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拉丁美洲研究研究员威尔·弗里曼（Will Freeman）周四9月17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评论。弗里曼先生强调－－“即使现政权继续存在，这个国家也正在崩溃”：

在哈瓦那市中心，一座沙土色的巨大瓦砾堆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这就是高等工业设计学院如今仅存的一切——这座庄严的建筑在其166年的历史中，曾先后作为西班牙军官俱乐部、1898年后美国占领军的驻地、古巴卫生部，最后成为设计学院。多年前，它就被宣布不适合居住，并在2025年发生过两次局部坍塌。政府从未派任何人前去维修。今年2月，残存的建筑突然倒塌，将几名擅自居住者埋在废墟之中。我6月到访时，一些瘦骨嶙峋的男子正攀爬在崎岖的瓦砾表面，撬下一块块砖头，然后把它们运走，用来搭建简陋的住房。

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古巴正走向这所设计学院的命运：未来将是国家和经济加速崩溃。除非这一进程很快得到扭转，否则，要把这个岛国重建成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几乎不可能。

几个月前，大多数观察人士预期的并不是这样一种缓慢的瓦解。由于自2月以来一直存在对向古巴供应石油的国家征收关税的威胁，加上川普总统发出的军事行动警告，以及有关哈瓦那与华盛顿进行秘密谈判的报道，许多人认为，要么一项权力分享协议即将达成，要么一场委内瑞拉式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

到5月底，这种可能性似乎已经降低。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到那时，由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的反对，以及哈瓦那拒绝华盛顿提出的条件，秘密渠道谈判已经破裂：美国以投资和石油作为交换，要求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总统下台，并将古巴国有石油公司私有化。哈瓦那6月实施了176项经济改革，扩大了私营部门的活动空间，但这并没有令华盛顿满意。川普政府在允许数量有限的美国燃料和食品通过私人经销商进入古巴的同时，又对国有企业和政权官员实施了新的制裁。8月，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告诉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政策的时间表已经改变，称这将需要“耐心和坚持”，而且该政权可能会一直维持到2028年甚至更久。

对于鲁比奥的这番话，可以有几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政府是在虚张声势。它威胁维持目前这种非同寻常的制裁压力，要么是为了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谈判，要么是为了在发动军事行动之前误导古巴政权。另一种理解是，由于美国深陷伊朗事务，同时又忙于处理委内瑞拉问题，古巴只不过是在优先事项中被降级了。政府让这个岛国处于勉强维持生命的状态，只允许足够数量的美国燃料和食品进入私人企业，以防止社会崩溃，但除此之外，它并没有新的计划。古巴政策已经被设定为自动驾驶模式。第三种理解是，政府已经得出结论：等待一党制从内部自行崩溃，是实现政权更迭唯一可行的道路，即使这条道路漫长、痛苦而且充满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在古巴之外没有得到广泛认识的是，经济和国家的崩溃——由该政权不愿改革所引发，并因美国制裁而加速——已经在重塑这个岛国。除了政治镇压能力之外，国家正在迅速衰弱。经济正在萎缩，并且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他们穷得无法有意义地参与新兴的私营部门。社会凝聚力正在瓦解，犯罪正在上升，而出生率暴跌和人口外流则正在扭曲古巴的人口结构。

所有这些趋势都比外国石油供应中断以及最新制裁早了数年，甚至数十年，但现在每一种趋势似乎都在加速。危险在于，僵局持续得越久，这些趋势就越有可能固化成为任何未来转型的基本条件，使古巴最终成为一个治理良好国家的机会越来越小——同时反而增加一个更加失灵、更加混乱的未来出现的可能性。如果情况不能很快发生变化，那么未来某一天，一个过渡政府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与那些站在设计学院废墟上的男子同样不可能的处境：试图利用一片瓦砾，建造出某种安全、宜居而且能够长久存在的东西。

威权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在哈瓦那，我听到一个笑话。“这个国家只有两样东西还能运转：国家安全机构和医院。”这句话对医院还过于慷慨了。但对于国家安全机构，它说得没错。镇压是古巴政府唯一仍然做得很好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它显然拥有充裕的资源，而更多是因为领导层完全理性的团结。负责管理全国监狱系统的刑罚机构管理局总部，与哈瓦那市中心的任何建筑一样破败，破碎的窗户甚至用硬纸板堵着。但是，将军们和情报首脑们知道，一旦实行政治自由化，他们会失去多少东西。如果川普政府曾经试图让其中一些人相信，他们还有退出的道路，那么这种努力看来并没有成功。因此，他们抱成一团，而国家的镇压能力依然完好无损。

