大区别。事实上，一些分析人士已经主张，在重大安全问题上根本不会存在真正的差异。但是，这忽视了若干重要领域，从约旦河西岸的危机，到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方针，再到加沙冲突；在这些领域，即使变化最有可能是渐进式而非剧烈的，新战略仍可能带来真正的收益。出现多大程度的突破空间，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如果以色列人选出一个后内塔尼亚胡政府，川普与该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改变是否可能，而是可能出现哪些种类的改变，以及华盛顿将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

向右漂移

根据以色列的民调，右翼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27日选举之后发现，组建政府极其困难。目前，他似乎正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迫使局势陷入僵局，以阻止他的对手组建下一届联合政府。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推行自己的持续战争战略。

如今的内塔尼亚胡宣扬零让步、零妥协。面对国内受众，他还强调了他所宣称的另一项成就：以色列在几乎每一条边界上夺取领土——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并自行将这些地区称为安全区。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Israel Katz）把这种做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声称以色列将留在这些地区许多年，作为它要求敌人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卡茨和其他部长不断寻找新的军事敌人：他们声称，对以色列怀有强烈敌意、但很难被描述成直接军事对手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如今已经构成了与真主党和哈马斯同等程度的威胁，内塔尼亚胡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其中一些内阁成员甚至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坚称，叙利亚总统、前圣战分子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正在准备攻击以色列。

这种好战立场完全无视内塔尼亚胡战略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由于大批士兵一次连续数月部署在前沿战线上，以色列国防军没有时间进行训练，而预备役军人如今正承担着巨大的负担，自2023年袭击以来，他们平均每年服役超过100天。以色列经济也遭受了巨大打击。根据最新估算，自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已经为战争花费约1,42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年度总预算的一半以上。这还没有算上这些战争给以色列国际声誉造成的灾难性损害。

在这些不断恶化的问题以及目前右翼联合政府普遍不得人心的背景下，艾森科特已经在民调中取得显著领先。作为拥有深厚安全机构背景的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他与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部长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进入政坛的时间很短——仅仅四年前才投身政治。10月7日大屠杀发生四天后，他以战时内阁成员身份加入内塔尼亚胡政府。但是，他很快便在战争的进行方式上与内塔尼亚胡发生分歧，尤其是在总理坚持拖延与哈马斯谈判、以争取让以色列人质获释的问题上；次年6月，他退出了内阁。

2023年12月，艾森科特最小的儿子加尔（Gal）是一支精锐军事部队的预备役军人，在加沙地带北部一次寻找以色列人质遗体的行动中阵亡。在儿子的葬礼上，艾森科特发表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悼词，承诺努力修补以色列社会暴露出来的缺陷：回应公众要求追究导致10月7日事件发生的安全失败责任的呼声，并解决政治变革的需要。他的话被解读为一种由儿子之死所推动的政治和道德使命。

去年，当艾森科特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决定挑战内塔尼亚胡时，他逐渐获得了支持，其中包括一小部分传统利库德集团选民转而支持他的新政党“正直！”——这个希伯来语词意为诚实、正直。在最近的民调中，“正直！”已经领先利库德集团，而在一个关键问题——担任总理的适任性——上，艾森科特已经大幅领先内塔尼亚胡。然而，这位候选人及其顾问显然认为，扩大这一差距的方法是谨慎行事。

首先，他领导的多元化反对派——非正式地被称为“除了比比谁都行”——包括四个从中间偏右到左翼不等的政党。此外，还有一个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党，该党能否跨过取得议会席位所需的选举门槛仍不确定；另有三个阿拉伯政党可以从政府之外支持一个反内塔尼亚胡联合政府。（还有一种情形是，其中一个阿拉伯政党甚至可能加入这样的联合政府，就像2021年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和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组建政府时那样。）

还有一个问题是选民目前处于什么位置。过去三年，以色列公众舆论明显向右转。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不信任巴勒斯坦人，同样也不信任总体而言的阿拉伯邻国；他们担忧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前景，并且赞同以色列应当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方式挫败威胁。（占该国人口约20%的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并不认同这些观点。）对内塔尼亚胡来说，问题在于，相当数量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相信他是实现这一愿景的人。

有时，艾森科特试图从右翼包抄内塔尼亚胡，指责总理采取失败主义立场。位于艾森科特右侧的两名主要反对派竞争者——最近与中间派的拉皮德共同加入“团结”联盟的贝内特，以及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表达了更加鹰派的立场。唯一愿意公开支持与巴勒斯坦人进行和平进程的反对派人物，是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他是民主党领导人，该党是犹太复国主义中间偏左政党集团中最左翼的政党。但是，即便是戈兰也认为，鉴于10月7日以及随后战争给双方留下的创伤，在近期内实现两国方案的愿景将极其困难。

