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亚瑟·罗斯主任，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院长。本周三9月16日，奥维尔·谢尔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认为鉴于峰会外交的幻想与个人主义外交的局限，川普与习近平无法阻止美中螺旋式恶化：

美国在20世纪取得的史诗般外交成功，造成了危险的过高期望。德国和日本于1945年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于1949年创建北约；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于1962年通过与苏联总理秘密交换外交信息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而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谈判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备控制协议，为结束冷战铺平道路。这些胜利使许多美国人习惯于设想，他们那些技巧娴熟的领导人能够以决定性的方式打破看似无法解决的政治僵局。

这种希望在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中尤其根深蒂固。他们对于美中外交在最佳情况下能够如何展开的认识，是由1972年那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塑造的。当时，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与中国主席毛泽东（Mao Zedong）和总理周恩来（Zhou Enlai）一道重新绘制了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将冷战从一个基本上由两极构成的竞争转变为三角竞争。随后在1979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向中国敞开大门，欢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Deng Xiaoping）访问白宫，并恢复了与北京的正式外交关系。

如今，随着美中关系螺旋式滑向一种越来越具有敌对性的状态，人们对于由“伟人”促成另一次突破的渴望变得尤其强烈。美国总统川普通过自夸式地坚称，只有他能够凭借个人魅力达成美国所需要的那种协议，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愿望。甚至那些自认为现实主义者、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老手，也很容易抱有不切实际的成功愿景。当川普与习近平（Xi Jinping）在北京举行的峰会被宣布定于2026年春季举行时，《外交事务》乐观地将这次会晤称为“一场地缘政治重量级对决”，可能“改变美中竞争的进程”。

遗憾的是，这样的突破并没有发生。我作为本刊记者团成员参加了5月在北京举行的峰会。这次峰会或许有助于维持一种令人费解的和平——习近平用委婉的说法称之为“建设性战略稳定”。但它并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根本上的敌对性质。两国依然被锁在一种战略模糊的动态关系之中，其特点是一轮又一轮永无休止的惩罚性“锁喉”外交，双方都利用自己对关键供应链的控制向对方施压。

现在，另一场川普—习近平峰会定于9月23日在华盛顿开始举行，人们对于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渴望再次浮现。这些期望应该有所节制。限制5月峰会的同样因素也将制约即将举行的这场峰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美国和中国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问题还在于，两国领导人都不适合进行当前这场竞争所要求的那种讨价还价。习近平把妥协等同于软弱，很难理解外交核心与灵魂所在的那种“让一点以换取一点”的逻辑。而川普如此矛盾而冲动，他迎合讨好的“科技兄弟”一面与好战的一面处于如此令人不适的紧张状态之中，以至于有效外交几乎变得不可能。

过去，当条件恰到好处，而且由具有高度外交敏锐度的领导人掌权时，美国和中国曾经取得过突破。今天的环境则没有那么有利。尽管川普营造出一种亲密友好的表象，但他和习近平根本不具备建立那种真正的兄弟情谊和信任所需要的对称性，而这种情谊和信任是解决深层结构性问题所必需的。只要这两个人继续领导各自的国家，他们的峰会充其量很可能只能勉强管控这场竞争。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因为任由对抗发展到摊牌的地步而使竞争进一步恶化。

信任因素

从历史上看，成功的美中峰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领导人突破不信任障碍的能力。但是，当川普试图与人交好时，他所擅长的那种表面奉承和友好气氛，并不能产生过去曾经让中国领导人感到安心的那种更深层次的信任。而对北京和华盛顿来说，建立这种信任从来都并非易事：中国领导人深受一种偏执恐惧的影响，担心外国人怀有推动共产主义制度发生政权更迭的野心。尼克松理解这一点；在前往中国之前，他在《外交事务》上为此奠定了基础，表示现在是欢迎中国加入“国家大家庭”的时候了。这种表述暗示，至少在当时，为了围绕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这一共同利益团结起来，他愿意接受中国的制度。

为了在会晤前提高透明度和信任，尼克松派基辛格及其副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前往北京，与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会面。基辛格最终对周恩来极为钦佩，甚至赞誉他是“我见过的两三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之一”。这样的赞誉传递出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一直渴望从西方获得的那种“相互尊重”。而且，与川普不同——川普在5月称赞习近平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并宣称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是“一种荣幸”——基辛格说这些话是真心的。