虽然我遇到的古巴人令人吃惊地愿意在街角或者邻居能够听见的地方批评这个政权，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做，但没有一个人表示自己会参加公开抗议，因为这样做几乎肯定会导致被拘留。唯恐有人忘记这一点，警车就停在那些遭到拘押的抗议活动领导人的家门外，构成一种不祥的提醒；在燃料如此短缺的情况下，该政权仍然能够找到汽油把这些警车派过去，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然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古巴政府都比大多数外国观察人士所意识到的更加虚弱——无论是那些想象古巴是一个反美巨兽的右翼人士，还是那些仍然紧抓着学校和医院运转正常这一虚构说法不放的左翼人士。哈瓦那的一名欧洲外交官给出了一个更准确的描述：“威权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一个仍然能够压制政治表达，但越来越无法提供公共服务或者阻止社会失序的国家。

镇压是古巴政府唯一仍然做得很好的事情。

以公共卫生为例，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古巴政府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能够进入最好的诊所接受治疗，过去一直取决于人脉关系。但是直到2010年代初，在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慷慨的公共投资支撑下，古巴总体人口层面的健康指标仍然位居拉丁美洲前列。如今，大多数医院都缺乏基本用品和药物，迫使患者在黑市上购买从抗生素到截肢锯等一切东西。虽然许多医生在这种环境下仍然竭尽所能，但低到无法维持生活的公共部门工资已经使收受贿赂变得越来越普遍。毕业的医学院学生转而在新兴的私营部门从事与医学无关的工作，或者移民国外。结果十分严峻：婴儿死亡率曾经属于该地区最低之列，但自2018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而过去曾被政府控制住的蚊媒疾病也重新出现。仅基孔肯雅热在2025年就感染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登革热和寨卡病毒感染病例也大幅增加。

暴力犯罪过去在这个岛国几乎闻所未闻，如今却在急剧增加——这是国家无序退却的又一个迹象。虽然由于缺乏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很难证实这一点，而且古巴遭受的暴力程度仍然远低于它的一些邻国，但对抢劫和袭击的恐惧已经改变了许多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在哈瓦那以东两小时车程的小城市卡德纳斯，居民夜间不再上街。据称，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在关塔那摩市，一些犯罪嫌疑人遭杀害的案件越来越多地是由私刑者所为——这里所说的关塔那摩市不要与附近同名的美国军事基地混淆。

在哈瓦那，有关破门入室盗窃太阳能板和储水箱的故事已经变得十分常见，人们普遍认为警察越来越少出现，或者越来越容易被收买。虽然目前犯罪活动仍然缺乏组织——其驱动力是赤贫的生存需求，或者对一种被称为“化学品”、如今在全岛随处可见的廉价合成大麻素上瘾——但这些犯罪活动很容易凝聚成为某种更加有组织的形式。

摇摇欲坠的发电厂、被缩短的学年、哈瓦那居民为了把稀缺的公共供水抽出来转卖或者供自己使用而在街道上挖出的洞——国家被掏空的景象随处可见。长期禁运造成的影响应当承担部分责任，自2月以来外国石油供应的中断同样如此。但是，没有任何人强迫古巴领导人在截至2024年时，把用于旅游、房地产和酒店业的公共资本投资提高到医疗和教育投资的37倍。这是一个由少数内部人士组成的小集团为了追逐利润而进行的赌博，而且失败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再经历数年的崩溃之后，这个国家是否还能够做任何事情，包括维持公共秩序。

最漫长的道路

正在重塑古巴、同时也给未来转型制造难题的第二种变化，是经济方面的变化。经济正在萎缩：自2020年以来，古巴经济至少收缩了15%，原因是旅游业崩溃，以及外国投资者因担心美国实施新的次级制裁而纷纷撤离。作为回应，该政权不情愿地为私营企业开放了空间——并不是因为大多数官员支持市场，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活动，是防止这个岛国陷入饥荒或爆发反抗的唯一办法。自2021年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合法化以来，这类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0家，据估计占全部零售额的65%，并提供了总就业岗位的40%。6月的改革正式扩大了获准开展的私人经济活动范围，不过，美国的制裁、该政权在国内外投资者中缺乏信誉，以及其内部的分歧，都可能限制这些改革的落实。

私营部门的增长是积极而且必要的，它至少让一些商店货架在危机期间仍然有商品可卖，同时也使至少一部分人口不再那么依赖公共部门的工资，而这种依赖一直是该政权掌握的一种控制手段。2021年的货币统一也是另一个必要步骤。尽管其实施过程灾难重重，摧毁了大多数古巴人的购买力，但它终结了一个扭曲价格并掩盖国有企业低下表现的双重货币体系。

但是，市场正在以一种特定方式扎根——很大一部分人口穷得无法真正参与其中，法治不存在，而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具有破坏性。我遇到的几名古巴人说，他们感觉自己仿佛正在经历俄罗斯的1990年代：那是一个充斥着不透明交易和受到操纵的竞争的时期，最终带来的不是广泛共享的繁荣，而是寡头的崛起和民众的大规模贫困化。他们重复最多的一个词是“瓜分”——对这个国家进行瓜分。政权内部人士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能够从中获得最大利益，而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所有者也已经抢占了先机。与此同时，年轻人、老年人、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以及许多非裔古巴人，越来越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正如一名古巴女性对我所说：“我们走了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条路，才走到拉丁美洲式的资本主义。”

