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D·奥康纳（John D. O’Connor），前联邦检察官、旧金山律师。2005年，W·马克·费尔特公开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时，奥康纳曾担任他的律师。奥康纳著有《后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如何背叛“深喉”、掩盖水门事件并开创当今党派倡议式新闻》。奥康纳先生今天9月11日上午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文，揭露并遣责民主党人及其媒体盟友如何掩盖萨达姆·侯赛因参与“9·11”的真相：

也许最令人恐惧的反美恐怖主义行为，就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袭击。这场袭击杀害了2,977名无辜者，摧毁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塔楼，击中了五角大楼建筑的一角；如果不是英勇的乘客使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乡村地区，它原本还可能击中白宫。

18个月后，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声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下的伊拉克很可能会与奥萨马·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恐怖分子分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是，由于希望布什遭到谴责而不是获得赞扬——完全出于党派目的——民主党人及其媒体盟友掩盖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真相，而双方都对针对美国实施恐怖主义感兴趣。党派色彩浓厚的民主党人和媒体错误地宣称两者之间不存在联系，而公众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

“9·11”委员会于2002年11月成立，其目的正是向公众说明这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骇人袭击的真相。委员会主席、出身名门的前新泽西州州长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规定，如果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不能达成一致，任何调查结论都不得写入报告。

基恩这样做是为了体现“两党合作”，但他的规则却有利于那些希望回避真正事实的党派色彩浓厚的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可以行使基恩赋予他们的否决权来做到这一点。

委员会中那些具有乡村俱乐部风格的共和党成员——基恩、芝加哥的吉姆·汤普森（Jim Thompson）以及前海军部长约翰·莱曼（John Lehman）——礼貌得近乎过头。相比之下，委员会中的民主党成员则是能力出众、毫不留情的强硬斗士——以因担任水门事件检察官而闻名、极具对抗性的理查德·本-维尼斯特（Richard Ben-Veniste），以及来自佐治亚州、毫不退缩且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马克斯·克利兰（Max Cleland）为典型代表。这些民主党人可不是在玩小孩子的拍手游戏。

被指为“9·11”袭击策划者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Mohammed），是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的舅舅兼助手。优素福领导了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当时他与基地组织几乎没有多少接触，而且那时距离基地组织转向全球性暴力还早得很；此前，基地组织一直是一个训练和支援组织。

因此，当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据称领导“9·11”袭击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他的主子并不完全是基地组织，而更有可能是伊拉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优素福都来自俾路支斯坦地区，这一地区横跨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并且总体上敌视伊朗及其占多数的什叶派人口。

事实上，《9·11委员会报告》指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不愿向本·拉登宣誓效忠，以免本·拉登退出这次袭击。换句话说，无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真正的老板是谁，都不是基地组织，而是一个正在寻找愿意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摧毁其痛恨之敌的恐怖分子的实体。

艾哈迈德·希克马特·沙基尔（Ahmed Hikmat Shakir）曾是伊拉克大使馆雇员——也就是说，情报官员——并于2000年1月参加了吉隆坡基地组织峰会。他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线索联系了起来：双方都愿意与共同的敌人——美国——作战。

还有更多强有力的证据把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以及“9·11”袭击联系起来。但是，顺从的媒体却把任何一项这样的证据都解读成萨达姆对美国并不存在不当企图的证据，并认为他只是假装寻求致命毒气之类的恐怖主义能力。我曾在这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列出了大量被媒体忽视的有关萨达姆参与“9·11”的证据。

2003年5月，美国大使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成为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负责人，也就是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之后——据推测，他之所以被选中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他具有政治手腕，并且长期与中央情报局保持工作关系——他彻底改变了布什政府最初的计划。原计划只是除掉萨达姆手下最重要的50名高级官员，然后迅速撤出伊拉克。他抵达巴格达后不久便执行了联盟临时管理当局第1号命令，把所有复兴党成员从伊拉克政府机构中清除出去。随着这些死敌被清除，什叶派伊朗受到鼓舞，而伊拉克逊尼派则感到自己遭到系统性边缘化，并开始组建“伊斯兰国”等组织。

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如果不是那些极其无知且充满党派偏见的报道，一个强大、非恐怖主义的伊拉克原本有望出现，并对什叶派伊朗形成制衡，但这种前景很快便破灭了。

如果说在我们回顾“9·11”时有一个观念值得认真思考，那就是，我们必须仔细审视那些出自具有强烈党派倾向记者之手、党派色彩极其浓厚的报道。

正如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那样，布什遭到猛烈抨击，而稚嫩、缺乏经验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因为战前在街头发表过一次反对战争的演讲而受到追捧；他在那次演讲中声称萨达姆与本·拉登之间不存在联系。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这段虚假的历史如今已经嵌入美国的时代精神之中。当我们思考“9·11”的意义时，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指出党派新闻报道的问题，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