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主党政府官员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和史蒂文·N·西蒙（Steven N. Simon）于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另一场反恐战争： 9·11与美国民主的瓦解“。丹尼尔·本杰明现任柏林美国学院院长。史蒂文·N·西蒙现任达特茅斯学院客座教授兼杰出研究员，也是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多年来，美国的政治失灵一直被归因于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专家们指出全球化的失败、不平等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或者二十多年前“中国冲击”留下的长期后果，以此解释今天的极端两极分化、对制度信任的崩塌、民主侵蚀、移民问题引发的反弹以及苦苦挣扎的中产阶级。然而，还有另一个受到广泛忽视的因素，对于理解美国当前的困境同样至关重要：反恐战争。

通常，当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谈到全球反恐战争——二十年来国际事务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时，他们讨论的是恐怖组织遭受的打击、被挫败的阴谋、圣战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衰、众多情报失误，以及或许最重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无休止的战争。这些就是当代反恐行动的成绩单。但这种框架遗漏了这场规模庞大的反恐战争对国内政治和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仅仅人员方面的统计数字就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超过7,000名美军官兵阵亡，53,000人受伤，远远超过30,000人自杀——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数据，这些冲突使美国国债增加了8万亿美元，而未来预计还将为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支出数万亿美元，其中包括为50万名患有创伤性脑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美国军人提供医疗服务。

然而，即便这些数字也无法展现二十年的战争以无数种方式改变美国的全貌。多年来，对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的执着塑造了一种浸透恐惧的文化，来自政界、媒体、公民社会以及不断膨胀的反恐工业复合体的声音坚持声称，这个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在这种氛围下，政府被赋予了广泛的新权力，可以在任何可能出现圣战主义活动的地方将其铲除并予以起诉，而另一场恐怖袭击可能发生的普遍假设开始重塑美国社会本身。然而，其结果并不是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一个共同的——而且定义狭窄的——敌人，而是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它促成了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消亡，而这种合作在此前几十年中已经遭到削弱。与此同时，反恐战争助长了仇外情绪和反移民情绪令人震惊的上升，并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精英丧失了信誉。

最重要的是行政权力不受控制的扩张。这种推动力并非始于反恐战争；几代美国领导人和学者一直试图扩大总统权力，制定出可以将公民自由置于一旁并把军事活动与警察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机制。但在9·11之后，这些应急机制被用来以国内安全的名义赋予行政部门范围广泛的新权力。而今天，一位威权主义总统正在利用这些权力针对他的政治敌人。因此，美国早就应该清算反恐战争留下的政治遗产了。

噩梦的力量

纵观美国历史，对长期战争的忧虑一直困扰着美国官员。在国家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后来成为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指出：“任何国家都无法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维护自己的自由。”一个半多世纪之后，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就他著名地称之为“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力量“获得不应有的影响力”发出了警告。正如艾森豪威尔预先警告的那样：“被错误配置的权力灾难性崛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将持续存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忧虑很大程度上一直集中于政府内部以及更广泛的战争机器中的权力集中。然而，在反恐战争期间，社会的一些部分与国家同步动员起来，并试图针对一类被视为敌人的群体撒下一张范围大得多的网。

恐怖主义行动通常由在一国境内秘密活动的行为者实施，而9·11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受的此类袭击——是由身处美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实施的。他们受到“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特有的圣战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对美国本土发动重大袭击将促使华盛顿撤回对穆斯林世界叛教统治者的支持。这些主题——其中还包含按照此前被美国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进行相应报复的观念——以及袭击本身，为整个美国社会中的仇视伊斯兰者提供了口实，包括政界和政策建制中的仇视伊斯兰者。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声音来自福音派教会：面对他们庞大的受众群体，富兰克林·葛培理（Franklin Graham）、约翰·哈吉（John Hagee）和罗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ess）等著名电视布道家将伊斯兰教描述为“撒旦的”和“来自地狱深渊的异端”，并将其信徒描述为一个恋童癖邪教群体。

