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车（Victor Cha）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部主任、韩国事务主席。他同时也是乔治城大学杰出大学教授和政府学教授。最近，车教授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作证，说明中国如何在三个方面助长朝鲜侵犯人权：协助对边境地区朝鲜人的侵害、推动朝鲜强迫劳动进入全球供应链，以及在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侵犯人权问题上与朝鲜合作。周三9月16日，他将其证言发表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杂志，供君供君一阅：

金主席、贝拉资深议员以及委员会各位尊敬的委员，很荣幸能够就中国、朝鲜侵犯人权以及跨国镇压问题出席作证。

我将从三个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第一，中国如何助长对边境地区朝鲜人的侵害。第二，与推动朝鲜强迫劳动进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商业因素有关。第三，与中国和朝鲜合作实施由乌克兰战争衍生出的侵犯人权行为有关。

中国在朝鲜侵犯人权行为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以多种方式助长朝鲜侵犯人权。第一，中国贩运那些越过中朝边境寻求逃亡、避难或工作的朝鲜人。第二，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第三，北京拉拢联合国内部的机构，阻挠推动朝鲜人权倡议取得进展。

在强制驱逐政治难民或遣返问题上，中国依据1986年与平壤签署的一项双边协议，一直积极搜捕进入其领土的朝鲜人，并将他们强制遣返。北京长期以来的政策是拒绝给予朝鲜人难民身份。¹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北京已经将数以万计的难民强制遣返回朝鲜，而且这种做法并没有放缓：人权观察记录显示，自2020年以来至少发生了1,076起强制遣返，其中至少406起发生在2024年1月至2025年9月之间。² 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试图在这个压迫性的国家之外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其中许多人希望越过边境生活在韩国——亚洲最具活力和最繁荣的民主国家之一。

绝大多数朝鲜难民都是经由中国出逃的。相关人数极难获得，因为任何组织都不被允许进行系统性调查，而现在获得这些数据变得更加困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已经不再提供有关在华朝鲜人的数据。³ 2012年我在《不可能的国家》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中国官方估计人数约为10,000人；但活动人士、媒体以及其他国家政府估计人数可能高达100,000至300,000人；联合国则估计在30,000至50,000人之间。⁴ 今天，我无法提供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数字范围。当然，朝鲜不会公布任何移民统计数据。因此，几乎每一个成功逃出朝鲜的人最终会遭遇什么，都由北京决定。这些朝鲜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女性，2012年女性比例高达75%至80%，此后这一比例还在上升：2020年女性为845人，男性为202人，而2026年上半年抵达韩国的63人中，有59人是女性。⁵ 这种不平衡并非偶然。自2003年以来，女性难民人数远远超过男性，这是中国的做法（针对男性）以及边境地区人口贩运（针对女性）造成的。

截至2012年，大约有20,000名朝鲜人经由中国出逃，并在第三国获得永久安置；如今，仅韩国一国累计接收的人数就约为34,600人。绝大多数人最终仍然前往韩国。⁶ 美国通过其难民安置计划，截至2010年接收了96人，过去20年间总共接收约200人，但到2019年接收人数下降至零，而《朝鲜人权法》仍在等待重新授权。⁷ 由于担心遭到强制遣返，只有大约14%的人寻求在中国定居。大多数朝鲜脱北者来自咸镜北道，那里是朝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他们越过相对容易穿越的中朝边境，进入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一个拥有200万人口、也是中国朝鲜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一些逃亡者在吉林找到工作，通常是在恶劣条件下从事低端体力劳动，但仍然好于他们在朝鲜能够获得的工作。其他人——主要是女性——则嫁给中国农民或劳工，以此开始新的生活。

作为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和1967年《议定书》的签署国，中国有义务承认那些因害怕遭受政治迫害而逃离本国的人为政治难民。包括中国在内的公约缔约国有义务遵守不遣返原则，也就是说：“任何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因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

