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格雷厄姆（Tim Graham）是一位媒體分析師、談話廣播發言人、電視評論員及作家，也是保守派運動中的全國性領軍人物。昨天9月11日, “9·11”事件25周年紀念日，格雷厄姆先生在《新聞快訊》雜誌 發表評論－－左派在“9·11”事件上的表現並不光彩。請君一閱：

並非每一位美國總統在面對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帶來的國家傷痛時，都能恰如其分地表達情感。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在以色列發動大規模屠殺十二天后，喬·拜登總統竟暗示“9/11”事件完全是關於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問題。

拜登宣稱：“我知道，穆斯林裔、阿拉伯裔、巴勒斯坦裔美國人社區以及其他許多群體中的許多人都感到憤怒和痛苦，心裡想着‘又是這一套’——即我們在‘9/11’之後所見證的那種伊斯蘭恐懼症和不信任感。”

他表示，在“9/11”之後，美國“尋求並獲得了正義”，但“我們也犯了錯，所以我告誡以色列政府，不要被憤怒蒙蔽了雙眼。”

“被憤怒蒙蔽了雙眼。”

這就是拜登對“反恐戰爭”的定性，而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甚至想廢除“恐怖主義”（Terror）這個詞。對於奧巴馬來說，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他的牧師傑里邁亞·賴特（Jeremiah Wright）曾聲稱，“9/11”事件是美國帝國主義“惡果自嘗”（chickens coming home to roost）的時刻。

在“9/11”事件過去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能迅速回想起當時全國上下的團結一致——在那短暫的時光里，就連電視新聞界的當紅主播們也神情肅穆，口徑高度統一。

然而，也有人很快就背離了這種團結的共識。

激進左翼電影製作人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在那場大規模屠殺發生僅三天后，便開始猛烈抨擊喬治·W·布什總統：“繼續哭吧，布什先生。繼續逃往奧馬哈或者其他什麼地方躲起來，任由他人喪生——就像當年你在空軍國民警衛隊服役期間聲稱自己在‘執勤’、實則逃避越戰那樣。

“我高中時有九個男孩死在那場悲慘的戰爭中。而現在，你卻要求‘團結’，好讓你發動另一場戰爭？

“別再這樣侮辱我或我的國家了！” “9·11”事件發生六天后，ABC電視台《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節目的主持人比爾·馬厄（Bill Maher）發表了一番驚人言論，親手埋葬了自己在該台的職業生涯：“我們才是懦夫。從2000英里外發射巡航導彈，那是懦夫行徑；而留在撞擊大樓的飛機上——無論你怎麼評價這種行為——絕非懦夫所為。”

接着是日間脫口秀傳奇人物菲爾·多納休（Phil Donahue），他在“9·11”事件兩周后做客了《奧萊利實情》（The O'Reilly Factor）節目。不出所料，多納休認為“9·11”是我們咎由自取：“當年我們獨自轟炸的黎波里——那是一座擁擠的城市，當時老人和孩子正在熟睡——那是1986年，里根執政時期。我們炸死了（利比亞獨裁者穆阿邁爾·）卡扎菲的孩子，還有許多其他孩子。

“有人說——其實不止一個人這麼說——關於那個孩子，他們說‘那是領養的’。而我們得到的報復就是泛美航空103號班機空難（洛克比空難）。去告訴那些遇難者的親人吧，那是12月21日，也就是我的生日。”

《國家》（The Nation）雜誌刊登了卡塔·波利特（Katha Pollitt）的文章，講述了她與女兒就美國國旗所代表的含義展開的爭論——當時她女兒正在離世貿中心僅幾個街區遠的地方讀高中。

她提出了一種折衷的看法：國旗“必須承載多種含義，既包含那種質樸而莊重的悲傷，也包含暴力的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偏見——這種偏見已在全國範圍內引發了謀殺、破壞公物和縱火事件，並在紐約市的街頭和校園裡導致了騷擾行為。”

我永遠記得那天作為記者驅車前往五角大樓停車場案發現場的情景；此前，我目睹了滾滾黑煙從南面水晶城（Crystal City）街區的酒店群上方升騰而過。

那是一個讓人很容易回想起當時身在何處、以及當時那種憤慨情緒的日子。

然而25年過去了，在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活躍的當下，意識到我們如今的處境，難免讓人感到有些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