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问题和高加索事务专家埃卡·特克舍拉什维利（Eka Tkeshelashvili）周三9月9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指出，中亚在全球供应链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该地区正在形成新的战略竞争战场：

简而言之

• 中国在中亚成熟的资源行业拥有强大优势

• 关键矿产为美国参与提供了机会

• 华盛顿的长期影响力将取决于政策的持续性

对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关键矿产和新运输走廊日益加速的寻求，使国际社会重新把注意力投向中亚。长期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俄罗斯影响力、反恐和地区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中亚，而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亚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关键矿产和工业矿产，以及连接欧洲、东亚和中东的战略位置。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以及对经济安全、工业竞争力和技术韧性日益增长的担忧，进一步强化了中亚的地缘经济重要性。

中国和美国的地缘经济治国模式

中国和美国在中亚战略资源生态系统中的竞争，起点截然不同。二十多年来，北京一直稳步把基础设施、工业投资、物流、融资和长期商业关系整合进该地区日益成熟的战略资源生态系统之中。

相比之下，华盛顿直到最近才加快参与，而且在建立支持综合战略资源开发所需的制度、金融和商业基础方面，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这些差异不仅反映了两国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成熟程度不同，也反映了两国对地缘经济治国方略存在根本不同的理解。

对供应链韧性、关键矿产、先进制造业以及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日益增长的担忧，已经重塑了美国的地缘经济战略。经济安全与工业能力、技术领导地位和安全供应链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促使华盛顿在支持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战略资源行业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做法植根于长期工业规划和举国协调。它把开采、加工、基础设施、物流和市场准入整合进协调一致的生产体系，将海外资源开发与国内产业升级、技术领导地位和长期经济安全连接起来。这一模式通过连续多个五年规划以及推动技术自立、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产业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

美国并不是复制中国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而是寻求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为战略依赖创造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它通过由美国公共机构、开发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组成的网络，调动发展融资、私人资本、技术能力和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和美国贸易与发展署等机构，与世界银行集团、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以及私人投资者合作，降低投资风险、调动资本并支持工业发展。

双边战略伙伴关系、“中亚五国+美国”平台、关键矿产伙伴关系、经济对话以及运输走廊倡议，通过推进投资、技术、能源、基础设施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对这一架构形成补充。尽管这些机构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协调一致，但具体实施仍然围绕双边倡议、针对具体项目的融资和机构伙伴关系展开，而不是围绕整体性的地区框架展开。

哈萨克斯坦拟议中的11亿美元钨矿项目体现了这种做法。美国进出口银行可能提供最高9亿美元融资，该项目将在一个统一的投资框架之下，把矿产开发、国内加工、公共融资和长期商业伙伴关系结合起来。该项目并非只是确保获得个别资源，而是展示了美国的参与如何寻求发展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把开采、加工、融资和工业合作结合起来。

然而，美国地缘经济工具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支持这些工具的更广泛政策框架。美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贸易关系，仍然受到《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的年度总统豁免制度约束。尽管历届政府一直寻求深化与该地区的战略和经济接触，而且国务卿最近已经呼吁国会废除适用于中亚国家的这些条款，但美国立法者仍未使立法框架与不断演变的战略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事实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冷战遗产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于1974年通过，旨在限制美国与那些限制移民的非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尤其针对苏联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它最初的目的早已不复存在，但在形式上仍然适用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总统认定或豁免，在正常条件下与美国进行贸易，但与2000年被移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适用范围的吉尔吉斯斯坦不同，它们尚未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旨在改变这一状况的两党立法仍在国会审议之中。

然而，挑战远远超出了贸易政策。与中国由国家主导的模式不同，美国的做法不仅依赖于调动资本，还依赖于创造能够让私人投资运作的制度条件。可预测的监管框架、法治、透明度、合规标准以及有能力的公共机构，都是这一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会影响商业风险和投资决策。