中国始终拒绝承认朝鲜人为难民，而是将他们归类为必须遣返的非法经济移民。北京本应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接触这些移民，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难民身份的资格。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于1995年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处理来自越南的难民流动问题，但该办事处一直被拒绝接触和评估朝鲜人的个案。如今这种拒绝已经是全面性的：自1999年以来，在华朝鲜人就无法在边境地区接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工作人员；自2008年以来，他们也无法接触该机构驻北京办事处。⁸

在最近一次发生于2023年的案例中，联合国秘书长选择将估计约2,000名被关押在中国拘留中心的朝鲜脱北者问题提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而不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为全球难民项目承诺提供了数额可观的资金，从而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不愿向北京施压。⁹ 截至2023年，这些被拘留者无法接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工作人员，也无法接触外国驻北京使馆。中国的遣返政策违背了其作为《国际难民公约》签署国所承担的义务。此外，中国拒绝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采访或帮助那些藏匿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北京喜欢将这一政策与美国对非法滞留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的政策相比较，以此为自己辩护。这种说法十分荒谬，因为墨西哥不会监禁、酷刑折磨或处决那些被美国遣返回去的本国公民。¹⁰

大约从2001年开始，中国开始更加严厉地打击这些人。警方加大了边境巡逻、遣返以及外国外交机构周边安保的力度。居住在延边的中国居民如果举报任何朝鲜移民，可以获得500美元奖励；如果被发现帮助任何难民，则会被处以高额罚款（3,600美元）；警方机构还会定期展开搜捕行动，将朝鲜人抓捕起来并予以遣返。随后发生的事情，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并非秘密。这些人一旦被遣返回国，就会被投入中朝边境沿线的劳动／审讯监狱，在那里，被遣返者会被问四个问题：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否接触过任何韩国人？是否有人给过你《圣经》？你是否去过教堂？

那些被发现曾经接触韩国人或传教士的人，会作为“再教育”的一部分遭到严酷的刑讯折磨。所有被发现怀孕的女性都会被强迫堕胎；如果北京遣返一名孕妇，朝鲜要么强迫她接受堕胎，要么，如果孩子获准出生，就会将婴儿杀死。而这种做法被刻意隐藏起来。当中国进行强制遣返时，他们会用窗户拉着窗帘的大巴将朝鲜人送回去，以确保他们不被识别，因为没有姓名、没有面孔的统计数字，更不容易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怒。

供应链与侵犯人权行为

除了中国强制遣返朝鲜难民之外，中国与朝鲜在跨国镇压方面的勾结也嵌入了两国的供应链之中。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项目，对朝鲜强迫劳动与国际供应链之间隐藏的联系进行调查，该项目显示，在朝鲜经济特区内运营的朝鲜国家实体与中国实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劳动分工。

例如，我们正在发现，在这些经济特区运营的一家工厂，可能正式登记在一家朝鲜贸易公司名下，但其实际运营方式却是朝中合资企业。中国一方往往控制所有资金、原材料、生产设备、质量标准以及最终出口目的地，而朝鲜政府则负责动员工人，并实施控制和监视。

这种合作关系的代价，绝大部分由那些以强迫劳动维持其运转的朝鲜人承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研究发现，被关押在朝鲜全国各地拘留设施和政治犯集中营中的囚犯，正被国家安全机构积极动员起来，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工作，而这些工作与来自中国商业实体的生产订单直接相关。

对于这些设施中的囚犯来说，典型的工作日最早可以从清晨5点3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天黑，生产活动每周七天、全年365天不停进行。当生产任务繁重时，据称一些囚犯甚至会把电池供电的手电筒绑在头上，通宵继续加工货物。在这些设施中，休息并不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而食物则被用作强迫手段；如果无法完成生产定额，饭食就会被削减至一半，甚至完全不给。工人没有任何现金工资。

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并非偶然发生；它们帮助维持了一种商业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朝鲜政权的国家控制体系。那些为朝鲜境内初级加工提供资金、原材料和设备的中国企业，最终也帮助这些货物在完成最后加工和重新包装之后，从朝鲜进入中国的供应链。