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试图通过坚持宣称反恐战争不是一场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来压制这种仇恨。但尽管他一再这样声明，许多人仍将反恐战争视为一场十字军东征——布什本人早期也曾使用过这个词，直到有人告诉他这个词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多么糟糕的反应。政府采取的一些行动进一步使他的说法显得站不住脚，例如拘留至少1,200名穆斯林男子——其中许多人因移民相关指控被拘留，却被当作高度安全风险人员对待——以及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为名，严重限制穆斯林的公民自由。9·11劫机者曾得到美国境内一个高效的穆斯林支援网络维持其活动这一事实，无疑促成了这些措施，对网络激进化潜在可能性的合理担忧也同样如此。

川普模糊了仇视伊斯兰情绪与反移民情绪之间的界限。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持续不断的恐惧煽动以及反穆斯林情绪和仇恨犯罪的增长一直显而易见。当奥巴马政府试图把反恐战争中抓获的外国被拘押者从关塔那摩转移到美国境内的设施时，共和党人将他们描绘成超乎常人的恐怖分子，声称美国没有任何监狱能够安全地关押他们。这个计划被取消了。2014年，有消息披露，在叙利亚伊德利卜一个“伊斯兰国”藏身处发现的一名圣战分子的笔记本电脑中包含一些有关生物武器的基本信息，当时蓬勃发展的反恐评论界成员声称，恐怖分子计划从受害者尸体中提取非洲埃博拉病毒，然后在美国城市中心大范围喷洒这种病毒。竞逐高级公职的候选人发现，恐怖主义威胁是一份永远取之不尽的政治礼物。我们两人都曾任教的达特茅斯学院的政治学者回忆说，他们曾听到新泽西州前州长、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者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对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偏远村庄里的老年妇女说，如果她们不投票支持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立场的候选人，圣战分子可能会闯入她们家中，将她们劫为人质。

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威胁的实际状况相矛盾。到2016年，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已经过去数年，而“基地”组织在15年里一直未能再次对美国发动袭击。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少数表面上与伊斯兰主义有关的袭击，大多是“独狼”行动，也就是说，它们并非由身处美国境外的“基地”组织成员部署和指挥。相反，这些袭击者是在当地受到新闻报道、网络宣传、布道以及志同道合者之间交往的影响而走向激进化的。（一个部分例外是2009年的胡德堡大屠杀，实施者是一名美国陆军少校，他曾与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通信；奥拉基是一名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美国神职人员，后来在也门被美国击毙。）2014年，“伊斯兰国”凭借其宣称建立哈里发国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叛乱而吸引了全球关注，而且它在欧洲和北美招募追随者方面比“基地”组织更为成功。这个组织在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实施了血腥袭击，或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其中数起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毁灭性袭击，但没有一起能与9·11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是在美国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之后形成的真空中崛起的，因此它是反恐战争的结果，而不是反恐战争的原因。

没有发生袭击并不仅仅是运气使然。在这几十年间，美国情报和执法专业人员——他们的工作远离那个时代过热的言辞——有条不紊而且卓有成效地应对了恐怖主义威胁。在此期间，政府机构实现了一种整合程度，与9·11之前相比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外国情报机构与民政当局在这一努力中实现了紧密协调，从而能够掌握哪些人正试图越过美国边境。事实上，到“基地”组织再次袭击美国时——2019年发生在佛罗里达州一座美国海军基地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该组织已经只剩下昔日实力的一个影子。正如“伊斯兰国”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基地”组织的衰落并没有迎来一个太平盛世。然而，根据可靠的长期民意调查，美国人将恐怖主义置于多高优先地位，已经不再反映日常现实。