几十年来，这些有利条件一直通过美国的发展援助得到加强，尤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治理、法治和制度改革方面的项目。随着华盛顿重组这一发展架构，它将需要新的机制来维持这些制度基础。否则，美国就有可能在扩大其金融工具的同时，却没有投资于那些使具有商业可行性的私人投资成为可能的治理生态系统。

各行业的竞争动态

中亚各地的竞争动态，与其说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工业一体化程度、加工能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融资结构、技术能力、制度发展和商业关系决定的。这些特征与中亚各国政府作出的战略选择共同决定了相互竞争的地缘经济模式在哪些领域仍然拥有塑造长期发展的实质性机会。

事实

中亚战略行业中的机会

几十年的投资形成了路径依赖、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使如今进行战略重新调整变得越来越困难。相比之下，那些仍在发展中的行业可以接触相互竞争的地缘经济模式，而这些模式能够影响未来的工业组织、商业一体化和战略结盟格局。

该地区的主要战略资源行业处于这一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在较新的行业中，竞争仍然开放；在另一些行业中，各方共享影响力；而对于成熟行业而言，在经历数十年的投资、基础设施发展和既有商业联系之后，进入这些行业要困难得多。

关键矿产

关键矿产行业最容易受到新影响，尽管中国的起点要强大得多。中亚拥有大量铜、铬、锰、钛、钨、锑、铍、镓、稀土元素以及潜在的锂储量。但是，竞争日益不仅仅关乎获得矿藏本身。竞争还在于由谁来加工和精炼这些矿产、建设运输连接，并最终把它们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连接起来。

中国凭借其加工能力、产业协调、基础设施、融资和长期商业需求，在这场竞争中拥有巨大的结构性优势。美国及其伙伴的主要机会在于，中亚的大部分下游加工和先进制造能力仍有待开发。今天围绕精炼能力、电力供应、运输基础设施、技术伙伴关系、长期承购协议以及下游工业投资所作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的生产主要是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还是融入更加多元化的价值链。

中间走廊

中间走廊在地区层面体现了同样的逻辑。它不再仅仅发挥运输路线的作用，而是正在演变为一个更广泛的地区经济架构，涵盖物流、港口、数字基础设施、能源网络、工业投资、贸易便利化和监管协调。哈萨克斯坦提供了这条走廊东部的大部分货运能力和矿产潜力，阿塞拜疆是其主要的里海物流枢纽，而土耳其则将这条路线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投资伙伴关系等新倡议，寻求在补充现有运输网络的同时加强地区互联互通。这条走廊的战略意义并不在于取代现有的俄罗斯或中国路线，而在于扩大具有商业和政治可行性的替代方案，从而增强地区互联互通、供应链韧性和战略自主性。

与该地区已经根基深厚的天然气行业不同，也与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关键矿产行业不同，中间走廊的商业活动仍然向多个参与者的影响开放。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欧盟、土耳其、美国、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亚国家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没有任何单一参与者占据主导地位，这条走廊仍然是围绕未来贸易联系、工业发展和经济多元化展开竞争的重要舞台。

铀

作为世界最大的铀生产国，哈萨克斯坦对于中国、美国和欧洲具有持久的战略重要性。然而，数十年的投资、专业技术以及全球核燃料循环的结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中商业和技术关系根深蒂固。因此，竞争的重点是核燃料循环中的特定环节——包括转化、浓缩、燃料制造、运输路线和长期商业协议——而不是重塑这个行业本身。

电力

现有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限制了快速转型，而工业电气化、数字化、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和能源转型则为投资和战略伙伴关系创造了新的机会。

中国企业在设备制造、项目交付和基础设施融资方面仍然拥有显著优势，而西方参与者在先进输电技术、数字化电网、监管改革、能源安全和气候融资方面仍具有竞争力。这种组合并没有形成某一方的绝对主导地位，而是创造了一种竞争格局，各方根据不同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环节拥有各自的影响力。