这些产品从假睫毛和假发，到服装和皮革制品不等。它们以中国品牌或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进入全球供应链。整个过程涉及多层掩盖，使人几乎不可能追查这些商品的朝鲜来源，以及其生产过程中涉及的侵犯人权行为。

虽然这些运作长期以来一直以朝鲜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为基础，但我们正在发现，俄罗斯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我们可以从俄罗斯企业实体和物流中间商在朝鲜经济特区分销网络中日益增加的存在，以及两国不断扩大的跨境基础设施和物流联系中看到这一点。

朝鲜在叶拉布加的强迫劳动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乌克兰战争与朝鲜侵犯人权行为之间的联系。

朝鲜在2023年年中结束疫情封锁之后出现的最重大变化，是与俄罗斯之间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俄罗斯迫切需要来自朝鲜的弹药，这反映出它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也反映出其军事工业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本国武装力量需求的状况。

截至2024年3月，朝鲜已经提供了超过10,000个集装箱的军事装备和弹药，数量可能相当于超过300万发弹药。¹¹ 到2024年10月，这一数字已经达到800万发122毫米和152毫米弹药以及数十枚弹道导弹。随后，朝鲜士兵于2024年10月出现。朝鲜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参加乌克兰战争，实际上表明金正恩已经“全力投入”，帮助普京赢得这场不正义的战争。¹² 这也使朝鲜成为俄罗斯在欧洲发动侵略行动最公开、最坚定的支持者。

截至2025年年底，平壤提供的122毫米和152毫米弹药已经多达俄罗斯需求量的50%。2026年初，韩国估计，朝鲜可能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500万发炮弹，并向乌克兰部署了16,000名军人；另有报道称，预计近期还将部署30,000至50,000人。¹³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总体而言，迄今为止，朝鲜可能已经从其迅速发展的对俄关系中获利多达140亿美元。¹⁴

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产生了莫斯科最初无法满足的无人机需求。克里姆林宫的解决方案，是作出安排，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叶拉布加生产伊朗设计的“见证者”无人机。自2021年年底以来，叶拉布加经济特区的无人机工厂及其相关设施区域，已经从两栋正在施工的建筑扩展成为一个由17处设施组成、最多包括116栋建筑的综合体；据报道，目前每月生产超过5,500架无人机，以支援乌克兰战争。¹⁵ 俄罗斯目前生产“见证者”无人机的升级型号，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天竺葵”；乌克兰国防情报部门估计，俄罗斯计划在2026年生产60,000架远程无人机和50,000架诱饵无人机。

被贩运到叶拉布加的工人大致属于三类：1）俄罗斯本国青年；2）外国工人；3）朝鲜劳工。

阿拉布加理工学院招募俄罗斯青年，其中一些人在以“工作经验”为名被招募时年仅15岁；据报道，他们每班工作时间最长可达12小时，他们的工资与严格的生产定额挂钩，如果他们把自己生产什么告诉家人，就会面临罚款威胁。工人来自朝鲜、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和前苏联国家，他们有的是受到虚假工作机会诱骗而来，有的则是在本国政府强迫下被送到这里。

“阿拉布加启程”项目通过社交媒体广告和付费网红，从全球南方国家招募16至22岁的外国女性，承诺提供免费机票以及每月起薪超过500美元的工资，招募对象主要来自青年失业率较高的国家。然而，她们抵达后才得知自己的工作是生产武器：大约90%的外国招募人员被分配到无人机生产岗位，在那里组装机身、接触腐蚀性化学品，并为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喷漆。公司从她们的工资中扣除机票、住房、医疗和语言课程费用；她们的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而由于银行制裁，向家乡汇款也可能十分困难。联合国将人口贩运定义为通过武力、欺诈或欺骗手段招募、运输、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以达到剥削他们牟利的目的，而叶拉布加无人机工厂的劳工招募过程符合这一定义。¹⁶