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尚未得到回答、或许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是：美国人在9·11之后几十年里享有的相对安全，究竟更多应归功于情报、执法和国内安全措施，还是应归功于那些旨在从被认为是问题源头的地方将其铲除的海外战争和定点清除行动所取得的进展。尽管如此，对于那些负责预判恐怖主义威胁并制定针对这些威胁的防御性和进攻性方案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

从无休止的战争到内战

事后看来，2016年标志着反恐战争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当时首要问题从遥远地区的军事冲突转向了国内据称危险的新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伊斯兰主义者。在9·11之前，美国就已经有了大量本土主义的历史经验。但长达十五年的恐惧煽动产生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也许这种遗产最具危害性的表现，莫过于把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与更广泛的反移民情绪融合在一起。正如对2016年总统选举进行的众多事后分析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煽动反穆斯林情绪帮助动员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基本盘，尽管真正帮助他赢得那场势均力敌的选举的是经济方面的担忧。在竞选期间以及随后执政期间，川普不断模糊仇视伊斯兰情绪与更广泛的反移民情绪之间的界限。一天，他谴责越过南部边境而来的杀人犯、罪犯和强奸犯；第二天，他又声称移民潮是在为圣战分子提供掩护。

也许川普将恐怖主义威胁与非法移民挑战融合在一起的最完美象征，就是他在2018年反复警告一支正从中美洲向美墨边境行进的移民大篷车——他声称这支队伍中有“身份不明的中东人”。公平地说，美国情报界确实担心圣战分子正在利用边境的混乱状况渗透美国，但政府机构之间数据库相互割裂的状况使得这一点很难得到确认。为了努力表现得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强硬，川普呼吁恢复水刑，以及某种没有具体说明但“比水刑糟糕得多”的手段。在谈到“伊斯兰国”成员时，他还说自己会“干掉他们的家人”。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候选人川普在谴责9·11之后那些无休止战争的同时，仍然成功地散发出仇视伊斯兰的情绪，使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以及最终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陷入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反恐战争决定性地转向了美国本土。两名总统候选人中的一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明确地把美国一个人数众多的少数族裔群体与外部敌人混为一谈。即便此前政策的潜台词暗示了对美国穆斯林的怀疑，联邦政府领导人也从未公开表达敌意。川普这样做了。当选之后，他实施了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上任仅一周便推出这一禁令，并一再重新制定，直到18个月后最高法院最终批准了它。他还为仇外者和种族主义者创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推动针对各种少数群体受害者的仇恨犯罪急剧增加，并加速了美国的分裂。

在第二个任期内，川普走得远得多。2025年，政府援引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针对据称属于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帮派的成员，将他们描述为一支入侵力量，并把被拘押者送往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拘禁中心。最高法院要求给予充分通知，以便允许他们提出人身保护令方面的挑战，但遣送行动此前已经开始。在佛罗里达州，政府在偏远的埃弗格莱兹湿地开设了一座名为“鳄鱼恶魔岛”的拘留设施；鉴于其地理上的隔绝以及脱离法律管辖的状态，可以把它理解为移植到美国本土的关塔那摩。该设施一年后关闭，但原因仅仅是费用问题；其运营成本每年超过10亿美元。而到那时，政府正在与反恐战争建立一种更加直接的联系，因为一些移民被拘押者如今被直接送往关塔那摩。五角大楼也参与其中，现役军人为国土安全部的一项拘留任务提供后勤和行动支持。换句话说，为对外战争、边境执法和国内治安而建立的机构，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针对移民的惩罚性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些移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犯罪记录。从实际效果来看，它变成了拘押政治犯的一个试验场，或者用川普对这些人的说法，就是拘押“人民的敌人”的试验场。