周恩来则通过运用幽默帮助建立融洽关系。1971年两人首次见面时，他对基辛格开玩笑说：“你可能以为中国共产党有三个脑袋和三只胳膊。但是，瞧，我和你一样！我是一个你可以讲道理、可以坦诚交谈的人。”他们谈判的不同之处在于，基辛格和周恩来都真正建立起了对对方作为谈判伙伴的思想上的欣赏。

1979年，当卡特总统与邓小平会面时，他们重现了这种峰会外交的魔力。到那时，中美关系已经趋同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卡特愿意放弃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台湾，并将外交承认从台北转移到北京。峰会的盛大场面赋予了这种关系转变以公开的合法性。当时，很难想象还有哪两个人会比他们更加不同：一位是直言不讳、身高4英尺11英寸的邓小平，毛泽东曾形容他是“一团棉花里裹着的一根针”；另一位则是亲切随和的花生农场主卡特，他曾在冷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潜艇军官。

然而，当这对看似不可能成为搭档的人在华盛顿会面时，他们以如此轻松而友好的方式互动，以至于观察人士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不仅彼此尊重，而且也享受彼此的陪伴。尽管内心存在深深的保留意见，卡特甚至答应了邓小平的请求，在那位蒙羞的总统辞职五年后，邀请尼克松重返白宫，出席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他们的举止以及显而易见的融洽关系，以最为鲜明的方式发出信号：如今，处于政治分歧两边的人放下过去的恩怨并开始和睦相处，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至关重要的是，这种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不仅在全美国播出，也传遍了整个中国，这是中国国家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海外卫星直播。

1998年，两国之间又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友好时刻，当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飞往北京，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Jiang Zemin）会面。尽管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以来笼罩在美中关系之上的不信任阴影依然存在，但在距离当年发生屠杀的地点并不遥远的地方，两位领导人在仪仗队欢迎仪式和21响礼炮之后，兴高采烈地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在克林顿与江泽民就核不扩散和贸易等常规议题，以及达赖喇嘛和人权等禁忌议题轻松交谈之后，两人接受了记者提问。令人瞩目的是，江泽民下令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这场记者会，这一决定使党的宣传人员没有机会审查他们的言论。显而易见，一个新的后1989年接触时代如今已经受到双方欢迎。

冷漠的艺术

目前尚不清楚川普和习近平在5月北京峰会期间的私人会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公开场合，这场示好明显是单方面的。当习近平在庞大的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峰会开幕时，川普情不自禁地宣称，两人“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又夸耀说，他和习近平“解决了许多其他人根本无法解决的不同问题”。但是，他那种虚假而且得不到回应的友好姿态中存在某种勉强的感觉，暗示着这场峰会更深层次的局限。无论川普如何努力讨好习近平，习近平始终保持着他一贯的疏离态度，只以极其有限的亲近姿态作为回应。

还有许多其他迹象表明，习近平不会轻易对川普的恳求作出让步。当空军一号降落北京时，迎接川普的不是习近平，而是在党内层级中仅排名第八的国家副主席韩正（Han Zheng）。而且，川普和习近平没有举行一场本可以展示某种真正亲密关系的联合记者会，川普也没有像过去几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时那样，在大学或其他公共场所发表演讲，这使此次峰会失去了其他一些至关重要的善意元素。但两位领导人似乎都不愿冒险面对这种没有事先编排的时刻。

相反，习近平精心安排了一次极具戏剧性、但实质内容单薄的中南海之行。中南海是紫禁城附近一处有围墙环绕的院落，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居住在那里。在那里，川普忍不住询问习近平是否曾带其他世界领导人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极其罕见，”习近平回答道。但随后他透露，他曾招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到访那里。或许是察觉到了川普的失望，习近平没有提到，美国总统尼克松、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曾在那里受到款待。

川普离开后不久，当我抵达北京机场准备乘飞机回国时，我看到了习近平是如何巧妙地安排这场峰会更广阔的背景，从而使川普看起来不过是又一位普通访客。我透过航站楼的窗户望向停机坪，看到了一架军用运输机。那是一架刚刚从莫斯科抵达的俄罗斯伊留申-76运输机，机上装载着装甲豪华轿车、随行车辆、通信设备以及其他装备，为普京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这是普京执政26年来第25次访问中国。空军一号才刚刚飞离中国领空，习近平就已经在迎接普京再次到访，以此提醒川普以及更广泛的世界：中国还有其他强大的伙伴，而且已经不再如此依赖美国。