据报道，朝鲜为叶拉布加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多达12,000名工人和工程师，从而为其发展提供了支撑。如果外国劳工招募计划构成一家俄罗斯企业实施的人口贩运，那么朝鲜的这种安排就是由国家实施的人口贩运。该政权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安排出售本国公民的劳动力，控制他们能否离开，并收取他们的大部分工资，这违反了联合国制裁，而政权则将所得收入据为己有。按照每人每小时大约赚取2.50美元计算，一支约12,000人的朝鲜劳工队伍每年能够创造数亿美元收入，而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该政权会扣留海外劳工收入的多达90%。这种做法对平壤来说并不新鲜；几十年来，平壤一直残酷而有利可图地向海外输出劳工，地点包括中国的工厂、俄罗斯的伐木营地以及海湾地区的建筑工地。新出现的是对这种做法的禁令。2017年12月，联合国第2397号决议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2019年12月之前将朝鲜劳工遣返回国。金正恩政权继续向俄罗斯贩运劳工，是对这一义务的公开违抗。

朝鲜从强迫劳动中获得的资金，使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得以推进，并强化了维持金正恩掌权的各种网络。¹⁷ 朝鲜海外劳工计划在大约40个国家拥有超过100,000名劳工，每年创造大约5亿美元收入，因此，破坏这种人口贩运活动将会削减金正恩的资金来源。¹⁸ 朝鲜劳工还会带回技术知识。¹⁹ 被派往叶拉布加的技术人员返回平壤时，将带回在大规模生产无人机装配线上工作所获得的宝贵经验。

如果说伊朗提供了最初的设计，俄罗斯建造了工厂，而朝鲜贡献了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力，那么中国则通过其协助建立的供应网络，为俄罗斯大规模生产这些无人机提供了手段。²⁰

中国的参与使侵犯人权行为进一步恶化，因为它使俄罗斯能够迅速实现无人机工厂的工业化并扩大生产规模。中国是军民两用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其中包括电池、电子设备、发动机及发动机零部件和导航系统。中国还充当间接融资方，通过能够抵御制裁的支付网络向俄罗斯转移资金。同时，中国还充当无人机零部件的中转通道，其中包括西方产品，这些产品经由中国大陆和香港运往俄罗斯。中国已经成为这些无人机最关键子系统——发动机、导航系统以及抗干扰电子设备——的主要供应国。来自中国制造商的零部件明显增加，而不仅仅是经由中国转运的西方零部件；目前，俄罗斯无人机关键电子设备中大约80%的零部件来自中国。²¹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通过传统的现金或货币投资方式直接为叶拉布加无人机工厂提供资金。该工厂由俄罗斯出资，而为这个经济特区服务的邓小平物流码头则由俄罗斯外贸银行提供资金。²²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记录了中国在协助金融交易方面发挥的作用，而这些交易使俄罗斯和伊朗能够规避制裁。²³ 2023年至2024年间，中国企业向俄罗斯供应了至少价值6,300万美元的无人机零部件，并向叶拉布加提供了价值约9,600万美元的合同；北京向俄罗斯提供了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军民两用设备；而在2024年，中国每月记录的高优先级军民两用产品出口额超过3亿美元。²⁴ 一家与同一批俄罗斯采购企业有关联的山东贸易公司，在2024年4月至2025年1月期间涉及640万美元的交易和结算。²⁵

结论

请允许我最后谈两点。第一，国会需要重新授权《朝鲜人权法》，该法案自2022年9月以来一直处于搁置状态。感谢金主席以及本委员会各位委员为推动本届国会以及下一届国会通过该法案所做的一切工作。

第二，感谢各位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呼吁释放敏津（Min Zin），我的同事稍后也将在本次听证会上谈到这个问题。任何美国公民都不应该因为参加一场学术会议而在中国被任意监禁。这个问题应该列入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本月晚些时候举行峰会的议程。