因此，即使艾森科特及其伙伴击败内塔尼亚胡，他们也极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色列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例如，如果有人期待下一届以色列政府会自愿配合海牙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并对有关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犯下战争罪的指控展开全面调查，那将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并不是说艾森科特没有机会改变国家的方向——尤其是在川普介入的情况下。

约束定居者

艾森科特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政策领域，是在约旦河西岸日益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过去四年来，这片领土一直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领导人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Bezalel Smotrich）的势力范围；他同时担任财政部长以及负责约旦河西岸事务的部长。尽管他的正式职权范围只涵盖民政事务，而不包括军事政策，但内塔尼亚胡给予了他完全自由的行动空间，而斯莫特里赫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力。在政府批准——或者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他已经彻底改变了约旦河西岸当地的现实。自2023年以来，已有200多个新的定居点和前哨站建成或正在建设。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迫使原来的巴勒斯坦土地所有者离开了自己的土地。

定居者控制领土的行动如今把一个政治派别与一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政治力量包括部长、议会议员和地区委员会负责人，而军事力量如今则是一群接近1,000人的暴力团体，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定居者（尽管内塔尼亚胡把他们形容为“大约70名迷惘的年轻人”）。这一群体的武装程度日益提高：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扩大了定居者获得枪支和武器的渠道。定居者的政治盟友偶尔会与这一军事力量的行动保持距离，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会予以谴责。然而实际上，他们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夺取土地并驱逐人口，而这种行动最极端的形式相当于局部的种族清洗。

近几个月来，约旦河西岸陷入混乱，军队和警察对于对抗暴力定居者心存顾忌，而这些定居者则随心所欲地横行肆虐。随着这种做法导致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房屋、汽车和清真寺被摧毁，以及巴勒斯坦人遭杀害，外国政府的批评声浪也越来越猛烈。（据《国土报》报道，自2023年以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急剧增加，数十个社区遭到摧毁，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即便是川普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他公开称自己是定居点事业的朋友——也公开谴责这种暴力，并敦促政府约束极端分子。实际上，斯莫特里赫和那些暴徒都把这些谴责视为一种暂时现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理由相信，这种压力可能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定居者已经加强了对约旦河西岸军事行政体系的控制。

以色列媒体经常哀叹这种暴力给以色列在海外的公共外交造成的损害。但这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暴力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公正，它进一步加重了为回应10月7日大屠杀而在加沙极端使用武力所造成的苦难。如果任由这一趋势继续下去，这还可能意味着以色列国防军真正失去集中统一的军事控制，而约旦河西岸则日益受制于无法无天的民兵力量。

一个新的以色列中间派政府至少可以开始约束极端分子。停止扩大定居点将是重要而且可以实现的一步，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解决危机。斯莫特里赫及其伙伴把新的定居点分散设置在具有高度战术重要性的地点，蓄意把处于巴勒斯坦控制之下的地区彼此分隔开来，以破坏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巴勒斯坦国基础的领土连续性。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局面是否能够轻易逆转。尽管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历届政府偶尔也曾批准有限度地拆除前哨站，无论是迫于国际压力还是由于法院裁决，但自上一次大规模撤离以色列定居者以来已经过去20多年——那是在2005年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领导下，将近9,000名定居者撤出加沙地带。此外，鉴于如今有如此之多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和士兵认同定居者以及宗教右翼政党，任何撤离哪怕少数几个定居点的命令，都可能导致广泛的拒不服从。

但是，更紧迫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管理。多年来，特别是在得到内塔尼亚胡批准的斯莫特里赫时代，定居者越来越加强了对这些领土军事行政体系的控制。定居者领导层中的高级人物实际上左右着政策，影响以色列国防军驻约旦河西岸指挥官的决定，并在幕后施加压力，使参与恐怖主义行为以及骚扰巴勒斯坦人的极端分子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行动。

自内塔尼亚胡时代开始以来——自2009年以来，除了其中一年半之外，他一直执政——以色列国防军自身的组织基因已经逐步发生改变。近年来，一种明显的趋势是提拔与内塔尼亚胡、定居者或者双方关系密切的军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总理决定任命一名被他形容为“谨慎而忠诚”的军官——他的军事秘书、少将罗曼·戈夫曼（Roman Gofman）——担任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同时任命另一名具有鹰派宗教和意识形态观点的军官、少将戴维·齐尼（David Zini）担任国内安全机构辛贝特负责人。

