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埃斯凡迪亚尔·巴特曼格利季（Esfandyar Batmanghelidj）于星期二9月8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分析与评论。巴特曼格利季先生是交易所与集市基金会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兼职教授。请读他的高见:

对于伊朗和美国而言，8月24日仿佛又是似曾相识的一天。“我们正在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一场经济猛攻，”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宣称。“我们的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这与他4月份作出的承诺如出一辙，当时他说，美国正在白宫所谓的“经济怒火行动”之下“对伊朗政权实施金融扼杀”。这也类似于川普第一届政府2018年5月推出“极限施压”行动时的情形，当时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伊朗将遭到“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听起来，这也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2012年作出的承诺相似，当时他说，伊朗政府将面临“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制裁”。

伊朗经济无疑已经感受到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限制措施所产生的影响。自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个任期以来，该国一直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高企。因此，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同行相比，伊朗企业建设的基础设施更少，采用的新技术也更少。曾经日益富裕的伊朗家庭，如今面临跌至国家贫困线以下的风险。

然而，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一直能够抵御美国的经济胁迫。在最近的封锁实施之前，它利用规避制裁的手段，继续向其主要客户中国出口石油。伊朗的非石油产业也适应了制裁，因为货币贬值减少了进口产品的竞争，并使伊朗产品在地区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推动了出口。因此，伊朗避免了其他遭受制裁的国家——例如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所经历的那种失控式经济崩溃。

如今，战争正在以单靠制裁无法做到的方式考验伊朗经济的韧性。美国和以色列实施的多次空袭已经把关键工业设施作为目标，其中包括伊朗一些最重要的钢铁厂和石化工厂。这些袭击造成的破坏导致关键工业产品的生产发生大规模中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的普遍下降，以及美国海军封锁所造成的具体干扰，不仅减少了伊朗的出口，也扼制了伊朗急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的一项估算，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今年预计将萎缩5.4%，而此前12个月的萎缩幅度还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同比通货膨胀率从2025年12月的52.6%攀升至今年夏季开始时的88.6%。该国货币价值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超过200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

但即使该国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伊朗领导层抵御制裁胁迫效应的能力仍然比表面看起来更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尚未影响伊朗发动战争的能力。由于拥有多年应对制裁的经验，各种物资的库存仍然十分充足。而且，拥有强大镇压工具的伊朗国家机器已经找到了办法，把很大一部分经济痛苦转嫁给普通伊朗人，同时确保自身需求得到满足。换言之，川普的做法当然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陷入贫困。但是，它无法成功扼杀伊斯兰共和国本身。

一场危机的剖析

伊朗官员已经承认该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无论我们的军事实力多么强大，如果人民挨饿，如果我们没有资金流通、经济增长和国内生产，我们就无法坚持下去，”伊朗议会议长、重要权力人物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8月21日宣称。（贝森特援引这句话，作为美国经济战正在产生预期效果的证据。）在上周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扬（Masoud Pezeshkian）对于一些政治领导人仍然否认制裁正在伤害该国表示不满。“有些人说制裁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对于这些人，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道。

加利巴夫和佩泽什基扬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们对伊朗经济发展轨迹的真实担忧。鉴于总体经济福祉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议长和总统对于不断恶化的公众舆论感到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官员应当谨慎，不要过度解读这些言论。与表面看起来的情况相反，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暗示该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

美国对伊朗经济以及经济胁迫成效的评估，没有考虑到制裁改变伊朗政治经济的方式——制裁改变了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而这种改变反过来又强化了伊朗现有的权力结构。那些最为公开地谈论普通民众苦难的伊朗领导人，并不是在担忧国家经济即将崩溃；他们是在反对一种长期存在的政治共识，而这种共识一直使伊朗精英能够有意把制裁压力转嫁给普通民众。换言之，加利巴夫和佩泽什基扬抱怨的是一种基本按照预期发挥作用的政策应对所造成的社会代价。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的评估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动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使用宏观经济指标来描述制裁的影响，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货币贬值幅度。但是，这些衡量指标主要反映的是价格水平，也就是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换言之，它们提供的是一种金融层面的经济图景，而不是功能层面的经济图景。要从功能角度观察经济，就必须研究企业和家庭层面的动态；这些动态揭示了为什么新闻标题中不断恶化的数字并没有导致伊朗屈服。

伊朗官员把制裁造成的痛苦转嫁给了家庭和企业。

任何一个遭受全面制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根本困境，都是如何应对国际收支方面的脆弱性，例如一个国家耗尽了支付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大体而言，有两种应对方式。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动投资，通过增加出口与提高国内生产相结合的方式恢复贸易顺差。另一种选择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货币紧缩和财政紧缩措施压制进口需求，在出口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恢复贸易顺差。

在入侵乌克兰之后面对重大制裁时，俄罗斯政策制定者采取了第一种方式。他们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推动工业活动和制造业就业迅速扩张，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战争经济。增加这些支出对于提高军事生产能力是必要的，但它同时产生了大幅收紧劳动力市场的效果，提高了普通俄罗斯人的实际工资。这反过来又缓解了制裁引发的通货膨胀最初造成的影响。这种方式最终达到了自身极限，通货膨胀也开始产生严重影响，但是，这一经济战略使俄罗斯能够在美国制裁压力之下继续坚持其战争目标。

