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制裁和监管事务专家鲍勃·萨维奇（Bob Savic）上周五9月11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提醒人们－－”伊朗战争以及对美国保护能力的怀疑，正在推动海湾国家转向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建立伙伴关系“： 简而言之 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敌对行动的爆发，使海湾阿拉伯国家陷入一种岌岌可危的地缘政治现实。这场冲突迫使它们从根本上重新调整其安全、经济和技术伙伴关系，而这种调整远远超出了眼前的军事对抗战场。 尽管这些国家公开采取的姿态仍然是谨慎中立和通过外交缓和局势，但它们私下里的战略盘算已经加速了向多极化方向的转移，而这一转移正在逐步侵蚀该地区传统上由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 无论这场战争表现为有限的空中战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还是旷日持久的网络战和代理人冲突，它都暴露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和巴林——的脆弱性，并迫使它们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本身并不是对西方的排斥，而是一种务实的生存战略，它日益偏向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同时也使这些国家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其累积效应正在改变海湾地区的全球秩序，在那里，经济相互依赖和技术获取正变得与硬实力安全保障同等重要，而且任何单一外部力量都不会被允许垄断这一地区的未来。 安全替代方案 在眼下的安全领域，美伊战争暴露了美国保护能力的局限性，尽管华盛顿已经紧急向海湾地区增派海军力量和防空系统。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日益不安地看到，美国一方面难以遏制伊朗针对海湾基础设施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一方面却同时要求这些国家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并切断与德黑兰的经济联系。 这造成了一个信誉缺口，促使海湾各国首都寻求独立的防御安排，并与非西方大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最值得注意的是，海湾国家已经深化了与土耳其的安全对话，而土耳其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关键的调解者和武器供应国。 颇具争议的是，这种关系如今已经延伸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可能出售给某个海湾国家的问题上。安卡拉于2017年签约购买四套S-400防空系统，据报道耗资25亿美元，并于2019年接收，但从未让这套系统投入服役。今年7月，亲政府日报《自由报》的一名专栏作家声称，土耳其正在讨论把这些系统出售给第三国。报道认为卡塔尔和阿联酋是更有可能的买家，其中阿联酋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最猛烈的伊朗袭击。但安卡拉发现这一行动相当复杂，因为它必须获得莫斯科对出售交易的批准，同时还在与华盛顿推进一项充满争议的F-35战斗机交易。一些人猜测，关于转让S-400的谈判已经陷入停滞。 阿联酋也是海湾国家中公开发展与美国和以色列安全关系走得最远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可能采购S-400并不仅仅是购买军事装备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如果海湾地区的民用和军事利益继续严重暴露在伊朗袭击之下，那么它们还存在其他保护选择。 更广泛而言，海湾国家已经转向拥有先进无人机技术和强大军工基础的土耳其，以填补它们认为美国在保卫这一地区时因犹豫或能力不足而留下的空缺。因此，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已经与安卡拉达成重要的防务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联合生产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 海湾君主国还悄然深化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情报共享和反恐协调。作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巴基斯坦同时与利雅得和德黑兰保持密切关系，这使其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人。巴基斯坦军事顾问目前已经进入多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指挥架构，其海军也定期参加海湾地区的联合演习，这表明安全依赖正在从美国第五舰队转向地区性和亚洲海军伙伴关系。 亚洲与海湾关系深化 新的伙伴关系也延伸到了亚洲。韩国正在继续扩大对海湾国家的防务出口，尤其是导弹系统、海军平台和装甲车辆。日本已经深化了与海湾合作委员会之间的海上安全合作，重点保护能源运输航道，同时还达成了一系列国防工业协议。 印度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它不仅是经济伙伴，同时也是一个安全参与者。新德里在印度洋不断扩大的海军存在、其国防制造雄心以及它与海湾各国首都不断发展的战略对话，使印度日益成为海上安全及相关后勤领域一个极具价值的伙伴。 沙特方面的报道和政策评论提到了中国无人机生产，其中包括在吉达建设一座价值50亿美元、用于组装翼龙-3无人作战飞行器的工厂；与此同时，据《军事观察杂志》报道，阿联酋武装部队已经在巴林部署了中国供应的FK-2000中程防空系统。这些防空系统原本预计将运往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但随着伊朗针对阿联酋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它们被改派到了其他地点。 总而言之，伊朗战争使海湾国家领导人更加怀疑美国是否会完全配合它们的安全需求，尤其是在华盛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国家领土和基础设施带来遭受直接报复风险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它们并没有放弃美国的安全保护伞。