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N·霍夫曼（Daniel N. Hoffman），已退休的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部門官員和前駐外站站長。他30年的政府工作經歷包括在中央情報局擔任海外和國內高級職務。自2018年5月以來，他一直擔任福克斯新聞撰稿人。9月3日星期四，霍夫曼先生在《華盛頓時報》發文，提醒美國情報機構必須學得更快，因為恐怖分子從“9·11”事件中吸取了教訓：

每年9月11日，我們都會悼念在那個決定命運的日子裡被“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奪去生命的無辜者。

我們仍然受到那些無私英雄的激勵，比如那些勇敢沖入險境、從燃燒的雙塔中營救平民的第一批救援人員，以及美國聯合航空公司93號航班上那些無比英勇的乘客——他們是第一批向恐怖分子發起反擊的人。

在華盛頓這裡，心懷悔意的政治人物經常滔滔不絕地談論，由於我們吸取並落實了教訓，例如更加無縫地把美國情報界與軍事行動和執法工作結合起來，我們的國家如今已經更加安全。

但是，如果說我在中央情報局學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透過我們那些最冷酷無情的對手的眼睛來看待世界和我們自己至關重要。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國家安全要求我們不僅要考慮自己從“9·11”恐怖襲擊中學到了什麼，還必須考慮過去25年來“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組織及其附屬組織從我們身上學到了什麼。

幾十年前，在“9·11”事件之前，“基地”組織更加孤立，無法使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恐怖分子從經驗中知道，我們必須百分之百成功地消除威脅，而他們只需要有一次恐怖陰謀取得成功即可。但是，通過研究我們的國家——不僅研究我們的作戰人員，而且研究公眾輿論和政治人物——他們已經變得越來越老練。

美國軍方已經證明，它能夠利用壓倒性武力與極其精準的原始情報相結合，剝奪恐怖分子的地理庇護所。“伊斯蘭國”組織和“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已經認識到，當庇護空間被消滅之後，他們就必須轉移到新的無人治理地區，在那裡策劃和籌劃針對我們的行動。

例如，“基地”組織一直在薩赫勒地區和東非擴張。而且，恐怖分子並沒有聚集在某一個特定地區，而是越來越多地以規模更小、存在痕跡更少的網絡開展行動，使他們更加難以被發現。

當美國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樣實施大規模政權更迭行動時，我們缺乏制定現實可行的衝突後重建計劃所需要的紀律性和遠見。在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倒台後的伊拉克，當我們與“基地”組織作戰時，伊朗的代理人恐怖分子卻獲得了幾乎不受阻礙的活動空間。

伊斯蘭革命衛隊建立了強大的民兵組織，並滲透了伊拉克內政部等關鍵機構。

恐怖分子預料自己在與美國軍方的每一次動能交戰中都會失敗。真主黨和哈馬斯已經學會如何操縱新聞報道以贏得公共輿論，因此它們以故意把自己嵌入平民之中而臭名昭著。

它們尤其善於迫使以色列國防軍陷入兩難境地：要麼允許恐怖分子繼續策劃針對無辜以色列平民的行動，要麼打擊那些藏身於平民人口之中的社區、學校和醫院裡的恐怖分子。

美國已經發展出一種高度先進的能力，把情報收集與精確軍事打擊結合起來，以發現、鎖定並消滅恐怖組織領導人及其爪牙。因此，“伊斯蘭國”組織和“基地”組織已經學會制定完善的繼任計劃，使下一代恐怖組織領導人能夠接過已經死亡的領導人留下的工作繼續行動。

恐怖分子已經認識到，在與一個民主國家作戰時，把戰火燒向我們的平民人口，並不僅僅意味着對我們發動恐怖襲擊。它還意味着讓我們感受到為了與他們作戰而付出鮮血和財富所帶來的痛苦。

這可能意味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叛亂戰爭，也可能意味着發動混合式非對稱行動來擾亂全球經濟。伊朗及其代理人恐怖組織，包括胡塞武裝，都曾蓄意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的航運，從而給美國經濟造成附帶損害。

恐怖分子非常清楚，美國處在永無休止的選舉周期之中，而選舉能夠影響外交政策。我們經常以一年或兩年為周期作出國家安全決策，從而削弱了我們規劃和執行有效戰略的能力。

伊朗這樣的恐怖主義國家支持者已經成為研究美國政治的老練觀察者，意圖影響美國國內的辯論，利用美國兩大主要政黨之間的衝突，並堅持到與其敵對的美國政府任期結束。

中央情報局通過人力情報來源打入恐怖組織內部的行動對我們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恰恰因為這正是我們始終領先他們一步的方法。這一戰略意味着，我們能夠發現威脅，並在我們的公民和國土遭受任何傷害之前先發制人地消除這些威脅。

只有堅持不懈地竊取恐怖分子的秘密，我們才能充分認識他們已經吸取的教訓，並把這些至關重要的情報納入我們自己的戰術和戰略規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