与安全机构其他资深人物一样，艾森科特无疑把约旦河西岸的局势视为对以色列未来迫在眉睫的威胁，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对这一问题一直保持缄默，而且尚不清楚他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例如，他当然可以对最暴力的定居者实行行政拘留，并开始落实问责，对重大袭击事件展开警方和辛贝特调查。目前看来，他及其伙伴不太可能对军方高级领导层进行清洗，也不太可能撤换那些与暴力定居者过度合作的军官。与美国不同，以色列没有在政治权力易手时解雇高级公职人员的传统。而且，由于艾森科特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曾经指挥过这些军官中的许多人，他很可能认为自己能够重新确立对他们的权威，而不是直接将他们撤换。

“川普因素”

新的以色列领导层在其他战线上也将迎来机遇。在加沙，由艾森科特（Eisenkot）领导的政府将较少受制于形象和民族自尊心等因素的考量。艾森科特从未像内塔尼亚胡那样承诺要对哈马斯取得“彻底胜利”，他还曾公开批评总理向以色列公众兜售关于“能实现什么目标”的幻想。由于他不需为10月7日的灾难承担直接责任，也从未宣布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进行全面战争，因此在探讨川普及国际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为加沙寻求的各项安排时，他可能会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可以合理推断，艾森科特不会否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加沙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提议。尽管过程可能缓慢且谨慎，但这或许最终能为巴勒斯坦出现替代性领导层铺平道路。不过，像内塔尼亚胡一样，他也难以接受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保留军事存在；即便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挑战——他也可能只能容忍该组织发挥有限的政治作用。同样，像任何其他以色列领导人一样，若要为完全撤出加沙地带辩护，他在政治上将面临极大困难，因为这会让边境附近的以色列社区在面对来自加沙的再次入侵时变得相对脆弱。因此，最可能出现的“最佳情景”是：以色列在加沙保留一个规模缩小但仍具重要性的控制区，同时制定分步计划，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未被占领的区域参与治理，并接受国际监督。

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问题上，新的以色列政府也将比内塔尼亚胡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艾森科特几乎肯定会为解除真主党（Hezbollah）的武装设定苛刻条件。但与内塔尼亚胡不同的是，他认识到结束军事对抗的价值，并倾向于此，而不愿让战线无限期地保持开放状态。在这方面，如果川普有意推动，外交进展或许也有一定空间。

叙利亚问题已然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机遇：据近几个月的报道，叙利亚方面有兴趣达成一项安全安排，即以色列从2024年夺取的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换取两国关系的部分正常化。艾森科特可能会将此视为一项合理的临时安排，且其内在风险有限。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也可能认为，由艾森科特（Eisenkot）领导的政府标志着以色列摆脱了此前那种充满毒性的右翼领导风格，从而更愿意开启迈向关系正常化的谈判。

然而，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最终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下一任总理与美国总统之间的关系融洽程度。川普在第一任期及第二任期之初曾与内塔尼亚胡关系密切，但后来关系恶化。在美国政府内部，受内塔尼亚胡的怂恿，美国卷入了一场针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已持续近六个月，这与川普多年来宣扬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美国总统及其核心团队拒绝了内塔尼亚胡关于与德黑兰开战的反复请求，并时不时地将战争的失利归咎于这位以色列领导人。

在这一混乱局面下，川普正寻求在中东其他地区——如黎巴嫩或加沙地带——取得外交胜利。针对这两个地区，他都曾向内塔尼亚胡施加有限压力，要求其克制针对真主党（Hezbollah）和哈马斯（Hamas）的进攻行动。不排除未来会采取更激进措施的可能性——例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国防军（IDF）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和加沙占领的部分领土撤出，同时不再坚持要求在短期内兑现解除真主党和哈马斯武装的承诺。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若川普采取此类行动，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将是一场政治灾难，并进一步凸显其“彻底胜利”的承诺不过是空洞的幻想。

然而，对于艾森科特领导的政府来说，来自美国的适度压力或许能提供一个缓和部分战线的契机，尤其是在涉及某些具体议题时——如果川普能借此邀功，同时又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更进一步看，这或许还能提供一个机会，扭转内塔尼亚胡那种持续不断的战争策略。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任总理能否与美国总统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与内塔尼亚胡相比，艾森科特的外交经验寥寥无几；除了各国军队总参谋长之外，他几乎未曾会见过其他国家的任何高层官员。与内塔尼亚胡不同，他完全缺乏那种川普在与其他领导人打交道时所青睐的、外露的个人魅力。此外，如果美国总统减少对该地区的介入，以色列政策的任何重大变革都可能面临停滞的风险。

美国总统与新任以色列总理在白宫的首次会晤可能会有些尴尬。川普或许会怀念内塔尼亚胡那流利的美式英语，以及他对美国政治的深度介入（华盛顿圈内甚至戏称内塔尼亚胡为“来自耶路撒冷的共和党参议员”）。不过，如有必要，这位美国总统也能应付风格更为内敛、英语水平相对有限的艾森科特。毕竟，川普欣赏政治赢家——只要艾森科特能赢得选举，就能赢得他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