相反，它们一边继续利用这一保护伞，一边努力建立更加自主和多元化的防务选择，其中包括从非西方伙伴那里采购武器以及开展国防工业合作。 经济多元化 在经济方面，与伊朗的战争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海湾国家加快推进其筹划已久的经济多元化议程，但这一进程明显转向亚洲市场以及绕开西方金融体系的融资机制。 中国已经成为这一转向中无可争议的受益者。尽管美国此前曾呼吁供应链脱钩，海湾国家对北京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仍大幅增加。曾经完全通过纽约和伦敦运作的石油美元循环，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双边贸易中采用人民币计价，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正在积极探索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石油结算的试点计划。 这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是对美国次级制裁和资产冻结风险的直接回应。海湾国家领导人担心，如果它们被认为没有充分配合华盛顿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制度，这些工具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它们。 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基础设施融资，而西方银行由于受到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不愿提供这类融资。这推动了中国对海湾地区港口、石化综合设施、数据中心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大规模投资。阿联酋的哈利法港和沙特阿拉伯的“新未来城”大型项目如今已经与中国承包商和技术供应商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一张相互依赖的网络，使美国未来任何要求海湾国家与中国彻底脱钩的要求，都将在经济上给海湾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 印度也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它不仅是海湾碳氢化合物的巨大市场，同时也是技术劳动力、粮食安全和药品供应的来源。印度与阿联酋于2022年2月签署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双边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在印度2025—2026财政年度达到1,012.5亿美元。与沙特阿拉伯进行的类似谈判也正在取得进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印度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动或加入美国领导的海军联盟，反而使它成为海湾国家更加信任的伙伴。由于新德里同时与德黑兰、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独立关系，它已经成为该地区越来越希望效仿的一种模式。 巴基斯坦为海湾国家提供了一条通往中亚的陆地桥梁，以及极具价值的战略纵深。这促使沙特和阿联酋投资巴基斯坦的炼油厂、矿山和农业区，而这些投资往往是对军事合作以及在能够引起海湾公众共鸣的克什米尔问题上提供政治支持的一种交换。 然而，尽管这种向亚洲转移的势头十分强劲，海湾国家的非石油经济仍然极易受到外部冲击，而碳氢化合物收入在其他方面则能够起到缓冲作用。旅游、航空、物流、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恰恰是被大力宣传为后石油时代未来增长动力的那些行业——尤其容易受到地区冲突升级的冲击，特别是任何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都可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航空走廊中断，或者引发海湾航运和贸易保险费普遍大幅上涨。 技术桥梁 技术关系正在沿着与贸易相同的方向发展：海湾国家正在电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无人机以及与国防相关的制造业领域寻求非西方选择。这部分是出于成本和速度方面的考虑，但同样也是为了战略自主，因为数字基础设施和军事生产如今被视为国家安全资产，而不再只是纯粹的商业选择。 一种模式正在形成：利雅得在公开冲突期间接受美国保护，同时着眼于长期建设中国和韩国的工业能力。即便其他海湾国家首都在公开推进这种做法的程度上各不相同，这种模式很可能对它们同样具有吸引力。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加快了中国科技企业进入海湾地区的步伐，尤其是在第五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监控系统领域。华为和中兴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赢得重大合同，尽管美国进行了强力游说并发出安全警告。 更为重要的是，海湾国家正在与中国开展空间技术、卫星发射和月球探索方面的合作。阿联酋的“阿拉伯卫星813”已经搭乘中国力箭一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成功进入轨道，沙特阿拉伯航天机构也已经与北京签署联合研究框架协议。 这种技术上的接近也谨慎地延伸至俄罗斯。据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与沙特官员讨论了建设核反应堆的问题，并提出竞标阿联酋小型核电站项目。川普政府随后提出向沙特阿拉伯提供美国民用核技术，这表明利雅得越来越有能力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为自身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和商业结果。 土耳其在国防科技领域的作用也延伸到了金融科技、医疗科技和农业技术领域，土耳其初创企业正在利用文化上的亲近感在海湾市场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其统一支付接口支付系统以及类似“阿达哈尔”的身份识别平台，正在被急于降低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和西方云服务提供商依赖的海湾国家政府研究和仿效。 总体效果是一种有意识的技术对冲战略：海湾国家主要通过学术伙伴关系和高端消费市场保持获取西方创新的渠道，同时利用附带较少地缘政治条件的亚洲供应商来补充其数字和工业基础设施。 