天然气

长距离管道、长期供应协议和一体化出口网络已经形成了逆转成本高昂的路径依赖。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展示了基础设施、长期融资、合同和已经建立的商业联系如何能够锁定一种战略关系。在这样的成熟行业中，竞争与其说是建立一个替代体系，不如说是影响现有体系将如何发展。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不同生态系统中的持续战略竞争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并不是中国或美国任何一方取得战略主导地位，而是相互竞争的地缘经济模式继续共存于不同的战略资源生态系统之中。在那些数十年投资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基础设施、工业一体化和商业关系的行业，中国很可能会保持自身优势，而中亚资源在地理上邻近中国庞大的加工和制造业生态系统，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优势。

中亚各国政府很可能通过继续实行多向外交政策来巩固这一格局。它们不会只与任何一个大国结盟，而是会继续通过结合多个参与者提供的融资、技术、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实现对外伙伴关系多元化，以最大限度提高战略自主性。因此，竞争将继续因行业而异，而不会形成排他性的地缘经济势力范围。

在这一情景下，竞争仍然十分重要，但可以控制。竞争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取决于长期政策的一致性、持续的制度性参与，以及参与长期行业发展的能力，而不再仅仅取决于对单个项目或资源矿藏的竞争。

可能性较低：美国的竞争重要性受到削弱

在这一情景下，美国未能把战略意图转化为持续的实施行动。尽管历届政府继续认识到中亚的战略重要性，但政策连续性减弱，相互竞争的全球优先事项分散了注意力，而且美国的参与仍然支离破碎，而不是形成系统。与盟友、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仍在继续，但缺乏建立持久存在所必需的规模、协调和长期一致性。

尽管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希望把维持美国的实质性参与作为其多向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这种削弱仍然会发生。实现多元化需要可信赖的伙伴，这些伙伴必须有能力维持长期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合作。如果美国无法提供这种持续性，中亚各国政府将越来越多地深化与那些最有能力支持综合工业发展的参与者之间的合作。

美国仍将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技术和经济伙伴，但将不再是塑造该地区一体化战略资源生态系统的重要参与者。即使其更广泛的竞争重要性继续受到削弱，美国仍会继续参与某些特定行业和个别项目。

可能性最低：地缘政治两极化压倒地缘经济竞争

破坏性最大、但可能性最低的情景，是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两极化压倒中亚战略资源生态系统中的地缘经济竞争。竞争将不再主要取决于相互竞争的地缘经济模式各自的相对优势。相反，在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国际体系中，获得市场、技术、融资和基础设施的机会将越来越取决于地缘政治结盟。

这一情景仍然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主要外部参与者都能从地区稳定中获益，尽管各自的原因不同。中国依靠稳定来维持长期经济一体化并确保战略供应链安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的地区影响力已经下降，而且其恢复昔日地区主导地位的能力仍然受到限制。即便如此，莫斯科仍然把中亚视为核心战略利益所在，而且几乎没有动力去鼓励形成一种会进一步扩大其他外部大国在该地区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局面。

美国缺乏在该地区单方面强行推行集团政治的存在，而欧洲、土耳其和海湾国家都能从多元化伙伴关系、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以及开放的经济交往中获益。这些相互重叠的利益共同形成了维持地区稳定的强大动力，尽管全球竞争正在加剧。

如果这一情景成为现实，最有可能的推动因素并不是中亚内部的发展，而是更广泛的国际安全环境出现重大恶化。印太地区发生严重危机、美中对抗升级、制裁制度扩大、技术脱钩，或者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碎片化，都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参与的逻辑。商业和工业关系将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工具，使经济竞争力从属于地缘政治结盟、经济安全和强制性治国手段。

中亚各国政府将寻求避免排他性结盟。然而，随着获得技术、融资、基础设施和市场的机会越来越以地缘政治结盟为条件，它们维持这一战略的能力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竞争将从相互竞争的地缘经济模式之间相对吸引力的竞争，转变为围绕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基础设施、运输走廊、技术标准、供应链和关键资源网络展开的竞争。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制裁、技术限制以及相互竞争的监管框架，将越来越多地塑造中亚战略资源的发展。

其结果将是中亚的战略自主性不断缩小，因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碎片化会压缩多元化合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