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9月10日下午，《华盛顿观察家报》评论版副主编肖恩·德恩斯（Sean Durns）在该报发表评论－－“基地组织想要什么，以及通往“9·11”的道路”。德恩斯先生长期担任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评论员。专家之言，请君一读：

“历史，”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有一句著名的话，“不是过去，而是现在。”“9·11”是历史上罕见的那种事件：它无可否认地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时代在此终结，另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由此开始。然而，尽管它恶名昭彰，而且这种恶名完全名副其实，美国历史上最糟糕、影响最为深远的日子之一，却也仍然是最遭误解的日子之一。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场悲剧的范围和规模仍然令人难以想象。共有2,977人在美国本土遭到杀害，此后又有数千人死于与袭击有关的伤病。

美国由此进入了中东的迷宫，并从那以后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战争。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政治也随之改变。

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令人遗憾的是，很明显，美国仍然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那些实施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恐怖袭击者的动机。

这种困惑在双子塔倒塌后不久便开始了。

“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的自由本身，遭到了一系列蓄意而致命的恐怖袭击，”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当晚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道。“我们团结一致，要赢得反恐战争。”

争论激烈展开，但道路基本上已经确定。美国现在是在与恐怖主义交战。然而，恐怖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战术——仅仅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

正如布什政府的几位主要官员很早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不首先完全确定自己的敌人是谁，就很难与一个对手进行战争。胜利将很难取得。

“现在回顾‘9·11’以及美国最初的反应，我看到有些事情我们本应采取不同的做法，还有一些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布什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在他文笔出色的2011年回忆录《已知与未知》中写道。

“例如，政府本应更有效、更早地把重点放在伊斯兰主义极端主义敌人的意识形态性质上，而不是含糊地把敌人描述成恐怖主义，”拉姆斯菲尔德写道。“我们本不应回避把这项挑战称为伊斯兰主义性质的挑战，同时仍然恰当地明确说明，我们并不把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与那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相区别——视为敌人。”

但是，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对我们的敌人获得完整的理解仍然难以实现。

人们提出了几种论点。其中最流行的两种是：基地组织及其伊斯兰主义同道憎恨美国，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或者，另一种说法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我们对该地区的干预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应当对此负责。

但是，这两种解释都既不充分，也不完整。真相既更加可怕，也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2001年9月10日，尤其是美国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都沉迷于未来，而伊斯兰主义者却在回望他们过去的辉煌。今天依然如此。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日益世俗化，沉醉于自身的经济成功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这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理解那些实施“9·11”袭击者的动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及其副手把这次行动称为“飞机行动”。

但是，伊斯兰主义者有他们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自己的叙事。他们并不像一些右翼和左翼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在对西方正在做和已经做过的事情作出反应。

“9·11”之后不久，在一些圈子里，一种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即美国即便并非有意，也制造了自己如今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从1979年至1992年，美国曾向阿富汗的“圣战者”——“那些为圣战而斗争的人”——提供武器，以对抗苏联。大批圣战分子从世界各地前往阿富汗，与苏联入侵者作战，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基地组织——意为“基地”——就是在这群乌合之众和遍地瓦砾之中诞生的。

对本·拉登而言，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起源故事。一小群衣衫褴褛、虔诚的信徒成功驱逐了一个异教徒军事超级大国。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招募工具，尽管本·拉登夸大了他本人以及他的圣战者同伴所发挥的作用。

但是，伊斯兰主义者针对西方发动圣战的根源，早在美国决定提供“毒刺”导弹击落一些苏联直升机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它甚至早于美国自身介入中东。

1928年，一名行为乖张的埃及钟表匠兼教师哈桑·班纳（Hasan al Banna）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班纳与他那一代许多年轻穆斯林一样，都在试图解决伊斯兰世界无可否认的衰落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胜利导致奥斯曼帝国于1922年崩溃，随后哈里发制度于1924年被废除。