川普政府并不是唯一利用仇视伊斯兰情绪来推动反移民议程的政府。例如，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长期以来一直以猛烈抨击非法移民而闻名。但正如《纽约时报》8月援引共和党顾问的话所说：“伊斯兰教已经取代边境，成为”选民的“一个主要关切”。迄今为止，得克萨斯州官员已经阻止了一项包含清真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并威胁要停止向那些为穆斯林祈祷提供洗浴设施的机场拨付州政府资金，此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与此同时，全美各地的共和党政治人物谴责穆斯林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功，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纽约市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以及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Abdul El-Sayed）。有些人甚至暗示，这些官员要么不是美国公民，要么应该被剥夺美国国籍。川普曾表示，“圣战分子正在各地当选”。

反恐工业复合体

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格言——“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制造战争”——不仅适用于近代早期的国家形成，也适用于美国的反恐努力如何导致国家权力急剧扩张。反恐战争推动美国收集并整合信息，包括有关本国公民的信息；对其认为危险的个人进行分类；为了人口控制和执法目的，将现役和预备役军事单位结合起来；并依据各种紧急状态授权使用强制性权力。它还强化了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公共生活观念，在这种观念中，政治分歧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不忠，而整个少数群体都可能被视为当然值得怀疑的对象。对持续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提高了人们对强制性政策的支持，即使是在那些原本抵制威权主义诉求的美国人当中也是如此。

当然，美国在9·11之前就面临安全威胁。然而，冷战时期的安全国家依赖有关对手军事力量和关键资产的准确情报，而反恐关注的并不是大型军事编队或固定设施，而是寻找隐藏在庞大人口之中的个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外国社会。防范“基地”组织要求官员识别可疑人员、追踪资金和旅行活动、绘制个人关系网络，并在袭击发生之前采取行动。在9·11袭击造成的震撼之后，华盛顿建立了一个跨越国外与国内界限的信息共享网络，可以检索海关、移民、情报以及常规执法记录。由联邦调查局设立的联合反恐特遣队，以及由国土安全部建立的州和城市融合中心，在地方层面同步实施了这一模式。它们的任务很快就超出了恐怖主义范畴，扩展到公共安全的其他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国家安全机构开始例行性地大量吸纳普通警务信息，而地方执法人员也开始仔细查阅联邦情报。这套结构原本是为了在干草堆里寻找针而建立的。一旦建立起来，它就可以寻找各种各样的针。

如果一位民选领导人选择将这些能力用于扩大政治控制和行政权力，那么这些能力会使这种扩张变得轻而易举。政府高级官员不仅可以识别嫌疑人，还可以识别他们的关系、行踪、通信和支持者，这使得这些工具便于用来针对个人和团体——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虚构出来的——以及遭受污名化的社群。商业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工具的触及范围。为应对9·11而成立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已经与美国软件公司帕兰蒂尔签订合同，使用“移民操作系统”，这一系统旨在协助筛选和抓捕遣返目标。人工智能及其固有的规模扩展能力，通过消除全面监控的主要瓶颈——人力稀缺——加速了这一进程。2020年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抗议活动清楚展现了这种逻辑，当时国土安全部官员监控社交媒体、查阅旅行和移民记录，并建立有关抗议者和记者的档案。身份不明的武装联邦执法人员使用没有标识的租赁车辆拘留人员，并将其中一些人带到联邦法院大楼里的拘留室，却没有说明究竟是哪个机构拘押他们，也没有说明拘押原因。

联邦政府自9·11以来的演变不仅体现在其活动和能力上。它本身的规模也大幅增长。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于2003年成立以来，其年度预算已从33亿美元增加到接近290亿美元；同期，其武装执法人员数量从3,000人增加到22,000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警察力量已经从装备较轻的治安队伍转变为小规模军队。9·11之前，国防部向地方警察部门移交的装备价值仅为2,700万美元。自袭击发生以来，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超过16亿美元。在许多司法辖区，警方现在可以使用防地雷装甲车辆、迷彩服、防弹衣和大口径武器来应对示威活动。