刻意设计的坚不可摧

川普热衷于讨好习近平，希望借此达成一项重大协议，这很难称得上是实现美中关系突破的战略。尽管习近平或许会因为川普的奉承而感到满意——并把这种奉承视为“东升西降”的证明——但他仍然深深不信任华盛顿的动机。在川普两届任期内，他的对华政策一直在和解与对抗之间剧烈摇摆。在峰会举行之前，几乎没有进行多少准备工作，以帮助确定预期，并向中国外交官传达一个连贯一致的议程。即使进行了更充分的准备，中国领导人也会知道，川普更愿意避开所谓专家的建议，相信自己未经驯服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直觉，然后临场发挥。

但是，尽管川普的外交局限在北京得到了充分展示，习近平自身性格上的缺陷也削弱了达成任何重大协议的前景。习近平的性格、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受到严密控制的领导风格，与美国人关于峰会外交的观念格格不入，更不用说与川普本人不受约束的领导风格之间的冲突了。习近平面部表情含蓄，是一个很难看透的领导人。尽管他刻意营造一种自律而强大的形象，但他也给人一种面对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人时颇不自在的感觉，而且似乎往往躲在典礼和仪式背后时才最为自在。习近平的不透明给他增添了某种权威感，但要维持这种气场，就要求他避开没有事先编排的时刻，以免暴露出令人尴尬的笨拙或不自然。然而，恰恰往往是在这种时刻，威严专断的领导人才会变成真实的人，而外交才真正有可能取得成功。在北京，习近平错过了川普向他发出的一个邀请——尽管这个邀请颇为笨拙——即参与一点“兄弟文化”，以表明他本人对于达成某种“协议”也持开放态度。

美国领导人喜欢将外交个人化。习近平的行动方式则取材于一种古老而严厉得多的中国治国传统，即法家思想。与主张一种更加温和、更多以伦理为基础的治国方式的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强调一种强硬、无情、马基雅维利式的领导方式，依靠自上而下的控制。在这种传统中，法律并不是用来约束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使公民服从。习近平已经公开显露出自己对法家思想的认同，就像几十年前毛泽东所做的那样。在讲话中，他曾赞扬公元前三世纪法家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韩非（Han Fei）。他在202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奉法者强则国强。”

法家思想强调，领导人应该与被统治者保持距离。最重要的是，韩非告诫说，领导人必须避免对国家事务作出发自内心的情感反应，以免这些反应被解读为脆弱或软弱的迹象。他建议道：“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

习近平在公开场合克制而不透明的举止体现了这样的告诫。此外，他缺乏感情色彩，而且甚至有清洗朋友的记录，这使他成为神秘莫测的法家统治模式的典型，也使他比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都更像毛泽东。

失望的危险

观察人士必须适当调整对即将举行的峰会的期望——不要对川普通过威吓、奉承或甜言蜜语，例如他在2017年海湖庄园会晤期间试图用来诱惑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大块巧克力蛋糕，把习近平转变成一个愿意合作的同志这一能力寄予过多希望。

实际上，习近平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他的成长过程笼罩在家庭苦难、混乱和背叛的阴影之下。他已经掌握了控制的艺术，这不仅体现在与中国公民和官员打交道方面，也体现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方面。他学会了如何把自己的不安全感隐藏在一副不可战胜的面具之后。正如韩非所告诫的那样，“君无见其所欲”。相反，他必须“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参伍比物，事之形也”。

因此，对川普政府官员而言，明智的做法不仅是降低他们自己的期望，还要防范他们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那种标志性的无动于衷而产生遭到冷落和侮辱的感觉。川普对于别人暗示他未能说服一位强大的领导人屈从于自己的手腕历来极其敏感，因此他可能在峰会结束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严重冷落，以至于重新转向其政治性格中那种矛盾的另一面，也就是报复。

毕竟，在川普于北京向习近平卑躬屈膝之后，仅仅过了两个月，他的鹰派倾向就再次显露出来。川普再次声称自己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击败了乔·拜登（Joe Biden），并援引新的、未经核实的证据，声称北京干预了那场选举。随后，他宣布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并以此举旨在遏制中国的强迫劳动为理由，从而再次触碰了美中关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症结。如果川普在下一次与习近平会面时最终感到自己的示好如此得不到回应，以至于开始向中国投掷更多“雷霆”，那么这场峰会最终可能比5月的那场峰会更加没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