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个庞然大物，其疆域从中欧维也纳城门之外延伸，穿过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进入非洲大陆，再横跨黎凡特和圣地，一直向南延伸至阿拉伯半岛。

但是，在1683年9月12日于维也纳遭遇失败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国运开始衰退。

到1798年拿破仑率领400艘船和4万人抵达埃及时，形势的逆转已经显而易见。奥斯曼统治者自己也迟来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从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了。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为“欧洲病夫”，而其发展道路也已经确定。

整整一代学者开始争论，伊斯兰世界应当如何重新获得它已经失去的发展势头。其中包括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他的期刊《灯塔》主张建立一个由伊斯兰教法治理的伊斯兰国家。

里达远不是第一个倡导“萨拉菲主义”——意为“先祖”——的人。这种思想认为，伊斯兰的复兴只有通过回归这一宗教早期先辈的实践才能实现。但是在20世纪初，他是这一思想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

里达的学生，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包括班纳和阿明·侯赛尼（Amin al Husseini），后者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以及纳粹合作者。在班纳领导下，穆斯林兄弟会不断发展壮大。侯赛尼领导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圣战，后来又把接力棒交给他的远房表亲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1949年班纳遭暗杀后，穆斯林兄弟会在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身上找到了新的先知式人物。库特布1964年出版的《路标》，从那以后一直是伊斯兰主义者的重要思想基石。库特布本人也于1966年被埃及政府处决，但他的著作影响了大批正在成长中的圣战分子，其中包括年轻的本·拉登，以及一名叫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 Zawahiri）的埃及医生，后者后来结识了库特布的兄弟姐妹。

然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想法仍然显得遥不可及。1979年改变了一切。

在伊朗，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这位年轻时曾收听侯赛尼广播讲话、言辞激烈的年迈教士——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命，并建立了一个残酷的神权政体。在沙特阿拉伯，圣战分子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而苏联人——仅次于最极端的、无神论的异教徒——入侵了阿富汗。对伊斯兰主义者而言，所有条件突然间都凑齐了。

几十年来，埃及的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等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一直试图摧毁以色列，并把美国逐出中东，但他们都失败了。如今，大批人转向另一种古老得多的意识形态寻求救赎。

他们通过回望数百年前的过去，重新创造世界。他们的领导人并非贫穷而缺乏教育。事实上，情况往往恰恰相反。本·拉登与此前的侯赛尼一样，出身于一个富有而显赫的家族。扎瓦希里是一名医生，而医生与工程师和教师一样，往往在圣战主义者群体中所占比例异常之高。

1981年，他们杀害了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 Sadat）。扎瓦希里是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共同创始人，后来又成为本·拉登在基地组织的继任者；在随后展开的大规模抓捕中，他也是遭到监禁的人之一。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视频网站上找到当年的影像，看到他隔着监狱铁栏向埃及当局高喊《古兰经》经文。

20世纪80年代，包括刚刚形成的真主党在内、受到霍梅尼支持的组织，在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率先使用自杀式爆炸和汽车炸弹袭击。他们在黎巴嫩贝卡谷地接受训练；而就在十年前，阿拉法特的手下也正是在同一个地方训练了后来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核心的人员。当西方沉睡之时，黎巴嫩、苏丹以及最终的阿富汗，全都成为恐怖主义训练的关键节点。

当柏林墙倒塌、一个洋洋自得的西方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时，正在暗中酝酿的正是这些人和这些思想。但是，伊斯兰主义者拥有自己的时间表。

2001年9月11日，在基地组织、真主党以及其他组织发动了近十年的袭击之后，历史带着复仇般的力量重新归来。基地组织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其英雄人物使用的战术，把“9·11”称为“曼哈顿突袭”。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西方仍然在努力理解基地组织这样的组织究竟想要什么。但这更多说明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们。伊斯兰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目标一直表达得再清楚不过。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