政府的目标范围也扩大了。2025年，白宫发布了《国家安全备忘录第7号》，其中将“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一个基本上是人为拼凑出来的、去中心化的左翼政治运动，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以及顾名思义反对法西斯主义——指定为国内恐怖主义组织，而这种身份在法律上并未得到正式承认。该备忘录指示联合反恐特遣队调查由属于这一所谓网络的人实施的有组织政治暴力。所列举的违法行为包括“反美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基督教……在移民、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的极端主义……敌视那些在家庭、宗教和道德问题上持有美国传统观点的人”。特遣队要调查的所谓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受保护的言论。随后于2026年5月出台的一份反恐战略文件特别提到了“出于政治动机杀害基督徒和保守派人士的行为”。该文件把对基督教的敌意视为识别有组织政治暴力的诊断性标志之一，与反资本主义和反美主义并列。

川普政府还利用反恐战争时期的先例，为广泛使用致命武力提供正当理由。从2025年开始，政府把涉嫌贩毒者称为毒品恐怖分子，从而为其对拉丁美洲的船只和陆上地点实施军事打击提供法律依据。到2026年8月，其行动已经造成数百人死亡，而往往没有公开证据能够证明存在犯罪行为，甚至连被攻击者的基本身份都没有公开证据加以确认。与此同时，2026年5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杀死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高层中的大部分人员。虽然援引的是不同的法律授权，但与那些所谓的毒贩一样，白宫利用反恐战争时代的分类方式和军事做法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并实施这些行动。尽管以色列在先发制人和报复行动中依赖定点清除的做法受到广泛关注，但这种战争方式几乎从美国反恐战争一开始就成为其特征，其中包括为这一目的给无人机配备武器；第一架武装“捕食者”无人机于2001年10月执行飞行任务。在川普政府于美国境内开展的反移民行动期间，4名美国人被杀、3人受伤，其肆无忌惮的程度与反恐战争后期2009年至2016年间在战争区域之外实施的526次定点袭击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反恐战争对危险个人的聚焦提供了一个模板，而这个模板如今正被应用于涉嫌犯罪者、外国官员、政府首脑、移民和抗议者。

在国内部署军队也沿着一条平行轨迹发展。2002年，华盛顿成立美国北方司令部，负责指挥国土防御并支援民政当局。2025年，陆军将陆军部队司令部、陆军北方司令部和陆军南方司令部合并，成立西半球司令部，由一个四星级司令部统一领导，负责战备、国土防御以及整个美洲地区的行动。这两项变化都没有取消法律对军队在国内执法的限制。但两者都缩短了为海外作战做好准备的军事力量与国内附近任务之间的组织距离。自2025年6月以来，政府已经向六座美国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人员或现役海军陆战队员。政府还指派现役军人支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人员处理和拘留设施。这些措施并未在形式上将军方与国土安全部合并，但它们建立了反复进行的联合行动，而国内强制性任务可以通过这些行动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川普正在将武装部队政治化，把任命和晋升建立在党派忠诚的基础上，并削弱或干脆无视长期存在的职业规范。这些变化很可能会削弱阻止军队被用于政治目的的制度性屏障，而这种担忧涉及总统交给军事人员的任务，例如在洛杉矶，国民警卫队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曾随同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军队人员被系统性地指示执行执法职能，包括巡逻和交通管制，这违反了《地方保安队法》，政府最终停止了这些行动。但川普已经宣布，这些行动将以更大规模恢复。在他看来，美国本土是美国武装部队开展战斗的绝佳场所。“我们应该把其中一些危险城市当作我们军队的训练场，”川普在2025年9月说。“我们正在遭受来自内部的入侵。与外国敌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很多方面更加困难，因为他们不穿制服。”城市中的反对力量已经被置于战争的词汇体系之中。