相比之下，伊朗官员选择了第二条道路。2012年，当奥巴马政府实施的重大金融和能源制裁首次把伊朗推入经济衰退时，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呼吁伊朗实行“抵抗经济”，重点依靠国内能力抵消制裁压力。但是，伊朗经济政策制定者始终未能实施一项新的产业政策，也没有建立新的社会福利体系。相反，他们容忍通货膨胀，实际上把制裁造成的痛苦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家庭和企业身上。他们实行财政紧缩预算，并拒绝通过直接行政管理的方式使生产或消费合理化，例如实行配额制度或价格管制。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导致劳动力市场疲软，使雇主得以压低工资，并进一步加重了家庭收入所承受的压力。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项政策失败。但实际上，伊朗当局似乎完全乐于看到经济活动放缓。他们相信，这样做将使自己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拥有持久坚持下去的能力。

好日子，坏日子

微观经济数据揭示了美国施压对企业和家庭层面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对伊朗商会汇编的采购经理指数数据进行审视，可以清楚看出该国的经济危机如何不断加剧。2019年至2023年期间，由于川普最初实施的极限施压制裁、新冠疫情以及与“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有关的动荡，伊朗整体经济在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处于收缩状态。但是在整个这一时期，伊朗的非石油产业却实现了温和增长。到2023年初，随着整体经济与工业部门同步增长，伊朗甚至开始走出长期衰退。到2024年3月，在实际收入增长约15%的推动下，生活水平开始再次提高。

这一复苏被2024年4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空袭打断。自那以后，与反复发生的军事冲突相伴而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引发了工业活动的长期下滑，使伊朗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工业企业已经连续八个月报告经营状况恶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在过去20年里，伊朗企业形成了维持大量库存的做法。这种做法使企业能够减轻制裁对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在现金不断贬值、而实物商品不会贬值的高通胀环境中巩固资产负债表。根据在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提交的文件，伊朗各行业的平均“库存周转天数”约为三个月。在电气机械等敏感行业——这些行业一直是美国限制措施重点针对的对象——企业维持的库存甚至高达200天。

这些庞大的库存已经成为战争期间伊朗经济韧性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流量锐减，伊朗供应链承受了巨大压力。转向陆路贸易无法弥补伊朗南部港口集装箱运输量减少所造成的损失。但是，由于拥有充足的原材料、半成品和制成品库存，伊朗生产商仍然能够继续向客户供应商品——或者至少能够继续向那些有能力付款的客户供货。

德黑兰已经把通货膨胀视为维持自身支出所必须承受的一种恶果。

企业不断提高价格以保护自己的利润率，把更高的投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随着战争持续，这些更高的价格导致了需求萎缩。饱受多年持续通货膨胀困扰的伊朗家庭开始减少消费。当他们确实进行购买时，也越来越依赖消费信贷，其中包括新出现的先买后付计划以及非正式贷款。即使是在食品等特殊类别中，伊朗零售商也报告销售量有所下降。

家庭消费的急剧下降清楚表明，伊朗的经济福祉正在恶化。这正是伊朗官员被迫承认普通民众正在承受痛苦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政府仍未采取干预措施控制不断上涨的价格。官员们不仅没有实行价格管制——40年前，这种措施曾经成功缓解了两伊战争带来的经济痛苦——而且还讨论取消针对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现金补贴和能源补贴。在这方面，需求萎缩实际上发挥了一种配给机制的作用，为伊朗政治和经济精英提供了一种有组织的方式，把战争和制裁的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尽管政府仍然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但它已经把通货膨胀视为维持自身支出所必须承受的一种恶果。由于月度通货膨胀率仍低于10%，伊朗距离那种会使政府战略无法继续维持的恶性通货膨胀——其典型特征是月度通货膨胀率超过50%——仍然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经济活动的减少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缓冲。从金融层面来看，伊朗经济所处的状况比战争开始时更加糟糕；但是从功能层面来看，库存水平与2025年12月相比没有变化，而供需双方可能会在整体经济活动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平衡。伊朗面对制裁和封锁时最主要的脆弱之处，仍然是其对进口持续存在的需求。在从3月开始的本伊朗历年度头五个月里，进口总额达到170亿美元。这意味着，到年底时，进口总额很可能达到约400亿美元，较上一年度的580亿美元以及再前一年度的720亿美元显著下降。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推动下出现的进口需求下降，是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的证据。但是从近期来看，它将帮助伊朗政策制定者延缓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而且这种状况可能持续数年。

低功率模式

贝森特在8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经济诺曼底登陆日”这一形象化说法时，没有考虑到究竟是谁站在他所计划发动的这场入侵的另一边。尽管表面上可能并非如此，但伊朗当局成功地把制裁和战争的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战时动员。普通伊朗人或许并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被动员起来，但他们别无选择。

川普最近在社交媒体的一篇帖子中问道：“伊朗人民什么时候才会站起来战斗？”但是，即使普通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他们正在承受的金融压迫，他们也将再次面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残酷暴力。由于掌握着多种镇压工具，许多伊朗领导人相信，可以迫使该国民众承受更多痛苦，尤其是在这对于在军事上击败美国而言是必要的时候。因此，为了赢得这场经济战争，川普政府将需要让2,500万个家庭和100多万家企业陷入窒息。但是，当伊朗经济某些部分的呼吸逐渐减弱时，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仍将拥有充足的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