拥抱多极化 伊朗战争正在深刻重塑海湾国家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使过去那种庇护者与附庸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一种交易性更强、而且日益紧张的伙伴关系。华盛顿要求海湾国家明确支持其对抗伊朗——包括提供飞越权、共享情报、执行制裁，以及承诺对美国投资；作为交换，美国则免除海湾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的相关费用——这些要求得到了礼貌接受，但同时也激起了海湾国家坚定推进多元化的决心。海湾国家领导人判断，公开与美国结盟将使它们成为伊朗报复的首要目标，同时除了它们已经通过双边渠道获得的安全保障之外，并不会带来多少额外安全。 欧盟是一个经济集团，而不是防务集团，因此没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或独立的军事威慑，这使它处于边缘位置。海湾国家认为，欧洲围绕伊朗核计划发表的各种声明虽然出于善意，但在战略上无关紧要。相反，海湾国家正逐步转向包括金砖扩员框架在内的非西方集团，这是其长期战略愿景的一部分；无论这场战争结果如何，它们都把一个后美国时代的中东视为不可避免。 海湾国家正在大规模投资于促进东西方贸易走廊发展的物流和金融基础设施，例如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尽管这一项目得到美国支持，但其开发过程中正在使用大量中国和印度资本及技术。这条走廊连同阿联酋雄心勃勃的铁路网络以及沙特阿拉伯的陆桥项目，旨在把海湾地区打造为亚洲生产与欧洲消费之间的枢纽，从而减少对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这两个咽喉要道都容易受到伊朗和胡塞武装威胁。 尽管如此，如果宣称美国和欧洲已经无关紧要，那将是一种过度简化。海湾国家在金融和军事领域仍然深度依赖西方，在先进医疗技术、高等教育以及某些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同样如此。 然而，趋势显然正在朝着战略多元化方向发展。其目标并不是用另一个霸权伙伴取代现有霸权伙伴，而是建立一个涵盖安全、经济、技术和外交关系的多元化网络，以减少外部冲击带来的脆弱性，并增强每一个海湾国家自身的国家战略自主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战争强化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海湾大战略，这一战略建立在多元化和务实的多向结盟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集团政治之上。海湾国家正在充当新的多极秩序的主动塑造者，而不是被动接受大国命令的一方。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更有可能：海湾国家实现战略自主 海湾国家正在成为灵活的地缘政治经营者，利用其能源财富、主权财富基金和地理位置，从各方获取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又不完全依附任何一方。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追求战略自主的关键并不在于平衡行为本身，而在于如今推动这种平衡的制度成熟度。与过去依靠单一安全保护者才能生存的时代不同，海湾国家正在把其庞大的金融实力转化为结构性影响力——在各大洲收购港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关键矿产和农业用地，从而创造出超越传统军事考量的杠杆。这是通过资产地理布局实现自主，而不仅仅是外交对冲。 海湾国家正在以越来越成熟的方式学会管理这种做法内在的紧张关系。它们通过时间维度上的划分来调整伙伴关系：在安全方面继续给予美国长期主导地位，同时把面向未来的大部分经济合同交给中国，并同时培育印度和土耳其，使其成为制衡两者的力量。这一战略并没有引发大国之间的零和反应，反而常常迫使相互竞争的大国争夺海湾国家的青睐，实际上提高了它们提供庇护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然而，该地区战略自主面临的真正考验，最终建立在每个国家自身的国内韧性之上：摆脱对碳氢化合物租金收入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培养人力资本，以及在各自发展道路不同的情况下维持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的凝聚力。随着海湾国家把其财富转化为可持续的知识型经济和具有凝聚力的决策框架，它们的自主性将形成自我强化。 因此，对海湾国家而言，长期结果将是确立一种更加广泛的战略自主原则，而不是发生地缘政治上的重新结盟。 较不可能：在战略自主和伊朗问题上采取碎片化做法 尽管存在共同趋势，海湾国家之间的协调仍然不完整。由于经济规模、军事能力和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日益塑造该地区的战略思维。两国都支持加强本土国防工业、实现外部伙伴关系多元化并扩大地区影响力。然而，恰恰由于采取了这些高度相似的做法，两国之间的关系却继续渐行渐远，因为双方都希望在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权力运用中拥有更大发言权。 卡塔尔继续推行一种强调与多个行为体接触的外交战略，同时维持与美国的密切安全关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和伊朗保持务实的经济关系。阿曼继续致力于调解，即使在冲突期间也努力维持与各方的对话。科威特采取谨慎、以共识为导向的做法，而巴林与华盛顿之间密切的安全关系则限制了其战略多元化的程度。 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的协调仍然是选择性的，而不是全面性的。在导弹防御、海上安全、情报共享以及能源基础设施保护等问题上，成员国开展合作的动力明显增强。 然而，各国在如何处理与伊朗的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这导致海湾各国非石油经济受到的影响并不均衡。对于那些更加依赖旅游业、航空业和国际金融业的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长期不稳定将给这些国家造成更高的经济代价。 虽然海湾国家对伊朗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但它们不太可能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形成共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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