这一切将在何处终结？

战争不仅改变了美国生活的基调，并促成了行政权力的大规模扩张。它还对部分人口产生了激进化作用，其中包括退伍军人——这种现象令人联想到魏玛德国的自由军团，即那些被遣散的士兵组成的团体；这些人一旦被赋予针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治安权力，很快就变成了一支致命的准军事力量。学者凯瑟琳·贝卢（Kathleen Belew）在她关于白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研究中揭示，一部分越战退伍军人如何与平民一道构建一种遭到背叛的叙事，将军事技能和组织形式带入准军事政治活动之中，并把它们重新用于对付国内的敌人。1992年的红宝石岭对峙事件和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都源自这种社会环境。

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中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再次出现。“誓言守护者”和“三百分之一者”等团体招募现役和退役军事人员以及警察。其成员在1月6日袭击事件中采用了军事队形，而“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则被判犯有煽动叛乱阴谋罪。在这些人当中，所有人的案件后来都被撤销、获得川普赦免，或者被川普减刑。这些团体如今究竟仍有多大危险，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川普政府已经禁止学者与军事人员接触，除非这种接触是在职业军事教育框架之内，因此目前没有关于军队内部政治问题态度的最新调查数据或定性信息。政府有关民兵组织的公开报告也已经枯竭。鉴于这些团体得到了执政政府实际行动上和言辞上的支持，发生更多暴力的威胁不能被排除。

当然，反恐战争也在塑造美国今天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伊朗之所以成为一个能力更强的对手，是因为伊拉克战争将侯赛因的逊尼派政权转变为一个受伊朗影响的政权，并帮助促成了一个遍布该地区、由伊朗支持的网络，即“抵抗轴心”。仇视伊斯兰情绪与叙利亚内战造成的移民危机以及“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取得的领土进展一道，帮助推动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威权政权通过声称自己正在坚守抵御恐怖分子的防线，巩固了控制并获得美国的支持。此外，多达50万外国平民因反恐战争而被杀害或死亡——这段历史也在海外留下了它自己严酷的遗产。

反恐战争造就了一个强大得多的政府。

在9·11袭击发生后的25年里，纪念活动往往遵循一种可以预见的模式：回忆那一天发生的可怕事件、诵读遇难者姓名、点燃蜡烛。除了如今已经成为惯例的共识——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巨大错误，而阿富汗则是受到忽视的战场——美国对那些袭击所作反应造成的后果，以及这种反应如何重塑了这个国家，令人惊讶地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审视。

早就应该更加仔细地关注这些后果了。9·11袭击加速了美国政治纷争的转变，使其从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联盟之间的分歧，转变为彼此视对方为威胁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冲突。仇视伊斯兰情绪既是这种转变的早期表现，也是美国人学会如何界定内部敌人的一个重要机制。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种机制从穆斯林转向移民、种族抗议者、文化少数群体，并最终转向党派政治对手本身。事实上，反恐战争最重要的国内政治遗产或许在于，“恐怖分子”这一类别逐渐从政治暴力领域转变成了一种看待政治对手的模式。

与此同时，反恐战争造就了一个强大得多的政府。9·11之后，美国建立了一个经过优化、旨在威胁尚未成为现实之前就识别它们的国家体系，它依靠无处不在的监控、整合的数据库、监视名单、预防性警务、军事化的边境执法、大范围的保密制度、远程强制力量、广泛的紧急状态权力，以及一个如同魔法师学徒般失去控制的国家安全官僚体系。乔治·W·布什总统建立了这一架构的大部分。但是，即便巴拉克·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限制了其中的一些部分，他仍接受了自己继承下来的大部分架构。国会则一再批准这一架构，或者拒绝将其拆除。总统的自我约束由此成为决定民主命运这一计算中的独立变量。

这构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潜在危险。那些建立在总统会把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与政治敌人区分开来这一假设之上的制度，只有在总统继续作出这种区分的情况下才是安全的。2017年1月，当川普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行政权力构想入主总统职位，并通过煽动性的威胁言辞为这种构想提供正当理由时，他已经可以利用一套高度成熟的工具。反恐战争并没有创造美国的威权主义，但它无疑降低了一个威权主义总统任期的启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