古巴正在复制某些中美洲经济体最糟糕的缺陷——僵化的阶级差异、裙带关系、对侨汇的依赖以及低生产率——却没有它们相对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很难不被注意到：即使是现在，在停电经常持续两三天的情况下，较富裕的社区里仍然出现了新的餐馆，发电机嗡嗡作响，灯火通明，有现场唱片骑师表演，桌桌满座。而在它们周围，一栋栋房屋陷入黑暗，无人收走的垃圾堆积在街道上。事情本来不必变成这样。古巴人口仍然受过良好教育，尽管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能够支付的工资正在把技术娴熟的专业人员从他们原本的专业领域吸引走。如果今天开始转型，一个充满活力而且公平的市场经济仍然可能触手可及。再过两三年，也许就不再如此。

留下来的人

古巴崩溃的最后一个层面最难衡量，但也是许多古巴人告诉我他们最为担忧的问题：一些人所说的“社会衰败”。大规模移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日益扩大的代际鸿沟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影响，给古巴的未来带来了巨大挑战。

自2020年以来，古巴人口估计已经减少了13%至24%，主要原因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移民潮。由于离开的人当中，育龄女性所占比例尤其高，古巴本已迅速发展的老龄化因此进一步加速。古巴当局预测，到2050年，每三个古巴人中就会有一个年龄超过60岁，而目前这一比例是每四个人中有一个。即使对于一个拥有强劲经济和运转正常的养老金制度的国家而言，这也会是一项重大挑战。对于古巴而言，这可能成为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

移民潮还掏空了整个职业群体，使医院失去医护人员、学校失去教师，甚至教堂也失去了神父和牧师，其规模是古巴人过去从未见过的。几名中年古巴人将当前局面与1990年代的“特殊时期”进行了对比，当时苏联援助和贸易的消失导致古巴经济萎缩约35%，但离开的医生和教师要少得多。那时这个岛国一贫如洗，但医院和学校仍然维持运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那些在国外有亲属的古巴人与那些没有这种联系的人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前者能够获得侨汇，用来创办企业，而后者中非裔古巴人所占比例尤其高。

生活在没有足够食品、能源或药品的环境中，也正在造成心理上的代价。年轻人付出的代价最大，尤其是那些父母身在国外、在比前几代人更加饥饿和更加受到排斥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但是，这种代价是普遍存在的。“这不是韧性，”一名男子在哈瓦那对我说，他指的是那种认为古巴人特别善于忍受苦难的陈词滥调。“人可以适应任何事情。我们改变自己，以设法在这个过程中生存下来，但这是一种退化。”

拖延的代价

40至50年前，当古巴的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邻国开始向民主制度转型时，很少有人预期它们会成功。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当时都远比今天贫穷，经济运转更加失灵，也更加不平等。然而，它们证明了，不利的起始条件并不决定命运：大多数国家实现了民主化，并看到经济增长和趋于稳定。古巴也可以做到。

但是，目前的僵局持续得越久，这种前景就越黯淡。维持目前这种程度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该政权崩溃，也可能不会。但是，如果这种压力再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它肯定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让古巴变得越来越无法治理——无论由谁来治理。

川普政府可能没有权衡这种危险，也可能已经判断，这是迫使政治开放所必须付出的可接受代价。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普通古巴人也作出了同样的权衡。我遇到的许多人并不认为，美国的制裁是造成当前危机的首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制裁是继续还是取消，远没有这个政权是继续存在还是消失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该政权对遭到毁灭的经济负有更大的责任。美洲晴雨表最近进行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新调查显示了类似的结果：74%的受访者将当前危机归咎于古巴政府，而只有16%的人归咎于美国。

尽管如此，无限期维持目前这种压力所带来的风险仍然极其巨大。对于两国而言，可以说，没有什么会比这个岛国陷入犯罪暴力和混乱失控的恶性循环更加糟糕。长期维持最大压力也会提高最终修复的代价，而转型后的古巴能够用于资助重建的资源将十分有限。仅仅重建古巴的电网——每增加一次停电，它就会进一步恶化——预计就将耗资80亿美元。古巴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机构的融资。鉴于美国公众已经对在海外进行国家建设感到厌倦，国会不太可能在此期间出手填补这一缺口。

相反的道路同样有其自身的代价。那些主张在没有发生实质性政治变化的情况下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解除禁运的人，需要坦率面对这意味着什么：接受古巴人违背自身意愿，继续生活在一个让自身致富、同时让公民维持在足够贫困状态以便加以控制的政权之下。他们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以为在制裁减少之后，古巴领导人就能够重建国家机构、降低不平等或者恢复社会凝聚力。领导层的目标是继续掌权。

第三条道路或许仍然存在：提出一项新的、有针对性的制裁减免方案，重点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以此换取能够削弱该政权控制力的具体政治和经济改革。即使哈瓦那过去曾经拒绝过此类协议，这仍然值得尝试。但是，无论华盛顿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必须考虑拖延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已经很高，而且只会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